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奥尔加的门口按门铃，在午夜打扰别人是不礼貌的，可我确实没地方可去了，二月的莫斯科能把人冻死。

“哗啦”一声，门终于开了，奥尔加披了一件外衣，皱起眉头看我。

“奥尔加……”

“进来吧。”

我连忙向前迈了一步，心里多少有点庆幸。她关了门，把我拖到客厅。她指了指茶几，示意我把箱子放在那下面。

“有紧急事吗，没有的话你就睡这儿。”

“……我要被子。”

“哼，”她白了我一眼，“蠢蛋，等着。”

我放下箱子，脱掉外衣。奥尔加的小屋倒是温暖，相形之下，莫斯科就真冷得要死了，我可不敢睡在公园里。奥尔加抱来一床被子，随手一扔。我接住它，缩进里面，被子还热。她坐到我身边，打了个相当长的呵欠，又揉了揉眼睛。

“你还好吗？”我小声问她。

“不算糟糕。”

“希尔佩特和卡琳呢？”

“在我舅舅家，你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明天再告诉你，睡吧。”

“你还是这样，任性又自私。”

她乜了我一眼，扭身扣上卧室的门。我裹紧了被子，上面有女人的味道。

活该，没人逼着你喜欢我这个任性又自私的东西。

此来莫斯科是为了避难。三个月前，我不小心把新芬党的重要情报卖给了政府。在此之前，我经常偷卖情报赚零花钱，从没出过事。但是这张看似不起眼的目标名单给我带来了大麻烦，英国政府在接到它之后立刻作好了保护工作，共和军的暗杀行动收效甚微。整个贝尔法斯特暴跳如雷，连格里•亚当斯都惊动了。事情暴露得很快，我只得卷了手里所有的情报寄去伦敦，MI5立刻把钱打到我的帐户上。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把钱换成了首饰和毒品，首饰通过邮局寄出，毒品溶解在化学制剂里伪装成汽油偷运出境，我本人在被干掉之前溜走了。

所有的事情都草率极了，我有点后悔。比起零花钱，安定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柏林逃到科隆，再跑到保加利亚，然后被抓回柏林。再逃，从柏林到科隆再到爱尔兰。这段倒霉日子中，在贝尔法斯特呆得最长也最安全。

几年前在莫斯科做的戒毒手术，现在又来转一圈，心里别扭极了。那个手术不需要全身麻醉，躺在无影灯下的两小时中，我的意识始终是清醒的。这个过程让人全身痉挛，躺到手术台上，医用手摇钻在颅骨上钻出两个小小的孔洞。而我只能听着那七成新的苏制医疗器械边进攻骨头边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他*的，那是我的脑袋，不是别人的。医生把低温探针塞进那两个小孔，我甚至能感觉到可怕的丙酮像鲜血一样汩汩流动。低温探针使处于腰脑回中的褶皱冷却了十秒钟，医生说这种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看到的大脑白色物质正是形成嗜好吸毒的病理中心。冰晶会使细胞破裂，同时切断细胞之间的联系，使我从毒品依赖性中解脱出来。在当时没人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没有足够的病例。

这几年里，我痛苦得要死，或者说死也无法解决痛苦。现在，一个女人睡在隔壁，就那么睡着，一个人，我什么也没对她做，这种事传出去是要被人笑的。独处的时候总能发现不少有趣的事，我已能独自将七十公斤海洛因全部处理，一点也不留。要知道，几百天之前我还是个离了注射器就没法活的人。

“喂。”

灯亮了，我睁开眼睛，好一会儿才适应了眼睛上的光线。

奥尔加伸出食指戳我的额头，“醒醒吧，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我想，”我摸了摸她的大腿，“别列科夫中尉，您还是先睡吧，我担心您会被吓得睡不着。”

“你在说什么，”她扯我的头发，痛死了，“混蛋，如果再用这种腔调说话，老娘就把你扔出去。”

话虽如此，她还是给我掖了掖被角。看，这就是女人，一种单细胞生物。

“诺伊拉特截获了克劳斯表哥，”我蹭蹭她，“表哥死了，把希尔佩特和卡琳托付给我。”

她打了个寒颤，“你父亲……杀了你表哥？”

“又不是他的女人。”

“你怎么了？”她惊讶地看着我，“毕竟是一门亲戚，你父亲他疯了吗！”

“原本我不想参合这件事，我只在家族聚会上见过克劳斯，我甚至不了解他，可惜我对社会学学者没有抵抗力。”

“你做事一向如此，”她抿起嘴唇，“不过换成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毕竟希尔佩特和卡琳还是孩子。你父亲为什么要杀你表哥？你表哥为什么要把孩子托付给你？”

“杀人的原因不是我们该知道的，克劳斯知道我和诺伊拉特关系极差。另外，我已经没有亲戚了，全被那个用棉花擦屁股的混蛋干掉了。”

