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行前夕，他借由以家人出行的名头办理护照，将她的姓氏改成了赫克谢尔，也许是出于让她回归家庭的私心，也许是出于另一种阴暗的、叫他一生都不敢承认的情感，他以自己的姓，冠她的名，将她带到了美国。
几乎是抛弃了所有，他带着母亲和南希登上了邮轮。怀揣在美国参军、出人头地获得权力来寻找关在集中营的兄长的决心，他满怀希望，无时不刻都在苦苦经营。南希还记得，当飘荡在海上时，每天他都会陪伴赫克谢尔夫人在甲板上散步，散完步后便孤身一人时便站在船艏心事重重地抽烟。海风吹起亨利的头发，缭绕在瞬间散去的烟雾中。
南希远远地看着，从不去打扰他。
有一天，她站在甲板上，仰头看空中盘旋的海鸥，想起了亨利少年时期在山野里打猎的模样。他端着枪，骑着马，多么意气风发，扬起的枪口发出一声巨响，振翅的野雁便从天上坠落。
很奇怪，她从不觉得残忍，尽管觉得野雁可怜，可谁叫它们是猎物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猎物，而要成为猎手，多年前这就成为了她的信条。
她举起右手，比出一个枪的手势，眯起右眼，瞄准一只环绕在暮色中的海鸥，随着那鸟儿运动而移动指尖。当她沉浸在瞄准的过程中时，突然有一只手轻轻地搭在肩上，另一只手从后而来，越过她的肩，握住了她的手。
紧握的双手定住，随着食指的瞬间有力地上扬，他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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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可能有读者会疑惑此篇文乱伦元素有点高，但这并非作者本意，而是文中人物的有心之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希会对阿尔有那种超脱于朋友的感情。南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前期的铺垫足够了，后面她也将迎来她自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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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教会了她开枪，多年后，她一直随身携带用于收割他人性命的那把精致小巧的手枪就是他花了足足两个月亲自为她设计的。这是他送给她的唯一一件礼物，她将珍藏这件礼物直至生命的结束。
起初的两年艰难到赫克谢尔夫人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南希忍受着莫名其妙的恶言恶语照顾她、服侍她，年迈而骄矜的德国女人还是没能习惯美国都市里的喧闹与嘈杂。她死的那一天，南希在亨利近乎崩溃的眼泪中松了一口气，甚至感到喜悦。也许这就是罪恶的开端，不，还得是从天上落下的野雁开始，后来南希一直认为，自己的罪就是从喜悦他人的消亡开始的。
母亲死了，骄矜而孤傲的亨利第一次接受了南希的拥抱。他靠在她的怀里，哭着说，自己只有南希这样一个亲人了。
我不是你的亲人，南希这样回答，赫克谢尔这个姓氏不代表我们就是亲人。如果可以，我想做你的爱人。
整整十二年，她用了此生最大的勇气把爱说出了口。她至今记得在她怀中啜泣的亨利抬头时的震惊与恐惧。
倘若我们是亲人呢？她听到亨利颤抖着说，倘若我们只能是亲人呢？
倘若，你只能姓赫克谢尔呢？
所以说，二十二岁的南希就知道了自己和亨利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的事实，可她在片刻的哑然后，居然强压着惊惧，说，那又如何呢？
她挨了一巴掌。
亨利第一次打人，打的是他最爱的女人。他说这一巴掌是为他们的父亲打的，也是为南希死在爱尔兰的母亲打的。南希多想说自己从来没把老赫克谢尔当作父亲，把他当做哥哥，她已经是二十二岁的成年女性，也绝不会接受所谓的来自兄长的管教。
她想，自己更加深刻的罪，就是从她肿着脸颊，拉着亨利的衣领踮起脚尖，吻在他唇上的那一刻开始的。
但凡你对我没有任何感情，你就该躲开这个吻的。
她唇角的血丝粘在痛苦到呆滞的亨利的嘴角，她多么得意洋洋，欣赏孤傲的亨利落在绝望的痛楚当中。她以为自己占领高地时，亨利却露出冰冷的笑容。
南希，我们还有一个哥哥呢。亨利抚摸南希的头发，近乎爱怜地说，这世界上，我们还有别的亲人呢。
