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蒙对哈克的通情达理显然有过于乐观的估计。他坚持说人多钱也多，并且认为哈克能明白这简单不过的道理。看来之前与哈克打过几次交道的经验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他坚定地认为哈克是位思想家，因为节目里这么说。
我想他由于过于困倦而听错了主持人的话。说到底，如果上帝希望政治家思考，就会记得给他们装脑子了。
11月2日
今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究竟做了什么？
布莱恩.沃尔登问得没错。英国正在面临难以想象的金融风暴，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待业在家的人越来越多，而我做了什么？行政部为此做过什么？哎呀，我就整天坐在办公桌后面，制定肯定不会被文官执行的政策，起草肯定不会被内阁通过的草案，演讲肯定不会有议员倾听的发言，出席肯定没人看的电视节目！我的执政宣言是造福于民呀，可我又真的干了些什么事呢？
整个上午是在一种感伤，颓废，以及发觉自己始终缓慢痛苦地一事无成而无计可施的绝望中度过的。我是如此消沉以至于伯纳德不得不询问我是否身体不适。
我告诉他我仅仅是心烦意乱而已，并且问他有什么建议。
“哦，您可以去圣詹姆斯公署喂喂鸭子。”伯纳德充满期待地提议。有时候这个年轻人真是给我捣乱。
我告诉他我不希望像个自哀自怜的老头子一样把好时光都浪费在鸭子身上，我本该有的是事情去做，一些激动人心的，催人奋进的，让我全心全意投入的事情。
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伯纳德还以为我需要些激烈的节目哩！他向我建议去看一场板球比赛，去看一场英超比赛，去看曼联队和阿森纳队的比赛，去曼联的主场给阿森纳队加油，去曼联的球迷酒吧去给阿森纳队加油——最后，发觉这些尚不足以令我精神抖擞，他抛出了杀手锏，建议我去下院听听议员辩论，甚至主动接受议员质询。
我被他搞得头昏眼花，不得不用手扶住额头。
“唉，大臣。”伯纳德充满同情地说，“您还是去圣詹姆斯公署喂喂鸭子吧。”
之后他开始整理我的日程表，并告诉我，戴斯蒙.格雷布克爵士将与我会面。
这个讨人厌的老家伙！又老又笨，愚钝不堪，最喜欢跟政府唱反调，我还不得不任命他为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每次跟他见面都没我的好，一听到要见他，我的头都痛了起来。
“他来找我干什么？”我呻吟着，“不会又想盖几层楼吧。”
戴斯蒙夹着份金融时报推开了门。他是个白发苍苍，身材高大的老傻瓜，带着惹人生气的神情。汉弗莱跟在他身后，非常自然地请求参加我们的谈话，并且——在我点头之前，便优雅地走到办公桌边，而伯纳德正坐在那里准备记录谈话纪要。
“谢谢，伯纳德。”汉弗莱向他微微点头示意。
我可怜的秘书不得不起身将座位让给他，我更来气了。汉弗莱和戴斯蒙关系不错，前几次我们交锋时他没少暗地里——或者摆明了——帮这个傻瓜忙。我顾不上礼貌，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准备助他的老朋友一臂之力。
他看上去大为震惊：“大臣，您怎么能这么想！我当然是为您效劳的文官。”
我明确地问汉弗莱：这么说来他会站在我这边喽？戴斯蒙也用他那双混浊的眯眯眼等着他回答。
“我以我一切的力量支持您，大臣。”他坚定地，确定无疑地承诺道，又向戴斯蒙点点头。我得说，这是我们相识以来我最感欣慰的时刻。
戴斯蒙似乎根本没弄明白我们在谈论什么。他向我开门见山地说，他希望给他的公司海外部增加400名文官编制，而这需要我批准。
我宁愿他向我提出盖高楼呢。这家伙总是给我出难题，不，一点也不难，这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提议。昨天我还在电视上对全英国的人大发议论，承诺行政部将尽力开展节约运动，今天他就想多招聘400名文官！
“他们不是文官，是我的员工。”戴斯蒙抖动着白胡子，“我需要他们开拓海外市场。”
啊，算了吧，谁都知道里面的猫腻。我清楚无误地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持驳回意见，我还引今天报纸的头条新闻对他说，我现在更愿意关心下青年人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政府再多养400个拿着高薪，无所事事，整日进行公费海外旅游的闲人。
“真见鬼，你说就业，但我就是在帮人就业。”戴斯蒙生气地说，“我为青年人提供了400份岗位！”
这话可唬不住我。“说说你的招聘条件。”我轻松地回击。
“考试，公开招聘，或者从行政部门的内部资料里挑选。”他回答。
啊哈，还说不是招文官。“参加考试的资格？”
“名牌大学第一等学位，第二等勉强也可以考虑。”
“我只拿了第三等学位。”我瞪着他。
“对。”他迷惑不解地问，“可你是大臣呀，你也想应聘吗？”
