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这一切，我头也不回地走出琴声，就如同很多个出行的夜晚，没有和在厨房里忙碌的弗兰克还有服务客人们的汉娜、劳拉道别，没有转身回看一眼这我经营了两年、拥有过无数快乐与幸福的餐厅，我爬上皮卡车，将自己扔在驾驶座上，与后视镜中红着眼的自己对上了目光。
我笑了。
也许，这就是渺小，这就是注定的结局。
1956年4月初的一个飘着细雨的凌晨，一位身穿风衣略显狼狈的男人怀揣着一个牛皮纸袋，来到位于安吉基里卡大街的德累斯顿史塔西大楼，他发着抖，显然被雨夜冻得够呛。在询问来由时，他低声告诉门警自己有重要的线索举报，在他一本正经、略显哆嗦的紧张模样中，年迈的门警想起了无数个在雨夜里来举报自己亲人、朋友的举报者们。他对这个男人进行搜身，确保他身上没有武器后便领他进入了史塔西大楼的二楼举报受理室，当他离开时，男人紧紧抱着牛皮纸袋，瑟缩着向他道谢。他几乎刚转身，就只觉得后颈一阵钝痛，彻底昏死过去。
我从牛皮纸袋里掏出马卡列夫手枪，也许是因为这把苏联枪，眼前的两位办事人员有片刻愣神，也就是在这一瞬，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射出子弹，卸去了他们的行动能力，而在他们的哀嚎还没来得及散播在这寂静空旷的深夜大楼时，我将桌面上他们正在进行处理的举报材料揉成一团塞进了他们嘴里。
在这两位年轻的史塔西低沉的呻吟中，我发了疯似的在他们那材料堆成山的文件架上寻找关于萨连科的那份举报材料，啪嗒啪嗒，文件夹掉落，纸片如雪花般纷飞，活似电影中那癫狂而浪漫的场景。
埃里克说得没错，重要的举报材料会直接送给克格勃，在桌上的几份被该有绝密文样的档案袋上居然都是俄文。当然，拆了那些档案袋我仍旧一无所获。
我绝望地意识到，在这浩瀚无穷的材料中找寻属于萨连科的那份，无异于大海捞针。
此时，屋内的动静引起了外面巡逻人员的注意，当紧锁的门被敲响时，我停住了动作。
“发生什么了吗？”
我走到最近一位史塔西身边，用手枪抵住他的脑袋，向他使了个眼色后扯出了塞在他嘴里的纸团。
“没，没什么，我们在整理文件。”他颤栗着，恶狠狠地盯住我。
“为什么锁门？”门外的人拧着门把手。
“这是机密！”他着急忙慌地说，在我的枪口下，整个人都在不受控制地打颤。
门外的人显然在犹豫，片刻后说：“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就在他离开的那一瞬，我手中的这个史塔西突然大声叫道：“有敌人！有敌人！”
我当即一拳打晕了他，看了看时间——四点五十分，没能找到那份材料，只能铤而走险用最终的解决之道。当紧锁的门被接连猛踹时，我迅速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一小瓶汽油，浇在文件架上。
随着火柴的掉落，轰的一声，火焰猛地窜升，熊熊燃烧起来，很快堆满纸张的两三米高的文件架就被火焰所吞噬，火舌缭绕如同世界末日的狂欢。就在门被踹开的那一瞬间，我从二楼窗户跳了下去。
大概历史上做到了火烧国家安全部门档案室的只有我一个人，警报嗡鸣中，史塔西二楼的某个窗户在凌晨的墨蓝中渲染出一片血红的光芒，几支执勤队伍若群蜂般愤怒地一涌而出。
狂笑着朝格里芬酒馆的方向跑，我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之中，脚步轻伐，好似要飘了起来。子弹噼啪而至，有一枚甚至擦着边儿割伤了我的脚，让我朝前一栽，差点葬送了所有。
在逃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一辈子的演技恐怕都要用在这样一个凌晨。你要问我后不后悔，即使在很多年后我都会说，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完美的决定。
当格里芬酒馆的招牌出现在视野中、史塔西在身后紧追不舍时，我看到了停在酒馆边的、隐匿在暗处的南希的车，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从另一边的马路上的吉普车上下来、发现我、微笑着从雨雾中朝我走来的萨连科。
“阿尔！”他的音色轻快，走向我的他是那么幸福。
可是，对不起。
不过二十米距离，足够演绎这一切。当他注意到我的慌乱与狼狈现出疑惑还没来得及追问时，我朝他举起了枪。
“你骗我，去死吧！”