自此以后，绝望的就该是她。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法西斯宣战，一切都在亨利的意料之中。过去赫克谢尔家族在美国的生意伙伴给予了亨利支持，扶持他进入军队的情报科，他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他眷恋一生的欧洲大陆。
可他没想到，某天他在队伍的接线员中发现了南希。
他愤怒地举起手，想行使自己如兄如父的权威，可在南希凝视他的坚定眼神中，他败下阵来。落下手，他疲惫地问，为什么要来？
因为他是你的哥哥，也是我的哥哥。
谁都知道这是谎言，可亨利居然舍不得或者说害怕戳破这个谎言。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每回闭上眼睛后在黑暗中总会浮现的身影就这样来到了他身边，他甚至感到可悲的喜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亨利开始教南希用枪，他希望她能保护好自己。
是以休战时刻，总能在前线后方的草场空地里，看到男人自后握住女人的手，朝远方打靶的场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对兄妹，身为情报科科长的哥哥和接线员妹妹。随着战线超欧陆腹地推进，美军队伍越来越靠近德国地区，有一回，队伍遇到了困境，前方城镇有大量德军驻扎，却不知道具体兵力如何。派遣侦查小队易暴露己方，最好用地下方式。正当指挥官和亨利百愁莫展挑选人员时，南希主动请缨，说自己会德语，又在德国生活过，可以伪装成德国妇女深入敌营。
她还记得亨利怎样斥责了她，又逐渐接受了她的提议。在亨利近乎绝望的目光中，也许她是故意的，故意惩罚他不肯表露的爱，只身进入了敌营。
一天后，她带着情报回来，指挥官表扬她可不是个接线员那么简单，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情报人员，亨利在勉强的苦笑中附和说南希本来就是赫克谢尔家最聪明的孩子，然后拉着她来到后方，颤抖地揭开她的衣领口子，好似想要探查她的脖颈上的红痕究竟为何。
她只觉得好笑，告诉亨利，说有些东西，对于女人来说，不上床是弄不来的。
亨利的手僵住，南希顺势拥抱了他，说，是你先不要我的，
后来她想，亨利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恨她的。
而这恨的加剧，来自于1945年4月，在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后，亨利便得知兄长早在进入集中营一年后便被折磨致死，自己所做的一切全乎枉然。这时，已经是一名情报人员的南希从柏林地区赶来达豪市，再次来到了他身边。
南希想，自己赢了。亨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了。
她一错再错，故意在受伤的亨利面前和别的男人调情，欣赏她的兄长濒临崩溃的边缘。她知道离自己的目的近了，某天，当她在庆功宴上和一个男人接吻时，她的胳膊被扯住，人们都以为是哥哥再也不忍看妹妹在外胡闹，却不想妹妹被带回公寓，兄妹两人近乎仇恨般地纠缠在一起。
亨利碎掉的理智，是那么美，南希抱着他，说爱他。他若跌落，只能跌落到自己的怀里。
也许在他们的一生中，战后的那四个月是最美妙的日子，亨利尽管顾虑重重，但还是依南希所愿生活在了一起。可四个月后，命定的惩罚悄然而至，南希发现自己的例假在两个月不造访后，惊恐地意识到了怀孕的事实。
不应该留着这个孩子的，也许两人还有挽回的机会。可若说有什么是注定的惩罚，注定让执迷不悟的女人得以回头，那么就是孩子。在怀孕的十个月里，南希对外称这是一夜情的后果，对内则和亨利两人幸福而又胆战心惊地迎接这个孩子。
对于亨利来说，这是他失去了所有亲人之后将要迎接的第一个亲人。也许是南希如恶魔般在他耳边的龃龉起到了效果，他竟忘记了南希在作为他的爱人之前首先是他的亲人。他一生就在这个时候是糊涂的，自此以后便保持残忍的清醒。直到那个孩子降生。
那个孩子几乎要了南希的命，大得不得不选择剖腹产，自此以后在南希身上留下一道罪恶的刻痕。而亨利，在抱起那个孩子的瞬间，就意识到惩罚的降临。
这孩子，是个聋哑的。
还没来得及让两人接受残酷的现实，某天——南希还记得，是1946年纽约的秋天，窗外的红叶在后院里落了厚厚一层，秋草地的露珠旋转着整个天空。这个躺在婴儿床上的孩子，在一阵抽搐后，咽了气。
所以在多年后，她看到另外一个乱伦之子倒在地上抽搐时，她几乎恐惧到晕厥。
