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没有罪，你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毕竟你爱上他时，不知道他是你的……你的，不是吗？”
“那又如何呢？”南希喝完了咖啡，反手握住我，笑盈盈地道：“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和你见面我真开心，以后我们还会见很多次面，相信我，我会让一切都步入正轨，亨利看在我的分上——不，谁知道亨利和我的想法是否如出一辙呢？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痛苦了，他拒绝着一切，除了他在绝望中选择的那条路，他也什么都不要。可是，人心到底是柔软的。”
南希垂下眼睫，恬淡地微笑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
我有几分哽咽，点头道：“我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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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在一个与他离去时相差无几的浓雾弥漫的清晨里，房门在一阵窸窣响动后被推开，我顺眼惺忪地睡在床上，听到是熟悉的、那有股特殊韵律的脚步声，没有睁眼，我期待我的爱人冲进卧室里给我一个凉冰冰却热情四溢的吻。
可直到五分钟过去，亲吻没有如期而至，脸上微笑再也挂不住，寂静的屋内让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门开的声音是假的，脚步声也是假的，客厅里空无一人，只有等待他的我孤零零一人。
不，可当我和衣起身，穿上拖鞋来到客厅后，我看到几乎笔直地坐在沙发上的他。
一身的风霜和疲惫，两道深深的泪沟，还有那一滴一滴，落在放在膝上的手背上的泪。他的目光飘渺在不知名的前方，似乎散发出了一片忧伤的晕。我惊讶地坐到他身边，握住了他冰凉的手。
“亲爱的。”我呼唤这个神思早已不知在何方的人，在听到我的声音后，他打了个冷噤，僵硬地转头，将呆滞的、被泪水模糊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你还好吗？”
我强压内心的焦急，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没有发烧。
“我……没事。”他握住了我的手，没过一会儿，他突然抖了两下，失魂落魄般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地冲进了我的怀里。
我一时没稳住，还好沙发的扶手帮了大忙，让我不至于在爱人伤心难过时没能稳稳地抱住他。
“怎么了？”我拍着他的背，低头问他。他的额间渗出细细密密的汗。
他摇了摇头。
我笑了，没有追问，在他额头上落上一吻，我等待这个忧伤的孩子自己向我走来。
“我不明白。”大约五分钟后，孩子迈开了脚步。
他说：“我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
他嘴角抽搐了一下，“也许我永生都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忍心杀害自己……爱的人。”
我愣住了，一时没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似乎悲哀地笑了笑。
“别人都待在原地，他只是说，你来，到近处，可不要跟上来……我走了上去，跟在他身后。在我们前方的路面上，是零落的血迹，他拿枪的手在抖——将军的手，在抖。”
“那是一个很美的村落，很美，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晨光比这里的紫色还要浓郁，泛着金色。他的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压着情绪。那个逃到山腰空地的人，他急促的呼吸让空气都染上了血腥的味道……我闻惯了血腥，可这一次，我忍不住作呕。”
“他仍往前走，却叫我止住脚步，从这里……我能看到他和他，那个被追逐的人，那个叛变的、谁都认识的克格勃。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可透过上方的灌木丛，可以看到那两道隐约的身影拥抱在了一起……就像我和你一样……那样拥抱着，甚至接吻。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挚友，这不是秘密，可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吻他……也不知道，他亲自带队来到德累斯顿的这个村落，是为了围剿他。”