我想这声音足够大，大到能让快追至此处的史塔西们听到。也足够愤怒，愤怒到让萨连科不知所措地停下脚步。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滚烫的子弹莫入萨连科的左腹，他一个趔趄，站立不稳，抬头时，他冰冷的目光快要将我冻伤。
“对不起……”
我觉得就像在做一场可怕的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却无法从这恐惧中醒来。感官麻木，只能感受到枪管的灼热与他受伤的眼神，察觉不到自己在流泪，在不受控制地嗫嚅着抱歉，我转身，行尸走肉般地朝南希的车跑去，凭借最后的理智朝史塔西追来的方向扔了一个烟雾弹。这弥散的浓烟彻底将我和萨连科隔绝，朦胧中我回头，似乎看到他捂住渗血的腹部朝我跑了几步，却最终不敌伤势摔倒在地。
那绝望的、不甘地朝我伸出的手，好似扼住了我的喉咙，叫我什么声音都发不出，那从他腹部淌出的血，滚烫，好似岩浆般灼伤我。
怔怔地转身，我决绝地朝前走。拉开车门，我坐到了南希车上。
“开车。”我说。
目睹一切的南希泪流满面，沉默地踩下了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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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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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是我的家乡，那么还乡之旅从此以后会在心中生出恐怖的症结。拂晓时，我在一列维也纳开往苏黎世火车上醒来，在南希散发苹果香气的怀里，看向窗外永恒的茫茫小雨，顺便匆匆瞥了一眼窗上倒映着的自己，确认此人存在后再次睡去。我感觉被这片土地所抛弃。
梦里我关上了一扇暗门，就像关上了回忆。这时火车里传来拉手风琴的声音，孤独而华丽，在我们的车厢里留下缕缕残音。
关于这段归美之路，记忆是模糊的。脚步虚乏，发着低烧，南希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好提防癫痫的造访。但很幸运，当我们在苏黎世某个军用机场登上一架美国战略运输机时，我还能保持清醒的意识。
有护士在给我输液，药液很凉。病床靠近舷窗，固定在如山的、蒙着迷彩幕布的货物边。护士跟我说，运输机不比客机，会很快，也会很颠簸，没那么舒服，我最好躺在床上不要动。
我想她有点考虑太多，因为我根本没办法动作。身体僵直得如同情绪，南希不得不时刻在身边预防我进入强直状态。即使亨利很贴心地让医疗团队配备了医治癫痫的药物，但在万米高空，突发事件总会令人担忧。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低声的啜泣。
“你在想谁？”我抬起手，擦去南希眼角的泪。
南希讶异地抬头，“你醒了？”
“噪音真大，”我微笑着。
“睡不好，是吗？”南希俯身抚摸我冷汗涔涔的脸，舷窗外黎明时分的蓝金光芒落在她美丽的双眸里。
“不，睡得很好。”我贴在她手心，“你为什么哭？”
“因为担心你。”
“还有呢？”
南希眼眸颤动，移开了视线。
“你在想念德累斯顿，想念薇罗奇卡。”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她，“你有好好跟她道别吗？”
“不存在什么道别，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我们不是称职的间谍，阿尔，我们不称职。”
“但勉强称得上‘人’吧。”我笑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发生什么了吗？”南希凑近，问：“你放火烧了史塔西大楼，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美国人的前提下，阿尔，你有没有想过回去后怎么面对亨利的责问，上面的人为了维持那所谓的外交关系会怎么处罚你？”
我保持微笑，懒洋洋地撇过头，望向舷窗外蓝金色的天际线。
“没关系的，南希，也许亨利早就知道一切了。他那么聪明。”这时，我才敢稍微想一想萨连科，可只是那样浅尝辄止地想一想，喉咙就像被掐住般说不出话，眼泪成串地就落了下来。