这一回，她知道自己错了，她意识到杀死孩子的不是别人，是身为父母的他们自己。她抱着冰冷的孩子地板上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亨利从她手中把孩子抢了过来，放在了一具小小的棺材里。两人之间的爱，仿佛就在那个秋天，随着孩子一同被埋葬了。
自此以后，她甚至都不敢说“爱”这个字眼了。
而亨利，为了提防两人之间的重蹈覆辙，居然想出来这样一个招数。这起源于战后曾在萨克森地区见到的一名担任德语翻译的年轻人，当他有把这个身为侦察兵的年轻人招募麾下的想法时，理所应当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背调。随后便惊讶地发现了这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莱利的年轻人的秘密。
他想起了自己死在秋天里的孩子，想起了自己的绝望，想起了自己对南希仍旧无法消弭的爱。
于是他招募了这个年轻人，甚至把他放到了知情的南希身边。
瞧一瞧吧，就算看似健康地长到了这么大，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困扰将伴随他终生，精神上的痼疾，身体内潜伏的病症，该有的病，迟早会找上身来。
自此以后，他便专心于事业，当初为了迅速上位得罪了不少人，如今只能进而不能退，他用这种方式麻木自己，以至于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南希，则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倾泻自己没能给出的爱，品尝自己永恒的罪。
尽管她知道，亲手杀了外祖父、将自溺的母亲从浴缸里捞出来的阿尔弗雷德最恨的就是她这种人。
就像自己那畸形的、没能长大的孩子，若能成长到有思想的时刻，最恨的也是将是她。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与其说她爱着阿尔弗雷德，不如说她爱着自己的罪。
只有罪的清晰可见，罪所带来的痛，才能隔绝她对亨利的爱。
那罪恶的、夺去了他们最爱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爱。

她望着远方，泪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落下。
“不过，当我从天上落下的那一刻，我似乎觉得，我可以不需要你也能不爱他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只想起冰冷的母亲。她爱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爱我，到最后无法面对我。
“也许你也该试试跳伞，当你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托于自己手中时，在极速的下坠中，你能看清很多过去并不能看清的事情。”
南希俯下身，捧起我的脸，在我额头上落下一道颤抖的吻。
“对不起，阿尔。”
我握住了她的手，放在唇下亲吻，好似在亲吻母亲，又好似在亲吻永恒。
“人类之间鲜有无缘无故的爱，包括我对你的爱都掺有杂质，可只有他——你的萨连科，对你的爱是纯洁的。你应当去追回这份爱。”
南希用拇指撇去我的眼角的泪水，“不要着急。”
她瞥了一眼躺椅旁、歪斜在沙子中的酒瓶，说：“更不要消沉。”
我哽咽地握紧她的手，她却站起身，撇开我独自朝大海走去。在夜色的朦胧中，身穿白衣比基尼的南希变得很薄、很轻，她朝前走，将自己的双腿没入漆黑的海中，一团白色的浪花涌来，亲吻她的皮肤，她张开双臂，超前拨开那迎接她的海，如拨开命运的痕，朝海洋深入游去。
我站在岸边，注视她，久久不能移开目光。
火烧史塔西和柏林隧道事件让我的回归希望渺茫，被变相地软禁在迈阿密接受调查已经到九月份，我算着日子，挂念萨连科的伤势和情况，到后来这种细细的煎熬叫我再度消沉。若不是南希这番自戕似的剖白，我想懦弱的自己很难坚持下去。
他是我唯一纯洁的爱，为这爱等待五个月算什么，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我都可以等下去。但我恳求慈爱的主，不要让我的爱人等太久。
赐我所有的力气和勇气，让我奔向他。
几天后，我依照南希的建议跟随陆战队进行了一次跳伞的训练。