“你在说什么？”

我支起脑袋看她，“我父亲，诺伊拉特•费迪南德•冯•克莱斯特，是个用棉花擦屁股的老混蛋，明白吗？”

“我的天哪，”她叹了口气，“这都是怎么了？你的那个朋友呢，你没有去找他？”

“我去过北京了，”我撒了个谎，“我无处可去了，才到你这里来。”

“不，不是那个外科医生，是你的男朋友路德维希。”

“我亲爱的共产主义小姑娘，”我血管几乎要炸裂了，这个名字差点让我气死过去，“那个混帐被USMC开除了，别再提他！”

“你见着他了？”

“行了行了，没有素质的大兵只能添乱，把你以前对他的印象砍掉，毕竟只是一个小孩的回忆，我自己甚至不能判断当中是否有想象成分。”

“你这是怎么了，”她一脸怀疑地看着我，“还好我已经适应你这种神经质的叙事方式。”

“是的，也只有你能容忍我。我得说把孩子养大对我们有好处，不过要等很长时间才有收效。”

这时，她已经放松下来了，“莱因哈特，你非要用最繁复的方法叙事吗？”

我坐起来又缩了回去，“前一阵子我在爱尔兰工作，赚孩子的抚养费。奥尔加，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你能照顾这两个孩子。”

“给我？”

她差点跳起来，“为什么给我？我还没结婚，我……”

“现在，我只能信任你，奥尔加。”

“那你呢？”

“不太清楚，离开这里是肯定的。”

她眼里流露出的失望几乎要把整条伏尔加河阻塞了。

“但是，”我把她抱在怀里，“等我回来。”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愣愣地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我亲吻她，“嫁给我吧，奥尔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好象吓坏了，呆呆地僵在那儿，于是我把她抱进了卧室。

2

醒来已经是下午了，奥尔加正坐在我身边织毛衣。见我醒来，她放下毛线抚摸我。她的指尖划过我的眉毛，缓慢而轻柔。

“莱因哈特，你饿吗？”

“饿，卫生间在哪里？”

“你要去厕所吃什么？”她放声大笑，“在厨房左边，你真蠢。”

我蹭蹭她，爬下床，钻进厕所放水。这一觉睡得很舒服，虽然我一直竭力克制自己对这个女人的感情，但是她能让我安心，我也不对她设防，这些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奥尔加的声音传了过来，“你要在哪儿吃？”

“卧室里，厨房太冷了。”

她没有回答。我洗了手回到卧室里，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一点土豆泥，几片面包，装鱼子酱的瓶子是打开的。她还记得我睡醒了能吃多少，真体贴。

“你说你见过路德维希了？”

“你好象对那位贝尔纳先生很有兴趣，”我搅了搅土豆泥，她在里面埋了一点牛肉，“需要我打消你的念头吗？”

“别误会。”

天色阴阴的，外面还在下雪。她没有解释，我也没做声，我知道她只想联系到一些帮助，然而我已无法面对那个人。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我只能先把她的面包和土豆泥扫干净。

从头说起恐怖的根源并不困难。我自幼和雅宁森叔叔生活在波恩的一间研究所里，我没有见过妈妈，也没见过其他的什么亲人。贝尔纳一家是我们的邻居，夫妻二人都是波恩大学的学者，我经常跑到他们家去玩。路德维希•贝尔纳比我大五岁，是个聪明得有点狡猾的家伙，所以我叫他小狐狸，他也亲昵地称我为他的小笨狼。我们总是一起出去玩，从不向大人们申请，每次都不会给发现；我喜欢吃冰淇淋，他就千方百计省下零花钱，要知道他父亲是位经济学家，还是犹太人，对他的零花钱管得很严；他有时候会让我看看书，教我一些有趣的东西。

“谁能摧毁那道冷墙，”我看着窗外的雪花，天依然是阴的，“一年以后，路德维希去了美国，没有什么比他自己所说的更为真实和直接的了：他不能回来了，只能给我写信。难道他不知道那些洋溢着热情的信件会让我痛苦万分吗！”

奥尔加用勺子搅了搅咖啡，把杯子推到我这边。

我必须承认和路德维希在一起的日子是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我十二岁那年，雅宁森叔叔死于意外，研究所也出了些事故。我被诺伊拉特接回波茨坦，以后的日子简直就是噩梦，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坟墓里，即使在白天睡觉，它也搅得人不得安宁。然而诺伊拉特是成功的，他的每一句话我都需要考虑很久，直到我越想越歪剃了光头扎了海洛因开始和种族主义者在大街上游行。

路德维希本想到柏林来读大学的，但我几乎隔离了过去的一切。当我发现这堵巨大的冷墙狞笑着矗立在我们之间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他在给我的信中抄写了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一段话。