“比起因为同性恋罪去坐牢、叛国罪被枪决，弄丢了两条鱼的罪名，实在要小太多了。”我挤出笑容，用此话来宽慰自己。
“你们的事暴露了吗？”南希难过地问。
我点了点头，装作毫不在乎，甚至有点戏谑地说：“被举报啦。”
“谁举报的？”
我闭上眼睛，不肯再说话，南希默默地等了片刻，说：“你和亨利有事在瞒着我，但我最终会知道的。我会的。”
南希离开后，我再也忍不住啜泣。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哭得跟个孩子一样，面朝舷窗，我盯着那像鲸类的曲线般圆滑的、透着诡谲的玫瑰色光芒的天际线，死死咬住散发消毒水味和仓库味道的被单，抖得像个筛子。直到飞机降落在迈阿密，我才勉强调整好情绪。在走出机舱迎接这热带阳光的刹那，我抬起头，被烈日毫不留情地灼痛双眼。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漫长的离别。
是的，我确信这只是离别，而不是永别。
比起45年后的那次分离后的消极，这一回我竟满怀希望，我认为自己会再次和萨连科重逢，尽管希望渺茫，但这种确信，就像确信这个世界上存在风、存在水、存在阳光般那样，是理所应当的，不用去推理或者稍加思索的。所以我还可以活着，即使流泪，也可以满怀希望地活着。
不要嫌弃我此时的絮絮叨叨，要像南希一样在我身边，你——听故事的人，你不要忘记，你在长椅上留下的温度，你在漂浮永恒钟声的教堂广场前沐浴的夕阳，你在凝视我时露出的那虔诚、专注、这世上最珍贵、最稀缺的微笑。
你不要忘记，而我会给你我知道的所有，一样动人，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她的意义，对我的意义。
我并非决然摆脱虚无，但又无比承认自己的存在。相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这样看来，我若一滴水落在了大海里，消弭了自己。当然，我并非想说自己在过往有什么优越性，只是湖水是湖水，海水是海水，我到底是很难把自己这样一个畸形的怪物同普罗大众等同的。所以说，我并非降低，而是升高。我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乱伦之子的合理性，毕竟，我是作为萨连科的爱人所行走于世的，所有人都无法对我妄加指摘，因为无论作为谁的爱人都是合理的，尽管有的感情没那么见得了光，但“爱人”这个称呼，是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为己冠名的。
所以我不彷徨，在过激的行为带来了相应的处罚被停职暂时留在迈阿密待进一步发落时，我成日看热带阳光下泛着水晶般浪花的墨西哥湾和品尝咸涩海风下科罗纳啤酒的味道。起初，我会小心翼翼地去回忆，发现除了流泪也无别的大害之外，就放心地去思念了。
我思念萨连科，想念他海一般蓝色的眼睛，还有他金色的睫毛、头发，想象他此刻若坐在我身边，遮阳篷为怎样为他挡住阳光。他会怎样咬住吸管，皱着眉喝上一口加了冰块的可口可乐，我会想象他穿着和我一样的白色短裤，踩着柔软的沙子奔跑在浅海里，或者登上白色帆船，随波浪驶向光滑的海平线……
我想象着，心中有个地方隐隐作痛，却又觉得，源源不绝的幸福从那里涌出。
爱本来就是又痛、又幸福的。
“你爱玩跳伞吗？”南希有时候会坐到我身边，因为我经常忘记时间，在海滩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奇怪，我被停职，亨利和南希居然像是来照顾我一般在迈阿密度起了假，这对亨利来说多么罕见。可我已经没心思提防他。
我没回答南希的问题，只是沉默地注视夕阳靠近玫瑰色的海面。这里不是什么度假沙滩，并没有人间的嬉笑声。这里是个军事基地，美国南方战区的司令部就在不远的地方。你偶尔可以看见海军陆战队们从平静的海面探出头来，或者看到他们赤裸着上身跑过沙滩淌下拉练时足以让人注目的性感的汗水。在这些人中，我注意到一个和萨连科差不多身高体型的海军陆战队员，他们都一样很爱笑，不同的是比起他黝黑的皮肤，我的萨连科苍白得就像童话里的王子。他是属于寒带地区的，我的北方爱人。
有时亨利会坐到我身边和我一同看墨西哥湾，他也很沉默，却摆脱了肝病的困扰，变得气色很好。偶尔，他会跟我说海的那边是古巴，在古巴美国有个基地叫作关塔那摩。那座可怜的小岛上正在发生革命，有个叫卡斯特罗的地主的儿子带领大学生们站了起来。可他现在失败了，还流落在墨西哥。
