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点,相同的视线所及的车辆,记忆将不同时空的场景串联对比,空旷的停车场、漆黑无光的夜晚,陌生的树丛边,构成了怪异却和谐的画面,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我心上蔓延。
随即我又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这里是诺亚斯顿,即使出现十几辆相同的车辆也不是该感到惊讶的地方,好了,丢掉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别轻易大惊小怪。我咧咧嘴,不再去关注那辆车。
就在我绞尽脑汁地思考我到底怎样才能找回原来的路时,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想,你应该需要这个。”
声音低沉中带着丝丝沙哑,明明是一句普通的话,但陌生的侵略感却瞬间浸入四肢百骸,我缓缓地抬起头,看向前方。
周围的风景没有任何改变,光线微弱了一些,阴影倾洒而下,让空气反射出半透的冷光。他静静地伫立着,像是改变了一些我无法忽视的东西,我的世界悄然逝去了存在感,被他一个人的身影填满。
他看起来不一样。
——很不一样。他穿着合身的黑色西装,外面是一件长及大腿的同色毛呢大衣,铂金色的头发似乎与雾气交融,分不出界限,连他的脸也被模糊,精致的让人质疑是真实还是幻觉。
是幻觉吧,这个少年像是希腊神话的传说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生活在奥林匹斯山终年不化的冰雪之中,冷漠无情拒他人千里之外的存在,怎么会是真实的呢?
我没有夸大地去描述我的感受,因为诺亚斯顿里的男孩子大多俊秀帅气,人种优势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在不间断地美颜轰炸下我已经对英俊的斯拉夫面孔审美疲劳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说,他不一样。
直到,我对上了他的眼神。
那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蓝的极致勾出黑色的阴霾。还要感谢没有因为美色而罢工的大脑,我隐约感受到他双眼平静的表面下掩饰着让我不安的情绪,像一股巨大的压迫力,将我与世界分离,孤零零被迫与他对视,承受来自他狂热与占有。
它让他变得无比真实。
机敏的情绪感知系统使我不假思索地站起身,接过他手中的浅色手帕。
坐着时倒不觉得有什么,与他面对而立时我才发现他个子很高,比安徳廖沙还要高,我大约只到他的肩膀。
然而拿到手中后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给我?我手足无措地捧在手心,不得不再次与他对视。
他的眼神收敛了很多,刚才陌生的情感似乎都消失无踪,细细寻觅,只剩下莫名的专注和好奇。
我紧张地小声呿嚅:“手帕······”
他的视线下移,带着审视划过我的脸庞,一动不动地停在嘴唇上。
这样毫不遮掩的注视让我越发慌乱。
我急忙摸向嘴唇。
课堂上被咬破的伤口混和干掉的血已经结上了浅浅的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裂开了,顺着伤口的形状蜿蜒盘旋,在嘴角堆积粘稠的血渍。
似乎嘴唇里的伤口总是好的格外快,不论是不小心咬到了舌头,还是口腔内壁长了水泡,它们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自我疗愈的过程,不怎么让人操心,相对的,痛感也越强烈。
手帕按压在翻起的皮肉之伤,干涩的疼痛袭来,“嘶——”,我压抑不住地深吸一口气,点点血液沾染在手帕细腻的纹路上,沿着紧密的脉络扩散。
我后知后觉的想向他道谢。虽然他给我的感觉有些怪异,可他是个好人不是么?诺亚斯顿里的没几个人对你说话前会不在乎你的姓氏,家族,他就是其中一个,这值得我忍耐内心深处的战栗,真诚地向他道谢。
我不敢再直视他的双眼,视线紧盯他优美的下颌线:“谢谢,手帕,手帕洗干净后我再还给你。”话语脱口而出,我的感谢是认真的,但也许我的大脑里根本没有思考过我要怎样还给他这个问题,只等着他的答复,然后能脱离现在的处境。
他没有应声。
沉默在我们之间游荡,不可捉摸的安静。我大气不敢出,憋住急促的呼吸,缓慢地吐气再吸气,我尽可能地自然一些,不让自己的在难熬的氛围显得局促不安。
风裹挟着湿气拂来一阵凉意,吹起了额侧被汗沾湿的碎发。就像我说的,我实在很难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成一段对话同样如此艰难,我不知道在哪里又做错了什么,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我不打算等下去了,现在也许已经是第二节 课了。我捏紧了手帕,向前走进一小步,“或许,您知道去一年级的路在哪里吗?”