“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被叫回来的原因。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我惊讶地意识到，人原来真的会做出这样的抉择。”
“即使是他，身居高位，拥有无上权力，也会做出这样的抉择。”萨连科突然打了个冷噤，惊恐地抬头望向我，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从他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言语中，我看到了他的幻灭，他的恐惧。这个世界再一次将残忍的表象撕裂，呈现在他的面前，叫他再一次清楚意识到我和他的处境。如果有一天，是他要做出这个抉择呢？
“可是，罗曼。”我凝视他，宽慰地笑：“这都过去了，况且，这不关我们的事，不是吗？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将来而忧心。”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在他眼里一闪而过，大概是没想到从我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人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大概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从我怀里坐直了身体，开始以他的方式对抗这个世界。
“不，我并不担心。”他说起假话，“我只是觉得，将军把我叫过去，只是做这种事，真的太可笑了。”
他看了一眼我，“他没有叫别人，只叫我远远地看着，这是为了让我告诉热尼亚，的确是他亲手解决了叛徒，他和他撇清了一切关系。瞧，亲爱的，我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不在于我的能力，也不在于我的忠心，我只是个比较好的传话人。是的，我是在为这个伤心。”
他耸了耸肩，眼睛却依旧发红，我不禁感叹他拙劣的演技。（当然，我想在这一点上也足够让他伤心了。）
”那是他们的罪过。”我顺着他的话往下，“浪费人才，我真想代表美利坚把你给招安了。”
我笑着往他怀里拱，挠着他的痒痒，“怎么样？跟我回美国吧，我把我祖父的房子卖了，再攒点钱给你在曼哈顿买个平层，以我的能力赚钱养你不是问题。况且史密斯太太一直想见你，她说把你带回了美国，你就不会变胖，你会一直很漂亮！”
萨连科讶异地看向我，张了张嘴，良久挤出一句：“这不可能。”
瞧，有时候要安抚一个人，就要比他更需要安抚，在他眼里，此时的我又开始异想天开，甚至有些亢奋。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他知道，因为是他曾经引燃过我身体里那枚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于是——尽管很抱歉，但他不得不从对未来的恐惧中抽脱回到现实，来照顾我这个因为他而存在的人。
可我也不至于让他这样一身风霜、满脸疲惫地为我去做早餐。
“啊，你有味道了。”我皱起了眉。
“对不起，我做完报告后就开车过来，一天一夜都没有……“他揪着自己的衬衫衣领嗅闻着，满脸的歉疚。
我瞅了一眼自己的睡衣，不悦地说：“你把我也弄脏了。”
“对不起。”
“你现在必须让我干净，我要洗澡，亲爱的。”
萨连科连忙走进浴室放热水，而我则走进卧室里去拿来他的睡衣，在氤氲的水汽中，他沉默地蹲在浴缸边，用手试水温。我伸手解开他的衬衣衣扣，他连忙摁住我，说：“脏。”
我撇了撇嘴，并不收手，直到脱下了他的衣服，把他摁进了浴缸里，转身便走出浴室。
“你不来？”他疑惑地问。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嫌弃你吧？”我站在门口冲他眨了眨眼，潇洒地说：“我可是期待你把我弄得更脏呢！”
门关上前，我看见微笑再度绽放在他那张好看的脸上。
我走进厨房，烧起热水，将意大利面条扔进了煮锅里。
新的一天了，是有他的新的一天，无论是忧伤还是快乐，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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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很久之前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不去思量未来，也不去考究过去。可自从那回埃里克事件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过乐不思蜀的生活。未来需要考虑，需要盘算，需要经营。但这一点我从不在萨连科面前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云淡风轻的面孔之下，我知道他小心翼翼隐藏着巨大的压力。
