然后我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我会被升官。”我说，“我一直在党内表现得极为出色，首相也许需要我这样呼声高的的左膀右臂。毕竟他看埃里克不爽很久了，如果埃里克这次被挪了位置，我就会成为财政大臣——”
汉弗莱对此发出一声轻笑。我有些恼火：“你是否不认同我的话？”
“我对于内阁大臣的活动圈子并不熟悉，也无权妄加评判。”他以一贯的恭顺得令人想抓狂的态度说，“但我仍然斗胆想提醒您现任的外交大臣与内务大臣都是何人担任。”
没错，他的话让我清醒了。马丁管理外交，雷执掌内务，而这两个都是首相在党内的死敌。我怎么可能会被提拔去财政，那样首相就彻底把自己架空啦。唉，做美梦的时候是多么幸福，而醒过来的感觉又是多么失落呀。
“如果那样的话，”我下了结论，“我最有可能就是原地不动了。”
没有人回答，过了好一阵，汉弗莱才以不那么肯定的语气说，“也许有可能，大臣。”
“你连这个都不能肯定吗？”
“唉，我不能肯定。”他阴郁地回答。
我望着他的眼睛，然后，我的心彻底凉了。真是傻呀。执掌行政部这么多年，我面对过无数次内阁改组的威胁，他这样言不由衷的表现还是头一回。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你是否听到了……”我怀抱着微弱的希望等待他明确予以否认，“某些对我不利的风声？”
他保持沉默。
我彻底明白了。突然我觉得浑身软弱无力，不得不撑住桌子让自己保持站立的姿势。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我仍然努力开□□谈，只为了别让耳朵里一片寂静。
“我会得到什么，汉弗莱？”
他不予理睬，我提高了声音，“首相打算拿我怎么办，汉弗莱？”
“我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声音里蕴含着深深的痛苦。“我不知道。”他又重复了一遍，惨然坐在椅子上。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惨淡的神色，甚至苏格兰岛那桩丑闻时他都不像现在这样憔悴。我不忍心再追问下去了，说到底，即使我这周就要被首相踢去上院，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危害，行政部依然存在，新来的行政大臣会立刻走马上任，而他可以用他那一套继续游刃有余地对付新人——
这样一想我还真是凄惨呢，来的时候独身一人，走的时候孤零零一个！
“但是首相为什么要拿我开刀？”我决心弄个明白，“没道理呀。”
“还不是因为您前天干的好事！”汉弗莱咬牙切齿地低吼。
紧接着他向我宣泄了一大番话，真相大白了：首相无力扭转国库的亏空状态，又不想引咎辞职，唯一的办法就是踢一个大臣出来承担人民的怨气。本来内定了佩屈立克当这个倒霉鬼（指佩屈立克.斯瑙德格拉斯，教育大臣——编者），然而我——轻信了刚刚回国，对目前形势一无所知的弗兰克的废话，去做什么党务演讲！本来只需要让佩屈立克下台就能平息的小事被我一搅合成了大乱子啦，好几个首相的选区人民已经公开要求首相“按哈克说的去做。”甚至他们还拿这句话当了口号：“行政大臣为民请愿，英国首相避而不见”。好吧，我这下子成功过头了，成功地捅了首相的腰眼，飞出铺天盖地的马蜂。
“您不是说首相的腰眼上有个马蜂窝吧。”又来了，我蛮横地叫伯纳德离开这个房间，马上叫弗兰克过来。
他立刻奔跑出去，剩下我和汉弗莱闷闷不乐。
半个小时后弗兰克来到了房间，我问他有何指教，结果他也无言以对。
“真可怕。”他说，“我实在想不明白……你在做正确的事情呀，吉姆！”
“看来正确的党务往往能葬送掉大臣的前程。”汉弗莱尖刻地讽刺。弗兰克第一次没有反击，他也吓坏了，“首相为什么要动你，你毕竟能干活。”他令人安慰地说，“教育大臣才是真的废物。”
“一个听话的废物和一个反对自己的能人，首相居然选择保留废物，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汉弗莱继续讽刺。他对弗兰克积怨已久，今天算是彻底发泄出来啦，“当然应该留下反对者好让他继续有力地唱反调呀。”
光是抱怨没什么用处。我很明白，在这件事上我指望不上文官——改组不涉及他们的实际利益。因此我跟弗兰克商量（虽然此时我很想把他掐死），能否请他立刻去联系组织秘书办公室，动员后座议员帮我说话。
“然后您就由给首相难堪的大臣变成公然挑起党内分裂的内讧者了。”汉弗莱一句话打消了我这个想法，“不，大臣，虽然我是文官，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又一条路被堵死了。我束手无策，喃喃自语：“首相不该做自折臂膀的事呀。”我哀叹道，“我以为他总是正确的。”
“恕我直言，大臣，如果首相总是正确的话，您根本就不该来行政部。”我怒视着他，然而汉弗莱毫不畏惧地说下去，“您应当去做农业大臣。”