诺亚斯顿有六个年级,前三个为初级部,后三个是高级部,他看起来像是高级部的学生,我希望他还记得去初级部的路,或者他愿意告诉我。
这次,他没有迟疑,像早已知晓我会问的问题,反应很快地伸出手:“那边。”他的眼眸低垂,不再紧盯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好似换了个人。
我讷讷地点点头,小声地重复了一句谢谢后转身就走,我走的很快,头也不回。
保护自己的本能驱使我超常发挥,树影快速掠过。
我尽力摆脱一种感觉,我很难去具体的形容,仿佛自己是一只兔子,被猎人盯住用弓箭瞄准的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惧。
顺着他指的路经过一个拐弯,熟悉的景物开始出现,我喘着气放慢脚步。我不能解释这种奇异的体验,再一次将它归咎为我普遍性的神经过敏,我的理智为我找到合理的借口,使我不会被它困扰。
回到教室的时间没能赶上阿咖达女士的最后一节课。
阿咖达女士的文学课讲的尤其好,是我在学院里最喜欢的一门课之一。她擅长用美丽的语言将学生们带入想象的世界,循循善诱,引导我们将脑海里的画面用文字描绘出来,我喜欢写写画画,能写出来的写出来,写不出来的,随手画上几笔,对照着文字能更好地理解。
阿咖达女士很宽容,对于我的小把戏也会视而不见。
照她的话来说,文学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看起来是独立的单词拼凑在一起,没有规律,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组合方式,擅于将想说的话用习惯性的方式描绘的人,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特色,是别人模仿不来的,当可以熟练运用这种能力时,就拥有了一个由文字构成的新世界。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像是神奇的具备了造梦的能力,用指尖轻易得构筑幻想之地。
我拥有的东西不多。
除去马尔金家提供的种种物质之外,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其中最珍贵的是索菲亚、安徳廖沙、安德烈管家对我付出的感情,我承认我的残缺,缺少什么就越渴望什么,然而不代表我只会接受,只想去接受。
很多时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情感的温度,善意的靠近、帮助会让我慢慢卸下心防,用心去了解它体会它,我也想用同样的情感回复给对方,让他也可以明白我的感受。
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我的生活不知不觉形成一个奇怪的规律——我越想做到的事情越做不到,越不愿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件事情也一样,每当我想要表达出的情感在关键时刻像困在死死拧紧阀门的铁瓶中,费尽力气也没法松动几分。
我想,问题的答案之一是嘴笨,当然,问题的根源不是这个,我不能去思考得太深,通常是一个紧紧缠绕另一个,暂时还是不要牵扯太多,我决定抓取最直接表面的,也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因素。
我快速收拾好散落桌面的书本,随手塞进书包。书本今天还没有打开过,我都算不清自己已经落下几门课程,数学,生物,物理,艺术···即使强迫自己背诵生涩拗口的公式也很难理解其中的奥妙,索性眼不见心静,将它们抛到脑后。
整理好杂乱的桌面,顺遍把手机和学生手册塞进书包的侧面,今天的教训使我明白它们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将它们随手乱丢会有很不美妙的后果。
我低头俯下身,小心翼翼地从置物柜深处捧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可不是什么珍贵的宝石项链,只是四张素色的信纸。