但这个秋天，除却这件事外，我们的生活格外地平静。
在经过房东的允许后，萨连科抽空将木屋翻新，把篱墙也刷上了白漆。冬天要来了，每天闲暇时刻他都在院子里劈柴，为了不会熄灭的炉火。我则学会了做饭，偶尔修剪一下衰败的草坪。屋内的清洁由萨连科打扫，他不喜欢我蹲在地上擦地。他说我是属于坐在沙发上吃酸奶的人。于是每天早上，我会就着一碗酸奶拌麦片，听着广播，看早已穿戴好的萨连科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吻，步入清晨的浓雾里。
大多时候他在海牙城内，而我也会在收到任务的时刻出去晃悠那么几个小时，也许一个白天，但每天晚上，我们总会依偎在这栋木屋内。
每天我都会告诉自己，此时此刻的我们才是真实的。
我们会乔装打扮，挽着彼此的臂膀走过长长的河堤，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诉说分离的日子里对彼此的思念。下雪时，我们则缩在壁炉前，共同品尝一块从城内买回来的奶油蛋糕。不可避免地在任务中受伤时，我们给彼此清洗、上药，用厚厚的纱布缠裹住令人心疼的伤痕，用亲吻消弭这不堪一击的疼痛。情欲升腾时，我们不会避讳在这栋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留下我们的气息。
很久以前我就在想，时间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我们意识的返照。如果它是客观的，为何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速度。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相信这种感觉对任何来说都不陌生。在没有萨连科的日子里我度日如年，而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则是流逝如梭。不知不觉，1960年的钟声敲响，我们在和薇罗奇卡通完一通电话后，相拥着滚到了床上。
“又老了一岁。”我咬着萨连科的鼻尖说。
“你越老越漂亮。”他挑起我的长发，笑得眼睛弯弯。
“你呢？一把年纪了还不结婚，组织没为你物色对象吗？”
萨连科无奈地笑，“怎么没物色，可是我不是有你了吗？”
“你怎么交代的？可不容易吧。”我生出了好奇心，想听听这位少校被逼无奈下的几次“相亲”，老实说，当我第一次听说苏联内部还管这事儿的时候着实惊讶不小。
萨连科有几分害羞地低下了头，“没什么好说的。”
“说，我想听。”
“我……我说我在战场上受了伤，伤到了那个，所以那个……那个不行。对方一听，对我就没有兴趣，只有怜悯了。”
我睁大了眼睛，戳了他几下，“喂，这可关系到一个男人的名誉，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当心别人笑话你！”
“我行不行你知道就好。”他翻身把我压在了身下，吻了吻我的眼睛，“管别人怎么想，你觉得我行，就行。”
我坏笑着捏了一把他，“我看你也不过如此嘛。”
“真的？”萨连科脸一白，神色顿时就不对劲儿了。
“不不不，开玩笑，开玩笑……啊！”当我被翻过来时，我被他的力气吓了一跳。接着某人为了证明他很行，折腾我到了凌晨。到最后我咬着他的肩膀说自己快散架了，他却说我还有咬他的力气，说明还可以继续坚持。
于是第二天我走路都腿软，但昨晚让我爽得飘飘欲仙，这么多年了，这个傻瓜还是这么好拿捏。
我满意地躺在沙发上吃酸奶，看他在被白雪覆盖的院子里劈柴。荷兰每年冬天的雪都这么大吗？还是只有今年？雪中，萨连科只穿着件旧毛衣，戴着条我在集市上给他买的羊毛围巾，他似乎不怕冷，随着斧刃在空中划出的优美弧线，从他唇间蹦出的灼热气流也化作雾气散开在寒冷里。劈开一块木柴，萨连科直起身向后顺了一把金发，回首望向窗内的我。
突然，他蹲下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正疑惑地从沙发上坐起来伸长了脖子找他，窗户突然被推开，一团雪球就砸了进来。
“好啊你！”我笑着从沙发上跳了下来，“想要开战是吧？”
萨连科笑得很大声，我抓起外套就跑出了屋子，然后迎来另一个雪球，差点栽倒在地。我不服输，抓起一把碎雪就朝他撒去。可惜这攻击性几乎为零，尽管我一再改变战术，可事实证明跟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俄国人打雪仗注定不是个明智的选择，连挨数十个雪球后，我气急败坏地坐到地上，耍起了无赖。