我觉得没必要再跟他纠缠下去了。于是打开窗子说亮话：这个申请不予通过。我还告诉他，鉴于现在的经济低迷状态，从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政府口袋里再掏400个人的工资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但我要靠他们赚钱！”戴斯蒙生气地问，“你不让我招聘新人，我怎么挣钱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于是我给他读了一段报纸，上面说英投公司上半年小试牛刀赔了35亿英镑，下半年的统计结果尚未出来，但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赚钱，哈？”
他看上去莫名其妙：“这跟我招人有什么关系？”他反问我。
汉弗莱替我解释：“我想大臣的意思是你在公司仍然大幅亏损的情况下，更应该考虑如何扭亏为盈。”真的在帮我忙，谢谢了，汉皮。
“我考虑了，所以要招人。”他像只固执的公牛那样坚持，“更多的人能挣更多的钱，人多钱也多，傻子都知道。”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刚一开口就察觉掉进了他的陷阱。
“你懂得什么？他妈的。”老家伙发怒了，“我才是银行家，我知道怎么挣钱，不然早就在金融城里混不下去了！”
真新鲜！我还以为金融城里的人都是比着赔钱的高手呢。
“总之，这件事我不能同意。”我说，并强调地提出现在是艰难时刻，我们应当削减人员，而不是增加编制。
他还想说些什么，我赶在那之前对他宣布会面结束。
戴斯蒙闷闷不乐地站了起来：“我早就知道你跟驴子一样认死理。”他转向汉弗莱，“你答应过我一个星期让他回心转意，我一个星期以后再来。”他穿过伯纳德打开的门，大步走了出去。
汉弗莱！
屋子笼罩在一片尴尬的气氛中。
我刚才听到了什么？一个星期？好哇。
伯纳德发出噗嗤噗嗤的低笑声，发现剩下的两个人射向他的不满眼光，他努力将发笑遮掩成一阵干咳。
汉弗莱有些心虚地看向我。他的厚颜无耻还远远没有修炼到家，脸上居然有一点点发窘的红晕。
“请允许我对此作出解释，大臣。”他像犯了错被当场抓包的孩子一样忐忑地开口。
“解释吧，解释吧。”我坐回椅子上，“亲爱的汉弗莱，以一切的力量支持我？一个星期让我回心转意？来，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呃，如果您仔细思索下，”他开始说，“也许您会发觉让您回心转意是支持您的最佳方式。”
他在胡扯些什么呀，我真有些佩服他的脸皮了。
“戴斯蒙爵士，必须承认，他年事已高，”这句话我倒爱听，“时间的流逝使他生疏了作为金融家的敏锐直觉，以至于搞错了工作的本质使命，因此造成了彻头彻尾的误解和失败。”他继续说道。
我不得不请他加以明确解释。
他温和地笑笑：“英投公司。”他说，“并不是用来挣钱的工具。”
我觉得他在说胡话。“你不是想对我说它的用途专门是赔钱吧。”
“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大臣，是的。英投公司是又一以亏损衡量成就的机构。”
我重重地倚上椅背。事实非常清楚：不是汉弗莱疯了，就是我疯了。
但汉弗莱（我现在越发肯定疯了的人是我）偏偏还振振有词：“如果您跳出数据的局限，而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英投公司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呢？用英国的资金在海外投资，然后亏损。然而我们不是项目持有者，我们甚至不是大股东，仅仅参与了很小的百分比率。当一项投资遇到惨败时，英投公司的损失微不足道，而合作者亏得一塌糊涂。”
我告诉他我从未听过比这更荒谬的话，四处赔钱还成了我们攻击他人的武器。
“当然，而且是强有力的武器！”汉弗莱提高了声音，“如果我们想挣钱，我们可以打贸易战！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油、酒、牛奶、羊肉以及鳕鱼，我们的农民辛勤耕作，并且没有人付钱让他们把粮食销毁，为什么还要顶着疾风冷雨把上亿英镑投到毫无希望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去？”
问得好，我也想知道呢。
“当然是为了抱住他人一同落水呀，大臣，英国从来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要联合法国攻打利比亚？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把法国狠狠踢进战争的泥沼里永世不得翻身。还有联合美国轰炸伊拉克，联合北约进军阿富汗，南斯拉夫战争、海湾战争、朝鲜战争……每一次我们都成功地把合作方拖进了泥坑，不是为了消灭敌军，而是为了摧毁友军，以微小的损失换来竞争对手惨痛的打击，这是英国的一贯传统。”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汉弗莱爵士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编者]