我混在稀稀落落的人群中走向停车场,没花多少功夫坐上了接我回家的车辆。车子平稳地开出诺亚斯顿,朝着卢布廖夫的方向疾驰而去。
我将小盒子放在腿上,一点一点的开始构思想要说的话,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过两天圣诞节就要到了,我得赶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完成这些礼物。
俄罗人普遍信仰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等三大教派同属基督宗教的范畴之内,但与欧美国家教徒众多的天主教和新教不同,圣诞节并不是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东正教的历法,俄罗斯的圣诞节和新年要比欧洲的节日晚两个星期,也就是说,一月七日是俄历圣诞节,一月十四日是俄历新年。
再过两天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诞节即将到来,虽然不是俄罗斯的传统节日,但毕竟处于相似宗教文化的地区,人们还是十分看重这一天。
这就是我想要表达感情的方式,哪怕不多,哪怕微不足道。我想写下来,把心底深处埋藏的感激写下来,如果选择当面说,失败的可能性会很高,我的那张蠢笨的嘴巴一定会临时背叛我,这一点我没有预知能力也可以猜到。
今天就要动笔了,我暗下决心,两天时间看起来很充裕,可我的文笔不够好,我得先打草稿,多修改几遍之后再写在信纸上,况且要写给四个人,索菲亚、安徳廖沙、马尔金先生和安德烈管家,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并不十分宽敞的道路两侧熟悉的西伯利亚冷杉混合了森林里特有的潮气,钻过了窗户间细微的裂缝。
卢布廖夫近在眼前。我盯着远处,视线缓缓聚拢,捕捉快速掠过的树影,似乎可以模糊地描绘出房子的轮廓,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将盒子捂在外套内侧,单肩挂着书包的肩带小跑着进入正厅,安德烈管家迎上来,伸出手就要接过我背上的书包。
我微微侧身躲过,深呼吸平复些微的气喘:“不了,我可以自己拿上去。”
没了书包的遮掩,外套里的盒子会显眼的多,我不自然地笑笑,希望安德烈没有看出我的异样:“索菲亚回来了吗?”
安德烈管家举止自然地后退一步,看着我微笑着垂首:“夫人和先生今天很晚才会回来,要先用餐吗?”
好机会,正愁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索非亚、马尔金先生在一起用餐会耗时良久:汤,副菜,主菜,甜品···也许不只有这些,还有蔬菜之类的其他步骤我记不清,总之完整的用完一餐总得花去两三个小时,如果谈话的兴致比较高,就不止这些时间了。
而我一个人啃汉堡大概十五分钟左右足够了,当然安德烈管家不愿意看到我吃汉堡的样子。
我一手托着不断下坠的书包,另一只手还要固定外套里的盒子。真是的,不过几本书而已,书包怎么会如此重,我怕再待下去,盒子就承受不住来自地心难以抗拒的引力,于是急急忙忙地边往楼上跑便扭头朝安德烈管家喊:“晚餐帮我送到房间里就好,我有很多作业,今晚就不下来了!”
身后传来了安德烈管家的笑声,天哪,他一定看出来了,前几天我就不该向安德烈管家询问关于圣诞节的事情,他那么聪明,怎么会猜不到我要做什么,我今天不自然的表现,安德烈管家应该会更确定了。
主啊,希望这份礼物到时候还能是个小惊喜,保留最后的神秘感,我关上房门,苍白的脸颊上多了几分红晕,有几分跑步的原因,也有几分害羞。
我摇摇头,晃出无关紧要的念头,现在不是该想这些的时候,信!圣诞礼物!拿出干劲来,认真去完成它,目前为止也只能做这些了,书包被随意的丢在一边,我脱下外套想要换上舒适的睡衣,决定立刻开始准备写。
随着外套被剥离,一条浸染了血色的手帕从口袋里滑出,落在了洁白的地毯上。
熊熊燃烧的斗志瞬间被浇了一盆冷水,时间像按下暂停键,连视线也被定格。
我怎么把它忘了呢?