“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可以放心撒娇的小孩子。
萨连科笑着走来，蹲到了我面前，捏了捏我的鼻子，“不服输？”
我没好气地瞪了一眼他，“有本事跟我比……比……”见鬼，一时之间我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比他厉害的。
我懊恼地推开了他，“晚上欺负我，白天也欺负我。”
“对不起嘛。”他取下围巾擦去我脸上的碎雪，”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我瞅了一眼他，霜花凝结在金色的睫毛上，苍白的两颊上晕开幸福的绯色，冰天雪地里我的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叫我直直地就朝他怀里倒去。
匐在他暖烘烘的颈窝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轻的、充满暧昧的缱绻，好像在撒娇。
“不，我喜欢你欺负我。”我低声说，“白天欺负我，晚上更要欺负我。”
“这可是你说的，可不要后悔。”
“我为什么后悔？”我抓住他的手，他顺势把我扶了起来。
“前提是你得健健康康，有时间我们去城内看医生好不好？”他揉搓我冻僵的手，放在唇下哈气。我摇头，抗辩自己健康得很。
“我知道，我知道。”他牵我回到了屋内，把我摁在壁炉前的沙发里，“可我希望你更健康，更有力气，总有一天，你会搬起一个大大的雪球砸向我，把我砸晕，让我输得彻彻底底，心服口服。”
他笑着在我眼睛上亲了亲，“虽然我早就输得彻彻底底，心服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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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是我们唯一乐意去“输”的事，对他如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几天后，我拗不过他，跟他一起去城里看了医生，尽管医生在做完各项检查后说我除了癫痫的风险外暂时没有任何问题。我抗辩自己这几年没有发过病了，但萨连科还是坚持找医生讨了些治疗癫痫的药。他怕我犯病。但其实这么多年，我从没带药的习惯。
“我总觉得这个病结束了。”我说。
萨连科把药小心翼翼地放进后车厢的皮包里，说：“但愿，亲爱的，可我不能冒这个险。”
“还记得那回你给我做了个蛋糕么？吃了那个蛋糕，我就重生了。重生的人是不会犯旧时代的病的。”
我觉得自己有点亢奋，心里燃烧着一团永恒的火。可情绪一亢奋，萨连科就会害怕。但我无法控制自己，请原谅，我也不愿如此，一是身体原因，二可能是因为太幸福了，幸福到有些飘飘欲仙，搞不清楚状况了。
时间来到1960年的春天，海牙的格鲁乌站点被萨连科经营得十分强悍，好几次还和中情局对上了手，让我也是哭笑不得。有一回我逃到一半发现脚步和作战方式怎么那么熟悉，结果转身发现萨连科在追我，卸下伪装后两人面面相觑都是笑得不行，收了枪去街边的酒馆喝酒。他说以后我们俩之间得定个暗号，有你追我赶的这个精力，还不如用到床上去。
没过多久，如我的预期，美国大选结束，肯尼迪上台。我和萨连科缩在木屋的电视机前收看了这位新总统的就职演讲。听着这位魅力十足的新总统铿锵有力的声音，萨连科用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
“他的态度还真难猜。”萨连科低声说。
我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以后我帮你去探探口风。”
萨连科笑了，“可别不把你们那边的人当回事，要知道，你能和我在这里，多亏了南希。”
我耸耸肩，说：“过几天我要去见她，她最近迷上了斯宾诺莎，成天读他的书。我笑话她是不是成了个泛神论者了。”
“我不怎么了解，你知道，我没读过什么书，对宗教也一窍不通。”
“读什么书？别读，书读多了思想容易变态，就像我祖父一样。”我笑嘻嘻的没个正经，萨连科转身看我的眼神一点一点阴郁起来，像浸润了忧伤的海绵。他总是这个样子。
“亲爱的，不要说这种话。”他搂住我，电视中肯尼迪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掌声里，而我则淹没在他的亲吻里，“不要说这种让我心疼的话。”
他咬着我的鼻尖，低声问：“要做爱吗？”
“要，要做。”
他弯起眼睛笑，“明天可不要腿软。”
“看看到底谁腿软。”