他似乎是讲给我听，又似乎是讲给自己听。我和南希都没搭理他，没过多久南希就站起身往回走，将海滩留给我了我和他。海浪层层叠叠的发出细碎的歌声，明晃晃的海面行将走向日暮时分。我想独自欣赏，于是我并不收回目光，也并不看他，自顾自地说：“埃里克是自杀的。”
长久的无言间，是海浪涌动的声音。
“我知道。”亨利的声音很平静。
“是你让他做这一切的。”我说。
“没错。”亨利点起了一根烟，抽着：“你不是个好掌控的人，但我总有办法。我要你回来，你就必须得回来。”
“意义呢？”我转头看他。
“没有意义，只是目前我还不想你死，没看报纸吗？柏林隧道被发现了，东德正在全国进行清剿，你不回来，必死。”
“那又如何呢？对你来说，我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
亨利指间夹着香烟，转头无神地看我。他穿着件米白色的亚麻短袖短裤套装，戴着顶同色系的草编遮阳帽，墨镜挂在领口，是十分优雅的度假着装。可在这少有的和煦外表下，我看不到一颗温暖的、流淌着血液的心。
可我又何必在意呢？
无视他的目光，我转头看海：“没有人可以掌控我，你可以分开我们，但永远不可能阻挡我们之间的爱。这爱会指引我们走向彼此，哪怕分开一千遍，一万遍。”
这声音掷地有声，好似不是我发出来的。接着，我听到亨利那意味不明的低声轻笑和一声来自远方的呼唤。
“阿尔！”我应声看去，只见远处停机坪上的南希一身英挺戎装，站在一架海军陆战队的CH-37C直升机前朝我招手，问：“你要来跳伞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亨利站起了身，大声吼道：“回来！南希！”
南希将目光轻轻扫过亨利那张略显慌乱的脸庞，我想我并没有看错，那是少女的调皮和女人的怨怼所融杂在一起的一抹笑容，南希轻轻摇了摇头，风吹过她的一丝发丝，掠过她风情万种的面颊。她决绝地转身，登上了CH-37C直升机。
没过多久，一顶降落伞如花儿般绽放在空中，这是我第一回见到亨利那种神情，那样仓皇失措，仰着头，微微地举着双臂，注视那飘摇而下的降落伞，小步跑在海滩上，嘴里不住念着心爱的女人的名字。
当降落伞稳稳当当落在海滩上时，他的脚步戛然而止，落下了双臂，映照夕阳的面容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和淡漠。只是当他转身时，害怕失去的惶恐余韵仍残留在他脸上。
我永远记得他眼角发红，匆匆离开这片海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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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又或许时三个月……时间的流逝似乎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数字，没有感觉，缺乏体会。大多时候我很平静，没有被思念荼毒到活不下去。但也有思念若狂的时刻，这种时刻多发生在酒后，我会在海滩上狂奔，一边跑一边痛哭流涕，把拉练的海军陆战队满脸震惊地甩在身后。后来，海军陆战队记住了我，而南希也不允许基地的俱乐部再卖给我酒。
“不要你管，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不要你管！”生气时，我会对南希发脾气，有时候甚至会说胡话，“你也不要爱我，见鬼，你为什么爱我？亨利是不是因为你才要我回来的？我对他又算什么？我要回去，我要回去萨连科的身边 ……”
撒完酒疯后我又无比后悔地向南希道歉，来换取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可有一次，当她抢过我手中的酒瓶后我愤怒质问她是不是真把我当她的孩子了？我说这是幻觉，她对我的爱，是她的母爱无处可去。
当听到“母爱”这个词组时，南希的嘴颤抖了两下，这一回她没把激动的我抱在怀里安抚，而是转身就走，在沙滩上留下一道仓皇而愤怒的脚印。
后来我们足足有一周没有见面，某天我实在忍受不了跑去她的公寓。空无一人的公寓中我醉醺醺地呼唤她的名字，喊累了又喊另外一个名字，直到最后自暴自弃地躺在地上。当夜色渗透百叶窗落在我脸上时，我自顾自地爬起来，却不想发现了南希放在桌子上的护照一角。
只是好奇，我打开了护照。
——南希真实的护照。