下午的记忆连贯的浮现在眼前,我蹲坐在地毯上,手指捏起一个边角,将它悬挂在空中,血渍在空气中氧化,凝结成块块乌黑,衬得手帕刺眼的白。
我像是无法忍受一般,突然站起身冲向卫生间,将水开到最大,水滴沿着不同方向四处飞溅,喷出道道弧线。手帕在激烈的水流中狠狠冲刷,好似在风雨飘摇的河面上的一叶扁舟摇摆不定,我用力揉搓着沾染颜色的地方,打湿了没来得及挽上的袖口。
终于洗干净了。
我把手帕挂在毛巾旁,脱力地靠在盥洗台上。我疲惫的眨眨眼睛,看着镜中的自己。苍白不带一丝血色的皮肤,瘦削的小脸,结痂了的嘴唇,浅灰色眼睛下的黑眼圈越发的明显。
真是,糟糕的样子······
连我都不愿意再看一眼。
将脸深深的埋在手掌之中,我困难的呼吸着,袖口上的水从脸颊滑落,没入发丝之中,像哭了一样。
我怕血,在我短暂的上一世,血时不时就会出现,从断裂的手腕间喷涌,流淌,在意识的边缘兀自热气袅袅,熨烫了皮肤。止血带的压迫刺激出更深的疼,声吟在静默的绝望。
今天下午的忍耐被刺开了缺口,我感到莫名的愤怒,因为自己,因为那个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是无辜的,我告诉自己你只是在迁怒,把对自己的失望迁怒到他身上。
不,不是的。我对情绪太敏感,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感觉,不是单纯的恶意,像是浓重的好奇与审视后强烈的侵略性。我感到不安,包括我自己在内,随便谁动动手指,就能打破艰难维持的平衡,毁掉现在平静的生活。
够了,弗洛夏,够了。脑海中的另一个声音在叫嚣。
我缓缓站直身体,重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嗯,很普通的十三岁小女孩,没有出彩到可以被关注的地方。
我不停的安慰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别被自己打倒,那只是一种感觉。
我不能过于惊慌,即使未来如何变化,只要活着就好,我只要能活着,就会有抵抗恐惧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即使情况没有丝毫好转,我也要相信自己。
别忘了最渴望的东西,我低声告诉自己。
课桌上散落着信封、皱巴巴的草稿纸,几根颜色不一的彩色荧光笔。
尽管昨晚我努力说服自己打起精神,可持续低落的情绪还是影响了写信。与空白的信纸面面相觑将近一个小时,我放弃了。这样糟糕的状态还是不要去写了,文字一定又丑又无趣。
数学课不用说,绝对是我最煎熬的课程。刚开始,我还做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适时点点头,发出一些毫无意义的拟声词“哦~”“啊~”,声线起起伏伏,装成恍然大悟的样子。
别小看这个方法,它并不容易。因为很快耳朵里就被生僻拗口的单词充满,无力招架越来越庞杂的计算公式。
我渐渐无法掩饰眼神中赤/裸/裸的茫然与无知,索性对着空气发呆。
我不因为自己的不擅长生气。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容易原谅自己。我的缺陷有很多,我不经意间会因为这些问题去攻击自己,我常常需要去避免情况的发生,即使本身是不带有恶意的。
我轻松地过了自己的一关。时间一长,胆儿就肥了。
我把书本和作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信纸压在最下面,堂而皇之地在数学课堂上写信。
我的位置在最后一排,相对还算得上隐蔽。关键教授我们的人是埃斯普先生,埃斯普先生是那种相当传统古板的老师,他在教室里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讲台向外延伸七十厘米的区域,为我的顶风作案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我准备了很多张草稿纸,它们都没有用上。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写的如此流畅。
第一封写给马尔金先生的信件只用了十五分钟左右,我没有停顿,没有构思合适的词汇,我起先认为要送给马尔金先生,我的措辞要严谨一点,更注重词序排列和语法方面的问题。
可当笔尖接触到纸张的瞬间,我想要说的话开始源源不断的从手下浮现,像是这些话本来就存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想要将它们表达出来。
文字提供了契机,我的想法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段段铅字。看着写给马尔金先生的信,我找不出任何可以修改的地方。不是说文字完美的无可挑剔,而是感觉每一个普通的词汇都恰到好处地呆在合适的地方,无法用另一个词语去替代。