我躺到沙发上，双腿死死勾//住他的腰，半眯着眼睛看他裸//露的胸膛朝我倾覆而下。这种场景我已看了无数遍，却还想再看无数遍。
金发扫在我的脖颈，伴随着灼热的气流，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红发变得更加柔软，带上了海洋波浪的弧度。我变成了黛西，一朵雏菊，一个女性意识在体内游走的男人。我知道，在千百次的爱欲之中，在这欢愉之中，我接纳了自己，也接纳了母亲。她活过来了，活在了这具身体内。她以她特殊的存在来告诉我，从她第一次出现在易北河对岸的那棵树上时，她的指引便带有浓厚的爱的意味。
因为她不知该如何爱我，便叫我走向命中注定的萨连科。
很快，我在一阵痉挛后缴械投降，可距萨连科到达终点还有很长时间。他似乎沉醉了，细密的汗珠渗在发红的鼻尖，金色的睫毛下是爱/欲泛滥的蓝色双眼，海边晚霞的色彩蔓延在他的灵魂中，他的每一次深//入，便撕开这个世界一点，让我们彼此从这冰罅中下坠，坠入柔软的天国，踏上永恒的道路。
电视里，是年轻总统激情澎湃的声音，是掌声如海浪般滚滚而来，是美利坚四年一次的崭新的希望。
电视外，是我们在沙发上的厮磨，是两具身体的彼此融入，是人类本性中最纯朴最真实的欲望。
可电视外的喘息和呻吟，比电视内的冠冕堂皇要好听。
好听到让人想哭，想永远铭记。
三天后，我在斯宾诺莎的雕像下见到了南希。她看起来状态有点不大对，眼睑处爬满了乌青。我想她太陷入哲学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要有极强的精神意志力的人才能抵抗无知所带来的恐惧和虚无。
而面对哲学家的思想时，人往往都会惊讶于自己的无知的。
“你怎么了？”我忧心地问她。
“你真聪明，肯尼迪赢了。”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南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忧心？”我搂住她瘦削的肩，“不要有任何忧心，你还有我，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就像你对我所做的那样。”
南希笑了，“我不忧心，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去做的吗？”
南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去执行一个任务吧，对你来说很简单。”
她简要说明了一下任务内容，的确很简单，无非就是到西德的波恩政府某个外派在荷兰的大使家里溜上一圈，这并不难，潜入和安装窃听简直信手拈来。可别的南希不愿多说，她最近似乎很忙，分别时，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犹豫再三后，说：“还记得我们在迈阿密海滩的时候吗？”
“记得。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那段日子。”
“有我，还有亨利。”
“是，还有亨利……”突然，我想起了南希跳伞时亨利仰望天空时发红的眼角，不禁笑了，“他爱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是的，他爱我。”
南希突然红了眼，破开在一道笑容里，“多么可怜的人，他竟然还爱着我。”
她松开了我的手，踮起脚尖在我脸上吻了吻，说：“你要记得，他爱我。”
我不明所以，南希却不肯再多解释，她飞扬的裙裾在阳光下消失了，神秘的爱尔兰的苹果花，就这样消失在了荷兰的街角。不知为何，心里悄然攀上一股阴郁，像是下雨前沉闷的天气。厚厚的低垂的云层，伴随气象台广播里主持人不知疲倦播报的声音。
情绪有点烦躁不安，来源于一种“玄”。（不用过多介绍，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于是几天后，在距离安装窃听的西德大使家的两个街区外我被几名黑衣人拦住，接着，他们出示了中情局的证件。
“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人说，我记得这个人——保罗·伍德，出自D参谋局。那么就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先生的人了。
我耸耸肩，这里没有拒绝的可能，只能老老实实上了他们的车，来到了中情局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站点。这是一栋简陋的、位于市区的三层小楼房的最顶层。吊顶正在往下掉灰，灯光摇曳在低地的降临的夜幕中。
空气中有木头腐烂的味道，我咳嗽了几声，心想为什么不粉刷吊顶。
“您需要喝点水吗？”保罗·伍德问我。
“谢谢，不需要。”我笑着说，“您这边儿的楼顶掉灰，我可不想喝石灰水。”