怎么说呢？这次的经历结合到未来会让我更加相信玄学。不过现在，体会却只集中在一块很小、很感伤的区域。在极速的下落中，泪水会反重力地朝上飘，被远远地甩开。张开双手，下方是粼粼的蓝色的海，不再一望无际，可看到分明的天际线。风很冷，刺得脸有些痛，我在奔向那片永恒的蓝色，就像坠入他的眼眸。也许——不开伞也是好的，就这样直直地下落，落进他矢志不渝的怀抱。我想我一定是在哭，阿尔弗雷德总是这样不争气，就在我闭上眼睛的刹那——我好听见，他抱住我说，不准走！不准走！因为我是因为他而存在，所以不准走！
从逃避的思绪中惊醒，我猛地睁开眼睛，在教官指定的高度还要再往下一点差点进入的危险高度开了伞，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扯住，就像他无数次抱住我的那样——摇摇晃晃，我操控自己，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上。
后来不出所料地挨了教官的斥责，可我却笑得满眼是泪。
十一月份时，亨利告诉我针对我的调查已经结束，但想回到原来的位置基本不可能。曾经我的线人——雷奥接替了我的位置，活跃在东德地区。对此我并没有任何意见，只求亨利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如果不行的话，还我自由身，我好歹也是美国公民。”我几乎天真地说道。
“普通美国公民可不会有你这种待遇，犯了错还能吃穿不愁。在国内FBI会全程监视你，在国外，你永远属于CIA。”亨利说：“多年前我就说过，这是条不能回头的路，阿尔，你知道得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那么，除了惹上大麻烦之外，我还是有用的吧？把我派回欧洲，随便哪里都好！”我着急忙慌地在电话里叫道，听筒里传来亨利冷冷的笑声。
“看来你还没有彻底冷静下来。”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我在长久的愣神中终于恍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若是我对萨连科的感情太过浓烈，找寻他的意图太过明显，亨利是绝对不会让我重返欧洲。
如今南希也回到了“战场”上，就我一个人被扔在了迈阿密。但调查结果分明已经给出了我的罪状，和苏联某位军官搭上了线，尽管有亨利作保说是为了“喂”情报给对方从而进行误导策略，但在最后的火烧史塔西事件中，怎么都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
面对局内调查人员的问询，我撒谎说是有重要情报被误送到了史塔西，而我放火也是在打斗中擦枪走火的意外行为。为此我经历了至少三次测谎仪的测试，多亏了我本来就不大正常的精神状况，那玩意儿居然对我不起作用。
1957年初，我被允许离开迈阿密的军事基地，回到了纽约。
时隔多年，我站在了外祖父的那栋房子里，罪恶在这里曾经充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却最终只剩下灰尘一片，好似尘封于幽谧的洞穴，被亘古不变的孤寂所笼罩。不到五分钟，我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来到街区的一处旅馆给自己订了一周的房间。
迈克尔——如果你们还记得我这位死在诺曼底的朋友的话，他那偏瘫的父亲已经去世，看来中情局所带来的医疗条件也没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史密斯夫人，独自生活在原来的住处。在某天早上我走访了她，她照例挽留我留在纽约，可我跟她说，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
“在欧洲，我找了个俄国人。”
史密斯夫人很惊讶，但她说俄国女人都漂亮，虽然有点凶悍，但很会过日子。只是得提防她们在三十岁以后极速的发胖。
“那是俄罗斯的地域特征，你可以把她带到纽约来。”她握着我的手说。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会来见你。”我拥抱了这个曾在童年时期给予我些许温暖的女人，真诚地说：“前提是我必须先回去欧洲。”
“你会的。”她鼓励着说，“没什么比爱人更重要，你一定会的。”
在被FBI监视的日子里，我的去处很有限。除了在纽约城内闲逛，就是去酒吧和舞厅里喝酒。我一直怀抱着可以遇见故人的期望，于是心诚则灵，不是在酒吧——而是在一家童装店外遇到了牵着她两个孩子的乔。起先是我看了她一眼，她狐疑地眯起眼睛，随后她激动地跑向我，一句话没说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快十年了！”她几乎要流下眼泪，捧着我不复少年气的脸庞，说：“你变了，不，你什么都没变！”