我对照着草稿纸上的内容,小心翼翼地挪到准备好的信纸上。
除去马尔金先生的信件用到了草稿纸,其他的信件都直接写在信纸上。
我准备的信封都是素雅的颜色和简单的款式,丝毫没有圣诞节的气息。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早上在房间里鼓捣了很久,从一套五十五色的水彩笔盘上抠下几支合适的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和乳白色,我希望这些颇费功夫的小装饰能让我的礼物显得不那么寒酸。
忙活到埃斯普先生的课程结束,午餐时间来临我也没来得及对信封进行包装,但好歹把信写完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不用太费脑子了。
将信纸小心翼翼的放进盒子里,把彩色水笔归拢在一边,下午就要用到他们了,祝愿在此之前我能想到要画些什么才好。相信我,我画画的才能也许还比不上在数学方面的潜力。
不过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从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简单有趣适合新手的图画,找一副难度相当于小学数学的图画算不上一件难事。
桌面上的物品被一一清理,露出了米色的花纹。我的东西经常随意摆放,不大的课桌常常被摆满,也不全是书本和作业,坏掉的耳机,某次物理实验过后的材料零件也会莫名其妙出现,我很难想起需要整理桌子,这也让奇奇怪怪的杂物越堆越多。
我的肠胃感受不到饥饿,比起走路去餐厅我宁愿趴在桌子上休息休息。其他的学生基本都出去了,教室里难得的安静。脸贴在冰凉的桌面,浅金色的发丝软软的垂在脸颊,摩擦出几丝痒意,享受着短暂的歇憩,我满足地发出一声谓叹。
但事情还没有解决。
我无奈地从口袋里拿出那条手帕。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我用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填满所有空闲时间,让自己腾不出空思考这件事情。
我静静地端详手中的帕子。质地很柔软,不是丝绸滑溜溜的触感,更像是蚕丝被舒服的内衬棉花,素淡的颜色,介于米色与灰色之间,不知道是不是习惯的缘故,边缘晕出几缕青灰。至于味道,我凑上去微微翕动鼻尖,呃······透出一股自然的充满了绿色气息的······卢布廖夫地下水的味道。
我重新无力地趴在桌面,我怎么忘记用柔顺剂或者精油,再不济也应该打上花皂。
我挠挠头发,手帕上的血渍已经在我的大力揉搓下消失了,虽然有些失礼。现在还不算晚,等今晚回家就能把它搞得香香的。
手帕摊在脸前的桌面,我的余光扫到一个黑色的边角。难道我没有洗干净吗?我好奇地提到眼睛前方。这不是污渍,更像是一个P,P?以贵族们的特性,多半是家族姓氏的首字母,可惜对贵族姓氏之类的知识匮乏的我想不出任何有关的信息。
我轻轻叹口气。
我还是表面上逞能而已,明知道呆在教室里遇到他并归还手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却选在躲在这里不出去。
其实,我对他已经没怎么害怕了。昨天,比起他带给我的不安,我更害怕见到血而有些失控的自己,那个时候,我拼了命的把血液引起的恐慌转移到对他的感觉上,将突兀的情绪合理化。
冷静过后细细一想,我对他的抵触来源于内心。如同我是天生八百度的近视加上四百度的散光,平时带着厚厚的眼镜,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眼镜飞到茂密的草丛中,无处可寻。
我十分慌乱,只能拿出放大镜充数,放大镜中的人张牙舞爪,面目可憎,我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似乎被眼前的恐惧吞没了。
但我害怕的真的是被放大镜妖魔化的那个人吗?不对,我所害怕的,我真正恐惧的,是被撞掉了眼镜的自己。
下午的课程比起早上来要轻松不少,西洋古典乐史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我其实不太能分得清奇奇怪怪的小蝌蚪在五线谱上下浮动表示什么,但毕竟是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人,死记硬背在这时候显得很有用。
想通了是想通了,我依然不急得还手帕。诺亚斯顿的学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宁愿把它交给缘分,缘分——一个虚无缥缈的词汇,虽然他没我想得那么恐怖,但不可否认他依旧是个危险分子。