“抱歉，临时决定带您来的。”伍德拉开一张椅子坐到了我对面，一板一眼、用一种仿佛要彰显其理性和公平公正般的目光凝望我，说：“您应该知道，我是代表赫尔姆斯先生来的。”
“我明白。”
“您知道，新总统总是对我们不放心。”
“这我可不知道。”
“他和艾伦·杜勒斯先生有争执。”
“我并不关心，我一直在欧洲，况且像我们这样的层级，恐怕还操不了那个心。”我笑着说，伍德也笑了。
“是的，您说得没错。我们也是听人办事。我听赫尔姆斯先生的，您听赫克谢尔先生的。”
我耸肩，对此不置可否。
“但是，毕竟赫尔姆斯先生是柏林行动基地的负责人，所以针对所有人的背调，也是我们在进行。”
“辛苦了。”针对随时可能伸到我这边的触手，我和萨连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老法新用，用萨连科给我准备的几道情报把他们喂饱了就行。所以我并不紧张，甚至觉得这种调查的到来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我至少还是有用的。
“那么，您就详细跟我们说说，您所知道的，关于亨利·赫克谢尔先生的一切吧。”

我愣了愣，有点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不是来调查我的？”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伍德微微一笑。
惊讶片刻，我迅速调整好了表情，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伍德先生，亨利可是我的上级。”
“并且还是直属上级，如果我的调查没错的话，你们俩关系很好，甚至很亲密。”
“如果这是战场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算作战友。”我调侃了一句，心里飞速打着算盘。
“很好，很令人羡慕的关系，我和赫尔姆斯先生就不可能。”伍德莞尔，从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别的情绪，他跷起二郎腿，摁下了桌子上的录音机，说：“您放心，都是些常规问题，您随便回答。”
“我对他知之甚少。”
“无所谓，莱利先生，知道多少说多少。”
于是接下来的整整两个小时，在伍德的询问下我详细讲述了我和亨利的认识过程、我如何被他招安、被他弄去农场训练又被弄到欧洲，甚至在犯错时把我摁在迈阿密软禁等事件，同时告诉了他们在欧洲地区我如何通过搭档南希或者一个叫做雷奥的如今活跃在东柏林的我曾经的线人来和他进行联系，以及他每个月会给我的账户上打来多少资金、给我多少装备等，对于工作上的事务我几乎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他们。当然，南希和亨利的隐秘我是提也未提。
伍德一边点头一边记，最后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问：“曾经你潜伏在德累斯顿，除了南希之外，还有罗伯特。”
“没错。”我点头。
“罗伯特死了，向上面报告的是通敌。”
“没那么简单，罗伯特想扳倒亨利，这才和苏联人搭上了线。最后又和苏联人没谈拢，才玩丢了小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来着，要让谎言变得可信，多多少少得掺点真话。
伍德不置可否地耸肩，继续问：“你在德累斯顿时和一个苏联军官走得很近。”
“是的，这不是秘密。南希潜入了军方内部，我和一名格鲁乌也搭上了线，通过他我搞到了不少情报，相信局里应该有记录。”
“没错，记得很清楚。也记录过你去史塔西里走过一趟。”
“老兄，我差点死在那里。”
伍德又是微微一笑，没有透露出任何意味，站起身来朝我伸出手，“问询结束了，感谢您的配合。”
我挤出僵硬的笑容，老实说，尽管伍德的态度很好，甚至颇为友善，可因为我自己心虚，时刻得掂量着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个谎言套着另一道谎言都得给圆回来，两个小时下来我几乎筋疲力尽。
“您似乎有点累了。”我和他握手时，他说。
“抱歉，您知道我身体不好，前几天还去了医院，我有癫痫史，还有些陈年旧伤。”
听到癫痫，伍德那张笑容不变的脸上终于透露出几分惊讶，良久挤出了一句，“您辛苦了，局里会感谢您为美国人民所做的一切。”
离开阿姆斯特丹时，已经是次日凌晨，我心里焦急，彻夜未归肯定会把某个人吓得不轻。可现在还不能贸然回去，一路上我都得提防是否被伍德的人跟踪，在海牙城内转悠了整整一个白天，临近傍晚时确认身后无人才敢出城。
金色的云层斜斜地层叠在西方的天际，暮色笼罩在城内。教堂里传来古老的钟声，流经城市的河流倒映出一道陌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