熟悉的美丽面庞边，写着一串熟悉却陌生的名字。
南希是南希，可是为什么后面跟的是“赫克谢尔”？
我想我一定是喝多了，难以置信地傻笑，我恨不得朝自己的太阳穴来上一拳。放下护照，我走出公寓，忘记自己把酒瓶留在了公寓里。我想，这时第二天傍晚她为什么会主动出现在我身边。
夏天的到来让基地迎来久违的假期，人们会来到海滩上嬉戏，大多是军人和家属们。傍晚时分，海风轻柔、海面荡漾着金光的时刻，南希披着条毯子来到海滩上，坐到了我身边。
她虽然身材很好却总是穿连体泳衣。这一回，她在松开毯子后露出最新款的白色比基尼后，有点害羞地望着我。
“好看吗？”
“好看。”我转头，对她微笑。我只肯对她微笑
平而有力的肩膀，特工出身精通格斗术让她的肌肉线条如雕塑般美妙，然而她的腰肢却是柔软的，柔软到让人联想到这里的海洋。在渐晚的天色中，我注意到她的小腹处有道一掌宽的横向的细长伤疤，就像一条虫子爬在她平滑的肌肤上。
“这是什么？”
我凑近了看，夜色朦胧中，伤疤看起来年代已久，我不禁伸手摸了摸，冰凉的触感，“你什么时候这里还受过伤？”
南希没有回答，让我抬头看向她时，她那漂亮的眼眸里闪烁着点点星光。
“你说我和亨利有事情瞒着你，可你也什么都不告诉我。南希，你和他结婚了吗？”
“不，我没有结婚。”
“那你为什么姓‘赫克谢尔’？”
“我本来就姓赫克谢尔。”
我笑了，难过地摇头，“我不明白。”
“要是你明白了，你能原谅我吗？”
“可你又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我跪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急切地贴在自己面颊上，“是我口不择言，请你原谅我。对不起。”
“你感到歉疚吗？可如果，我告诉你，施密特不是我，略萨也不是我，另外一个人才是我的话，你还会歉疚吗？不，你会很生气，会斥责我，会恨我。因为我就是你最恨、最不能原谅的那种人。”
“不，我不要听。”我眼泪直淌。
南希抽出手，放在了她小腹的伤疤上，颤抖地说：“这里，曾孕育过一条生命。”
“和亨利。”她凝视我，给我疑惑以肯定，“多年前，当亨利告诉了我关于你的一切却要我接手你时，在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他在恨我。”
“不……”我摇头拒绝，可南希坚定地凝视我。
“他恨南希·赫克谢尔对他的爱，这爱让他欲罢不能，让他痛不欲生，让他失去了人生中第一个、也将是最后的一个孩子。”
“——他和他亲妹妹的孩子。”
我说过了，我要告诉你一切。
那要从1928的爱尔兰开始。
从一辆摇摇晃晃、行驶在乡间小路的汽车上开始。
十岁的女孩儿第一次离开这座满是苹果花的乡村，她将乘坐轮船，来到一个名叫汉堡的沿海城市，然后再登上另一辆最新款的高级汽车，来到从过世的母亲口中听到过多回的、她却对此从无好感的巴伐利亚。
她睁开困倦的眼睛，南德的阳光落在她柔软的发丝上。她紧紧抱着自己的行李，伸出一双稚嫩的小手抚摸穿过森林的冰凉的风。她对新家并没有任何好奇和憧憬，她只想念母亲每天早上烤面包的香气。可母亲在一个清晨晕倒在苹果树下再也没有醒来，于是她被迫进入一个与苹果树、乡村、晨雾截然不同的世界。
新家是庄园，华丽得吓人。她被安置在顶层的一间小小的布置精良的客房里，不是仆人们住的地方，也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是客房——所以她一直以客人的身份居住在这里。客人意味着不属于，多少回，她坐在窗前看摇曳的树林，她都对自己说，她不属于这里。
那时她姓略萨，是母亲的姓氏，在以葡萄酒为生意发家如今在魏玛共和国政商两届都有一席之地的赫克谢尔庄园里见到了温和敦厚的男主人和冷淡的女主人，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
“以后，你跟着他们一起学习。”男主人赫克谢尔先生对她说，“我们为你母亲的去世而遗憾，看在多年的情谊上，请你把这里当作自己家。”
家？她想，客房可不是家。但她很感激赫克谢尔一家收留自己，在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之后能有一个落脚之处，还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她想自己不该有任何别的需求。至于学习，赫克谢尔先生的愿景并不能实现，因为赫克谢尔夫人还没宽容到容许这个来自爱尔兰的私生女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学习。