如果我们能在诺亚斯顿再次相遇,那时我再还给他。
我为自己想到可以不去理会这件事情的借口,虽然有些无耻,或许还有非法侵占他人私人财物,且拒不交还的嫌疑?我不急不忙走向停车场,口袋里的手帕似乎发热边烫,控诉着我又一次的逃避。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我盖上小盒子,里面是已经制作完成的信封。网络上的图画果然和我想象得差不多,简单又漂亮,我唯一没有料到的事情就是我的绘画能力比我估计的还要差,歪歪扭扭的,我尽力修补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只安慰自己,内容,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学院里已经满是圣诞节的气氛了。
每一节课学生们都不能好好坐在座位上,他们上蹿下兴致勃勃地讨论放学后的派对聚会。我相信,放学不久后的莫斯科大萨温斯基大街上的Soho Rooms、Rock\'n\'Roll pub、彩色大道的Buddha-Bar等等一系列莫斯科最高级的酒吧会被诺亚斯顿的学生们占领。
无法想象,此时此刻衣冠整整、注重礼仪的他们会衣着暴露的在Disco Room疯狂的舞动四肢,灌下一瓶瓶五颜六色的液体,露台泳池里或许还会有几乎不着寸缕的嬉戏打闹的少男少女。
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圣诞节期间诺亚斯顿不会休假,这对于我所信奉的只有放假才是节日理念截然不同。
安东先生在最后一节课铃响后,笑着说:“平安夜快乐,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们拖着宿醉的大脑来上课,给我一个像你们说声圣诞快乐的机会。”
果不其然,学生们哄堂大笑。
我一如既往地坐上了了驶向卢布廖夫的车子。今天放学早了一个小时,赶上了最后的黄昏。
脱离了热情洋溢的氛围,回到孤僻冷静的环境里我更自在些。少见的暗红色光晕在上浮的暗色下挤压,不堪重负的下坠,光芒边缘触到了西伯利亚冷杉的树尖,爆发了压抑的能量。过渡的间隙在深浅不一的色调里分层,照不透浓墨似的绿,漆黑的天幕陡然笼罩大地,黄昏决绝的姿态绽放出无比精致的美丽,在没有比得上她的浓郁。
我只要待在这里,哪里都不去也会很幸福。
Chapter 17. 早餐时间
在安德烈管家的敲门时,我已经醒来了,从一个戛然而止的噩梦中,我瞧着头顶墙面上蜿蜒勾勒的花纹,试着回忆起梦境的内容。很奇怪,明明令我的印象无比深刻,却在意识回拢的短暂时间里消失无踪了。
安德烈管家平时几乎不叫我起床,看来即使不是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圣诞节,这一天也很受重视。
我掀开床褥,光着脚丫一溜烟儿跑进卫生间,我需要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当然平时在萨沙的帮助下,人靠衣装的我并不显得邋遢,可我的不修边幅也是事实。
细节上看起来是这样。
比如我的一张苍白没有血色的脸,面无表情永远挂着睡不饱的黑眼圈,颓靡的不健康的感觉似乎有人抓着我的肩膀猛烈摇晃,我就会死于心脏衰竭。
我有些苦恼于暂时无法改变的精神面貌,但除过这些,我起码可以收拾一下我干涩毛躁,总是不能安分妥帖的长发。
浅金色的头发不知不觉已经到腰间,刘海儿也是可以别入耳后的长度。平常我基本把头发塞入衣服里,要不就是低低的挽起来,松松垮垮的垂在脖子上。这是因为我睡觉时头发没有干透,等到早上起床时头发就会乱乱的翘着,我没耐心一一理顺,就只能随便的整理。
顺便说一句,没有吹干头发就去睡觉是我改不掉的坏习惯,不只是头发的问题,还会有头痛的风险。
我将手接满一捧水,再甩掉多余的水,一下一下压平发尾的毛燥,然后重新将手打湿,用指尖整理脸颊旁边的碎发,这里的头发长得很慢,就算把头发扎起来也会掉下来。
接下来不需要再沾水了,那会让头发变得湿漉漉的,现在看起来已经顺直一些了,不论是发尾还是耳侧,我在镜子前转着圈左看看右看看,希望这样能让我比平时显得精神一些。
我走到沙发旁的书架前,小心翼翼的从唱片间的缝隙里抽出了放着信件的盒子。一会就要把它们送出去,我有些忐忑,不知道索非亚和马尔金先生会不会喜欢。
我拿起书包,起身准备下楼,在手指触碰到门把的霎那间,我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转身噔噔噔的跑进卫生间,从镜子旁边的小抽屉里取出一个草莓唇膏。
我欣慰地抚着胸口,还好没有忘记它,抹上唇膏会让我的气色好看很多,顺便拯救嘴唇上起皮的小伤口。
果然,进入餐厅后发现马尔金先生和索菲亚都在,往常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