后来我和她坐在一家街边的咖啡厅里，她的两个可爱的孩子被保姆带回了家，她十分慷慨地腾出时间来陪我这个无事人。之所以一直期待想要见乔——这个年逾四十却依旧娇俏动人的美丽尤物，是想告诉她，我做到了。
“还记得我写信的那个人吗？”
“当然，至今我都能记得他的名字——萨连科，是吗？”她笑盈盈地抿下一口咖啡，玫红色的唇膏在骨瓷杯上留下两道暧昧的痕。
“原来他一直都在找我，所以，说不准是我找到了他，还是他找到了我。”
“你们在一起了吗？”
“在一起了！”我神经质般地兴奋，不住地点头，凑上前降低了声音，“不过，我们被分开了，不是我们想分开，是被分开。不管是有的人，还是这个世界，似乎都见不得我们在一起，可那又有如何呢？我会回去的，这一次一定是我先找到他！”
乔抬起手，摸了摸我的头，担忧地说：“阿尔，你在发烧。”
“我知道，可这并不要紧。我要做的是等待，等待回去的机会！”这时，我握住了乔那冰凉的手，问：“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吧？”
“一定。”乔不假思索地说，“一定！”
不知为何，我听到了她声音里所带的哽咽，我疑惑地皱眉，继而恍然般地露出笑容，“你在可怜我吗？你当初什么都知道，是吗？”
她垂下卷翘而浓密的睫毛，叹息般地说：“是呀，调查过你，你的小学老师可给了我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可是一切都不用在意了！”我用指尖——可能这种动作对于一位已婚人士有些冒犯，我用指尖擦去了她眼角那些怀旧的泪，捧着她的脸，颤栗地说：“我再也不会因为我的身份，这种乱伦的产物而感到茫然了。因为我不是谁的弟弟，儿子，或者孙子，我是萨连科的爱人，我只有这样一个身份……为了这个身份，无论如何我都会活下去，会寻求幸福！”
“你会吗？”乔温柔地抬起眼睛，恍然多年前灯光下被男人簇拥着的她，她伸手抚摸我的头，爱怜地说：“可最重要的是，作为你自己，活下去，寻求幸福呀。”
那时我的确在发烧，因为自从得了癫痫后我就很怕冷，从温暖的迈阿密回到寒冷的纽约，不复健康的身体难以适应剧烈的温度变化。所以我没有听明白乔话中的含义，且当时我就在咖啡厅里说起了胡话，当然，多年的情报工作让我本能地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且时刻提防着监视我的FBI，和乔的谈话大多浅尝辄止。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当初也是她把我送到了这条路上。
“其实，我很舍不得你的。“分别时乔说，“可那个叫赫克谢尔的人说，如果不举报你，我会去坐牢。可是阿尔，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金盆洗手了。”
“我明白，乔，见到你我很开心，是我近期以来最开心的事。”我通红着脸亲吻了她，和她告别，然后在回旅馆的路上，深知自己的身体在高烧之下坚持不了多久，于是我走向那些一直尾随在远处的FBI，请求他们把我送到医院。
“我可是亨利的得力干将，把我烧糊涂了可是联邦政府的一大损失呀！”
我嘻嘻哈哈地把自己交托于别人，做出毫无防备的模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的某所医院里好吃好喝好睡，演绎出完全的颓废和自暴自弃。没过多久，监视我的警力放松，接着，在我快要装不下去的1957年的夏天，我接到亨利派遣我去往欧洲的电话。
挂了电话后，足足十分钟，我才敢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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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是在中心地区，整整半年我都活跃在西班牙，直到195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研究过思念这种玩意儿，这种为人所熟悉的却经不起推敲的爱的衍生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会随时间演化呈现出不同的品相。对于有的人来说，思念如烟雾般转瞬即逝，对有的人来就如地上的积水随时间逐渐干涸，而对某些人来说则如存放在波尔多酒庄里的红酒，时间是酝酿其醇度与甜蜜的必备。