可她向这个男人道谢，向自己未知的父亲道谢。抬头时，在所有人漠然的目光中，只有赫克谢尔先生和这家的次子朝自己露出了微笑。
她想，这么多年，她眷恋不过就是那一抹窗前的、被阳光镀了金的澄澈微笑。
于是她时常在日光房外偷偷看那三个孩子——不，十八岁的长子已经不需要家庭教师了，他离开了家活动在柏林的政坛中，不常露面。十五岁的次子也不喜欢文理学习，比起书本他更爱枪支，经常在森林里打猎。只有小女儿，在鲜花的簇拥下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读书和钢琴。所以她经常偷窥的是小女儿，那从未对自己露出过笑容患有心脏病没过多久就溘然长逝的她的姐姐。
她会爱尔兰语和英语，却不会德文，语言的障碍让她在这个家里更加格格不入。只有在不列颠做过生意会英语的赫克谢尔先生偶尔对她嘘寒问暖，不冷不淡的，保持在令她舒心的距离。除此之外没有人跟她说过话，除非她肯开口说德语。可是她怎么敢呢？这种听起来硬邦邦的语言她一个字都搞不懂，尽管她在日光房外听家庭教师讲课，但没人教她那繁复的语法，即使她后来被这家的次子称赞是赫克谢尔家最聪明的孩子，但几个月以来她也只敢跟仆人说上几句日常用语表达需求和感谢，除此之外，她希望自己变成空气。
“我不明白，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可以到头。”她爬到树上，踮起脚眺望爱尔兰的方向。
“这里不好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她差点从树上掉下去，她惊呼一声抱住了树干，低头发现是这家的次子——亨利·赫克谢尔。他正仰着头，手里拿着马具。树影斑驳中，少年灿烂地微笑着，用流利的英文对她说。
所以多年后，对于他的一再拒绝，她会怨怼地斥责道，是他先靠近自己的。
他靠近了她，怀揣善意靠近了她。在梣树林的绿荫下教她德文，一字一句地、不厌其烦地教她发音、书写。他会告诉她有关于这个家的一切，哪怕她除了他之外对其余的从不感兴趣。他对她说，父亲的生意在走下坡路但他即将当上地方的议员、哥哥在柏林读大学同时也参加社民党的活动、妹妹的病情不容乐观但她依然想去慕尼黑看最新的画展……等等一切。在讲述这些时好似两人亲密无间，然而除此之外，亨利·赫克谢尔距离她足够远，远到她仿佛觉得，自己要终生仰视他，追寻他。
他是那样冷淡的性格，对谁都一样，可孤傲的他偏偏会对她露出那种微笑。也许连亨利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出于怜悯，又或许是出于血缘本能的亲近，知晓真相的他并不把她当作家族的耻辱，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他甚至有时敬佩她，佩服她可以爬到他都不敢爬到的高度去眺望自己的故乡。当多年后希特勒上台所导致的政治迫害迫使亨利不得不带领家族移民到美国时，他也多想找一棵最高最大的树，爬上去，踮起脚尖眺望海那边的故乡。
那是1938年，作为社民党的赞助人在纳粹政权上台后赫克谢尔家族可谓遭受了重创，家族生意彻底失败，老赫克谢尔在女儿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身为社民党高层的长子锒铛入狱，成为第二批进入达豪集中营的领导人之一。只有亨利，那位始终对生意、对政治都不敢兴趣专心于枪械研究和猎场的次子逃过一劫。
那年亨利25岁，他对在赫克谢尔家寄居了十年的南希说，他将带着母亲去美国，你不姓赫克谢尔，不必和我们一同流落海外。他给了她一个留在德国的选择，还给她留了一大笔钱，而她却坚定地要跟他去美国。
她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他以为这是多年的情谊在作祟，可不知为何，他内心长久高悬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在此之前他设想过很多次两人的分别，每一次他都觉得心痛难忍，即使两人之间在成年之后几乎没有交集。从来，他们都是远远地彼此相望。一个出于身份的自卑，一个出于难以厘清的情愫。他们之间隔着层层浓雾，他们凝视彼此，却从未想过靠近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