他说的没错。然而我现在不想听这些迟到的真理。“好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他妈的好主意！”
他瞬间涨红了脸，看上去马上要拍案而起——然而他比我更有自制力。“我会尽我最大力量为之奔走，大臣。”他慢慢地说，同时深深地，瞪了弗兰克一眼，“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随后他拂袖而去。
剩下的人绝望地面面相觑。
最后伯纳德试图给我一点安慰：“您大可相信汉弗莱爵士，他和您的利益绑在一根线上。”
我看不出来这点，我对他说大臣的变动从来不会影响文官地位。
“这是个错误的看法，大臣。”伯纳德和气地说，“如果您被免职，汉弗莱爵士这辈子也没希望当内阁秘书了。”

[就在当天晚上，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滨逊爵士在文学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富有启发性的会晤，之后阿诺德爵士在一份汉弗莱爵士的报告上做了批语。我们在瓦尔塞姆斯托的文官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文件——编者]

阿普尔比冒失地找我商谈关于这次内阁改组的问题，他显然想暗示我说服首相不要动哈克。
他的表现令我吃惊，我认为他由于长期与哈克共事，可能已经失去了文官所特有的理智。为一位大臣求情！这可不是常任秘书该干的事情。
但转念一想，毕竟这两个人在白厅属于政客与官僚融洽相处的典范，上次洗清阿普尔比的间谍嫌疑时哈克还在我面前流过眼泪。也许阿普尔比觉得自己不会再遇上更易被驯服的大臣了。于是我适当地鼓励了他，并且暗示他可能会被分到贾里斯.弗里曼，那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阿普尔比用一根手指头就能处理。
然而他固执地坚持。令人惊讶，他也知道哈克那几滴眼泪，看来我们有一位大嘴巴的行政大臣，嗯？
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不知为何他给我这种感觉：他将会和哈克共进退。
我认为阿普尔比已经不适宜成为下一任内个秘书的头号人员，他甚至可能不适宜继续担任常任秘书。但说回来，如果这次哈克如计划中被封爵架空，阿普尔比也许会——怎么可能——但也许可能会主动辞职，另一方面，如果他能令哈克留下，其能力则足以成为我理想的接班人。
阿.鲁
[汉弗莱爵士本人也对那天晚上的会晤做了记录，把阿诺德爵士的报告和汉弗莱爵士的叙述加以比较倒是饶有趣味的。我们特别恳请读者注意，这是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本中最后一篇记录——编者]

在俱乐部见到了阿诺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对内阁改组一事不愿谈太多，但我设法向他表明了我的意见。
他同意我的看法：以目前内阁的平均水准衡量，哈克是个不错的大臣。他还跟我开了个玩笑，提起哈克误以为我将要去世时泣不成声的一幕。我不知道他如何得知这件事的，不过我们都同意哈克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
阿诺德向我表示他对这次的内阁改组无法施加太大影响，但如果我能设法提高哈克的不可替代性，此事尚有一丝希望。
最终我们宾主尽欢，他暗示我如果能妥善处理此事，便是他退休后继任的不二人选。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我的上帝啊……

12月12日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扭转我今后整个人生旅程方向的决定。
不可否认我在乘火车前往伦敦时仍抱有一丝侥幸心态。本周的内阁会议将于周五进行，而今天刚刚周二，我尚有几天时间可以应对。如果我能在周四之前取得一份巨大的成就——唉，这不太现实，或者能在周四之前抓住首相的某个把柄——哪有那么巧的事。也许我可以尝试下伯纳德的主意？请各大日报的记者们大吃一顿，在媒体上给我增加舆论？不，那会被视为对首相权威的公然挑衅，没准会被总组织秘书当成我要阴谋夺权。维克.古尔德——他是个高大，粗暴，自以为是，而且有严重被害妄想症的家伙，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开除出党，就像汉弗莱说的那样。
总之，我在尤斯顿火车站下了车，部里的公家汽车一如既往地在那里等我。“罗伊，今天天气不错嘛。”我拉开车门时努力一派轻松地招呼，然后我发现驾驶座上坐着的不是罗伊，而是个陌生的胖男人。
“我是您的新司机，大臣。”他说着客套话，模样看上去却令人心生厌恶。
“罗伊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换你来开车？”