我知道自己属于最后者，将近两年过去，我对萨连科的思念丝毫没有减少，反倒愈加浓厚。他的形象在我千百次的想象中被模糊边缘，和我的思维相融。就好像，只要我有意识，他就在其中，因为他在其中，所以我们从未分别。
也许这是幻觉的前兆，但老实说，我是如此才能坚持下来这三年的。
没错，三年。
1958年年中我在马德里和雷奥见了一次面，从他嘴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他告诉我当时的确闹出不小动静，但不知道被什么给压下去了。明明是个很好针对美国作文章的机会苏联一方却不了了之，可见其中有我们所不清楚的隐秘。我猜测是萨连科的那位上校给他解决了这桩麻烦，这也在我当初的意料之内。另外，自从那件事后，德累斯顿的站长就换了人，他已经不在萨克森地区了。
“按照我们的情报网，这位很可能都不在东德了。”
这是一线希望，说明萨连科平安无事，可这也是一丝绝望，他不在东德了，会去哪里？回去苏联了吗？如此之来相见更是毫无可能。我连东德都去不了，何谈苏联？
可这一次我却很平静，依旧在马德里做自己那份并不重要甚至十分注水的情报工作。时常，我会走在伯尔伯尼斯街头，感受伊比利亚半岛充沛的阳光和人群哄闹如沸腾的泥淖，这里的人很爱笑，很热情，但这热情就像羽毛轻飘飘的，并不代表任何良善或者说压制不了人性中的恶那一回事。所以会有三十年代末那场内战，这群爱笑的、热爱足球的人，在和平上也成不了气候。
我经常坐在马约广场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因为这里的空地上有人吹口琴，吹得很动听，但是是非常热烈的曲子，不像萨连科吹得那样，具有一个民族的柔情和乡愁的感伤。但我依旧沉浸其中，只为这几分相似的音色。也或许是我无处可去，我似乎被遗忘了，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人与我产生交集。四季变换，心如止水中看叶落无声，伊比利亚的阳光在冬日愈发灿烂的时刻，某天我坐在长椅上听口琴，南希突然坐到了我身边。
这还是时隔一年多，我第一次与她见面。
“真好听。”她笑着说。
她穿着套时髦的纯白毛呢套装，颇有几分香奈儿的设计。戴着顶同色系的cloche hat，就像从庄园里走出来的英国贵族。她说这是在法国养成的习惯，不过她马上要丢掉这复古的时髦，换上新潮的着装去西柏林。
“还有你。”她在我努力忍住的激动当中，说：“你也得去，知道吗？”
我不住点头，含泪拥抱了她。
“你要做的是监听工作，不久后会给你一个对象，你提前进入酒店安装好监听设备，然后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所有的内容。”南希把设备交给我后，消失在了西柏林滂沱的雨夜里。临走时我拉住她的手，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半天，我挤出一句颇为肉麻的话。
“你知道我会一直爱你。”我说。
“我也是。”南希转身拥抱了我，说：“相信我，我爱得比你还多。”
她在我脸上留下一吻，转身出了门。我站在这栋五层公寓的三楼，遥望雨夜下的西柏林。在马路对面是一家名为“施瓦本人”的星级旅馆，两天之内我得将窃听设备安置在其中的501套房，进行为期三天的监听内容。
这是个很简单的工作，甚至说是个很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为了讨亨利欢心，这种工作我也乐得接下来。几乎就在第二天夜里监听设备就已经就位，第三天我就悠哉悠哉地坐在街区转角处的露天咖啡厅里喝咖啡，读报纸，抽烟。
我抽着万宝路，喝着酸涩的咖啡，读着在西柏林可以买到的《真理报》，打算无所事事地消磨这个上午。可有时候——大概上帝总爱开玩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总爱发生在这样不经意的瞬间。
我还记得，自己喝下一口咖啡后朝摆满鲜花的围栏外漫不经心的一瞥，是怎样将刚从车上下来的萨连科刻印在眼底。
手中的咖啡杯猝然掉落，我呆愣地站起身，死死盯住他。可在下一秒，我的世界仿佛轰然坍塌。
他从车上走下，打开了另一侧车门，这时，从车内下来一位有几分眼熟的女人，笑盈盈的，穿着束腰长裙，套着貂毛大衣。她怀中抱着个约莫一岁左右的孩子，睁大着和萨连科如出一辙的蓝眼睛嗦着大拇指。萨连科自然而然地从她手中接过孩子，女人挽起他的胳膊，两人一同走到车后，从后备箱中提下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