“花小钱办大事。”伯纳德精确地总结。
“说得好，伯纳德！花小钱办大事。”汉弗莱步步紧逼，“就拿英投公司来说吧，您看看它亏损的项目：两房债券——房贷债券成了废纸，美国政府不得不予以接管；雷曼兄弟——公司关门，申请破产保护；东京电力——世界上最大的笑话。英投自我牺牲了35亿英镑，造成的是对方刮肉放血，不可估量的损失。它勇于牺牲，玉石俱焚，赔得越多干得越好，它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英雄呀，大臣。”
我的怒火消逝了，他说的似乎有些道理，然后我想起了昨天的访谈。“不，你别想迷惑我，汉弗莱。”我说，“无论你举出多少理由，我刚刚在电视上承诺了行政节约，你不能让我自己啐自己一脸唾沫吧。”
伯纳德却有不同的意见：“您还真没法做到呢，大臣。”
“什么？”
“任何人都不能啐自己一脸。”他说， “除非您仰起头，对着天空，向上吐出口水……就像这样，等着口水落回到自己脸上……”他像只呆头鹅一样伸直脖子，抬起头凝望着天花板。
我决定对他不予理睬。“说到底，增加海外行政人员毫无意义，这是彻头彻尾的浪费。”
“怎么会是浪费！”汉弗莱急切地说，“更大的海外市场意味着更多用武之地，我们的员工将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没准能把金砖四国一并拉下马呢！”
“我们的员工？”我敏锐地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
“不，英投，我是说英投的员工。”他立刻改口，但已经迟了了，他露出懊恼的神色。
我心里乐开了花。
“汉弗莱，我们换个话题吧。”我一本正经地问，“你退休之后有何打算？会不会——去英投公司当个董事什么的呀？”
他咬紧牙关：“我认为这与此事无关，大臣。”
“当然！当然没有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我脸上堆满了更多的笑，“你知道，人都有好奇之心嘛。”
他发觉今天在我这里讨不到好，准备迅速撤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大臣，容我先告退了。”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
“去和戴蒙斯爵士商讨工作问题？”我追着他的背影问。
他的手都放到了门把上，听到我的话猛然站住了脚。“我对您毫无根据的指控表示严正反对，大臣。”他转过身，气得身子都微微发抖了，“如果您在暗示我收取了贿赂，或者做了渎职的事情——”
“稍安勿躁嘛，汉弗莱。”用他的那套来对付他，我别提多痛快了，“我没有说任何事，对不？请坐，请坐。”
他定了定神，在椅子上坐下。
“汉弗莱，咱们换个话题。”我平心静气地说，“你的养老金还不够你花的吗？”
他跟我装糊涂：“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大臣。”
“你的年薪比我高四万英镑。”我推心置腹地说，“首相年薪14.25万，而你一年挣16万镑，白厅里有172个文官比首相挣得都多，你的退休生活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他明白了。他不得不明白！然而我亲爱的老汉皮仍然试图嘴硬到底：“首先，您的怀疑毫无理由，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次，我假设存在这么一种流言，谣传我将会在卸任后去某个假设的公司继续工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毕竟当今世界在飞速变化，一个人无法得知第二天他醒来之后的状况，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你的政府养老金跟物价指数挂钩，既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也不用担心汇率。”我反驳道。
他仍然垂死挣扎：“但是……以备万一，如果危机来临……”
“啊呀，汉弗莱，你不是想说哪天政府吹灯拔蜡的话，你那几个赔钱公司还能安然无恙吧。”我惊讶地问。
他无言以对。
“而且你不用担心犯错，不用担心失业，论资排辈，只要年限够了就有人给你送上勋章。”我越说越激动，有点火了，“你们口口声声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实际上做了什么？你们就是坐在那里说呀说呀，告诉我这个不可行，那个太激进，第三个有争议，啥都不做最安全，让我一件事也干不成，被主持人问得张口结舌，在电视节目上闹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