他耸耸肩：“部里老爷们的吩咐呗，罗伊被调到环境部去当司机啦。”
我重重地仰在后座上，彻底死心了。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对付我，当初弗雷德也是这样被踢到上院的呀，我感到呼吸困难，手脚冰凉，整个身体都僵住了，仿佛一段被锯断的木头横放在车里。唉，也许我应该保持这种状态，以便适应今后的上院生活。
“您看上去不太舒服，大臣。”新司机漫不经心地说。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我的脸，像死人一样惨白。
突然我对这个没出息的自己生气起来。詹姆斯.哈克。我对自己说，别为这件事情丢人现眼。没错，这是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政治生涯就此终结，那又怎样？我没必要恋栈到茶饭不思，更不能哭哭啼啼，双腿绵软像滩烂泥巴一样被人拖出行政部的大门，当初我是如何进来的，周五我便如何昂首挺胸地走出去。
至少我要留住一名英国绅士的尊严。
走进行政部时我始终保持着庄重自持的精神状态，微笑着向每一个遇到的工作人员问好。很快就要对这一切说再见了，我失望地发现直到现在大部分人我还都不认识，或者虽然面熟却叫不出名字来。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汉弗莱把我绝缘得可真彻底。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伯纳德在里面耐心地等候。
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日程，看来忠诚的私人秘书也确定了我将会下马的消息。这两天他没有做任何安排，我无事可做，除了原定于明天下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演讲。时间多么会戏弄人啊，仅仅在一周之前，我端坐在这里，和弗兰克，汉弗莱，伯纳德讨论这个演讲事宜，仿佛这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七天之后，它却成了我的收山之作。而我还没想好究竟要和听众们说些什么，那些不知会从哪里聚拢来，何种身份，何种年龄，何种阶层的听众，在我脑海深处若隐若现，仿佛笼罩在浓重的伦敦雾气里面。
突然我脑海中浮现一个念头。是的，这是我的最后一场战役，我就像已经被逼到悬崖峭壁边缘的困兽，在坠落之前最后一次露出牙齿威慑对手。仅仅这一次，让繁琐的手续，费解的语言，含糊不清的中心思想都见鬼去吧。我要对伦敦人民们清清楚楚地表明我的态度，我要大踏步地站出来，支持那些为了自己权利而搏斗的大学生们。反正马上就会一无所有，凭胸口跳动的心脏发誓，我要让人民看到，内阁中仍有正直存在。
[我们百感交集地看到，在哈克因彻底绝望而破罐破摔之后，他似乎第一次表露出政治家的素质——编者注]
这份讲演稿几乎是一挥而就。我唤过伯纳德，踌躇满志地让他将其校对后打印出来。
伯纳德审视着我的稿子。“哦，我没想到您居然会自己写。”他随随便便地说，立刻发觉这话中含有歧义。“我的意思是，汉弗莱爵士已经嘱咐我们为您起草一篇关于爱与和平的演讲稿了。”他连忙补充，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没有为他的大胆而生气，这个天真甚至有些幼稚的年轻人多好呀。我慈祥，同时坚定不移地告诉他，我将在集会上说我想说的话——自入住行政部以来，这将会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发言。
“汉弗莱爵士不会同意的。”他真是个死脑筋。我告诉他汉弗莱爵士管不了那么多啦，让他见鬼去吧。将他打发走后，我开始构思我的辞呈。
我再一次起身走向窗口，凝视着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色。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似乎被时间的巨手遗忘了，几十年光阴流逝未曾给它带来任何变化，冬去春来，草木更替，而我一直坐在这间屋子的办公桌后面，常任秘书站在我一边，私人秘书站在我的另一边，三个人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团团打转，最终却总能取得一致意见。
也许上帝已经对我足够眷顾，能够一直走到三十年后。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我早早辞世，汉弗莱住进了老年精神错乱病院，只剩下孤独的小伯纳德，但他也离开了行政部去颐养天年，我们像散落在人间的豌豆一样各自沿循命运的轨迹前行，偶然的相聚后是永久的别离——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