“第一个学年给爱德华•阿姆泽尔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像他现在每天在两个村里人眼前露一次面那样，胖乎乎的，身上满是斑点，他分得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不管年轻人那些游戏怎么叫法，他都得参加，确切地说，他都受到折磨。那群人把小阿姆泽尔拖到福尔歇尔特仓库后面的荨麻丛中，用腐烂的、发出焦油味的缆绳把他绑在一根木桩上，尽管并非富有创造性，却也把他折磨得疼痛难忍。这时他虽然哭了，但是他那双由脂肪包着的灰绿色的小眼睛，却不想放弃透过眼泪进行观察和评价，他不想放弃对于典型动作的实实在在的感觉。众所周知，这些眼泪会帮助他得到一个虽然模糊不清但却过分精密的镜头。在这样殴打两三天之后还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在十次殴打之间，除了脏话和绰号之外，还有意无意地冒出‘犹太鬼’这个词来——在海滨树林里，在沙丘之间或紧靠海滨、受到海水冲刷的地方，同样的殴打场面又在独一无二的多臂稻草人身上重演。

“瓦尔特•马特恩要结束这些殴打以及事先发生的殴打之后接踵而来的效尤。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参与殴打，甚至有意无意地用上了‘犹太鬼’一词。有一天，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虽然已经用坏但仍在怒气冲冲地晃来晃去的、同他毫无区别或更确切地说是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稻草人，于是便在殴打中放下了拳头，让两只拳头——如果允许这样讲的话——沉默五拳之久，接着再打。然而从此以后，当瓦尔特•马特恩的拳头又挥舞起来时，遭殃的就再也不是只好忍气吞声的小阿姆泽尔了。他强迫其他那些折磨阿姆泽尔的人改弦易辙，他做这种事非常投入，有规律地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在福尔歇尔特的仓库后面，除了眯着眼睛的阿姆泽尔之外没有任何人，他还是在仓库后面长时间地向夏日的和风挥舞拳头。”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挠了挠头，“对不起，我总是过多地谈论自己的事。”

奥尔加又给我倒了杯咖啡，“你说君特•格拉斯……你知道那些话是哪里的吗？”

“我懒得去找这些句子的出处，每个词都赐给我窒息式的痛苦，它们让我痛苦，难道这还不够吗？”

“他已经把这门推开十三年了，”她放下咖啡壶，十指交叉起来，放在桌子上，“十三年了，而不是一个小时。”

“你会为我把门推开一辈子吗？”

我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她，至少现在我想兑现所有的谎言。奥尔加总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超出了我们该有的关系，仿佛是朦胧中就应该存在的，而我又从未体验过。但是她一出现，这种感觉就无比清晰。

“我无法再信任他，”我擦擦嘴角，“大约两年前，我当时在索非亚工作，为当地的NeoNazi组织提供宣传品。当年保加利亚国庆时，我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盯上了，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没人给我提供消息，我本人也没有正面接触过跟踪者，只是隐约有一点感觉，非常奇怪。然而这种直觉是准确的，事情发生在四天以后，这种程序……很严格。”

奥尔加的表情凝固了，“在你二十岁生日那一天。”

“是的，在我二十岁生日当天。”

3

贝尔纳先生——我从现在开始必须以这种方式称呼他——离开后，我在万念俱灰中度过了一千多个日夜，直到遇上奥尔加，能打动我的人不多。我看着胸前的十字架就不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我在1998年虚报了年龄参军，结果是可喜的：蒙混过了检查，夹着一堆糟糕的行李逃离诺伊拉特，躲进了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少得可怜的安宁。

我未完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2001年，克劳斯表哥和他的妻子回波茨坦报仇——诺伊拉特在数年前的争权中几乎清理了克劳斯全家——家族内乱达到颠峰，诺伊拉特忙得抽不开身。这本来是件好事，无论哪一方伤亡都对我有利无害。然而意外总有发生，有人发现了我身上的针眼并搜集了证据，我只得赶在被开除之前先溜，于是胡乱流浪，最后到了保加利亚，找到工作倒是在意料之外的事。

3月7日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怕注射海洛因会把眼球弄爆。我没有独自过生日的习惯，如果身边没有熟悉的人，我倒宁愿忘记那么个傻乎乎的日子。

当天医院的人很多，排队排得我有些不耐烦。突然有位小姐安排我到一个单间，让我在那里等医生。这位小姐虽然打扮得像个护士，但她没有一点儿护士的气质，穿着一双华丽而拖沓的高跟鞋，眼神很奇怪。她只说了句“请跟我来”就把我拉进了一间处置室。

“其实我当时就该反应过来这有问题，”我捧着空空的杯子，“我摸到了她的手，手指内侧有茧子——匆忙间我的指甲甚至划过她的手——那是长期射击留下来的证据，可我没注意。奥尔加，我还想要一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