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利亚柯夫先生可没‘差点’，大臣。”伯纳德尴尬地回答。
“老天爷呀。”我无话可说，只能默默地祈祷，“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不，我当时在跟美国副总统聊北约的事，可是后来一点也没见报呀。”
“我及时实行了新闻管制，当时在场的所有记者都被搜了身才许离开。”伯纳德说，“唯一一份被保留的是当天十号的监控录像——您有兴趣看一眼吗？它就藏在行政部的档案室里，以防被任何人找到。”
我坦白地告诉他：当然想看！“当时汉弗莱什么反应？”
“跟您的反应差不多，大臣。”我想伯纳德在暗笑，“不过他就尖叫了一声。”
我俩相互瞧着，伯纳德的眼睛闪闪发亮，而我，经过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发现脸上的笑容实在难以抑制。
“这可不好笑呀，伯纳德。”我真诚地说，一边用手绢擦去眼泪。
“确实不好笑，大臣。”伯纳德的嘴角都抽搐了，“所以您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汉弗莱爵士会突然着凉。”
他在暗示我部里有人请假病假呢，不过我不在意，知道了这种内情后仍然要求汉弗莱到场未免太强人所难了。而且我怀疑伯纳德也不希望汉弗莱回来，毕竟唠唠叨叨的上司不在身边，他更有展示才华的机会。

11月30日
真是令人轻松！汉弗莱不在身边，我却发现自己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今天我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可以说对于明天与俄使会面这件事一点都不紧张了。看吧，我就说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大臣是由于他的才华而非屁股的方向，没有汉弗莱我一样能干的不错，不，干的更好。
这项绝妙的计划产生由于我对时机的敏锐把握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显然的事，这几天汉弗莱缺席，伯纳德对我盯得就没平时那么紧。今天早上我俩一前一后去办公室时我突然感到内急，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就抽身进了一旁的洗手间。必须说明：这完全是无预谋的行为，我进去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在四楼。
两分钟之后，我身心舒畅地从隔间里走出来去洗手台洗手，身边一位老兄哼着儿歌对准靶心发射弹药，我听见他嘟嘟哝哝地唱：“十个小黑人出外用膳；一个噎死还剩九个，九个小黑人熬夜到很晚；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随即认出来那头柔软的银发，以及独一无二的棒棒糖身材。生性善良的卡特赖特博士正乐滋滋地试图冲下小便池边一点污渍，一边瞄准一边摇晃着他的大脑袋。
见到他真高兴以致我忽略了两人所处的微妙环境，“唉呀，理查！”我快活地叫了起来，“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想来，换我也会吓一跳的。他手忙脚乱地整理衣服，茫然抬头四顾，很快找到了我。“啊，大臣！”他高兴地用尖嗓子招呼我，并热情地伸出手——当然随即又缩了回去，我俩尴尬地拍手打脚寒暄一气，使劲表现了下久别重逢的热情后才镇定下来，我继续洗手，他匆匆走过来和我并肩而立。
这真是个奇妙的场景，行政部的大臣和他的行政顾问（副秘书级）理应道貌岸然地坐在办公室商讨国家大事，而现在呢，两个人对着镜子哗哗地冲着手，一边交换对部里工作的意见，其中一个人的裤链还没拉好。
我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卡特赖特博士以他一贯的好脾气回答过得不错，尤其这两天没人追问工作，他清闲得光想养只小狗。
“汉弗莱不在可是段好日子，哈？”我坏笑着问。
“其实没什么区别，反正以前他也懒得理我。”他和和气气地说。
接着我们谈到目前部里的头号大事，我惊讶地发现他对此一无所知。
“大概人们都认为我是个职业经济学家。就该去跟数字较劲吧。”他感慨地摇摇头，“但谁都知道，在行政部里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这令我想起了他的特长：严谨的分析推论，科学的逻辑方法，以及，经常深得我意却被汉弗莱打红叉的提案。[正因这些，汉弗莱爵士才严禁哈克私下与卡特赖特博士接触——编者]现在讨厌鬼教务主任休病假，我正好可以征求下他的建议。
我把伯纳德告诉我的话转述给他，卡特赖特博士仔细地听着。“我不明白，大臣。既然连政府都知道这些设施的真正价值，为什么不敢要求实价呢？”
我告诉他伯纳德给我的解释：白厅害怕俄国不肯做这笔生意。
“俄罗斯很会算计。”我说，“世界到处都有加油站，但只有他们有天然气。万一我们开价猛，他们就给我们断气，于是英国只能变冰棍了。”
“唔，您是说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这是供不应求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卡特赖特博士沉思着，“除非我们能不依赖俄国人，否则把柄总是被他们死死攥在手里，而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任人宰割。”
我恳求他千万别再用这个比喻，他不解地望着我，但是没有发问原因。谢谢了，让我又避开一层尴尬。
“如果我们不需要俄国的天然气……”他开始幻想。或者说，我以为他在幻想。
我立即提醒他那是不可能的，我特别强调让他摸摸墙上冰凉的瓷砖。要是不缺气，谁会愿意在十一月底躲在冷房子里受罪呀。
“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大臣。”他严肃地说，“约克郡的雨未必能流到伦敦的土地，也许只是流通的环节出了问题。北海油田年年都在开采勘察，没有理由一点天然气都不产。”
我如梦初醒，对呀，前几天那个讨厌的科伯特还说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哩！
“这么说我们没有俄国人也能过得好，是吧。”我急切地问，忘了这段日子伯纳德跟我一直靠乙醇取暖。
他谦虚地声明暂时不能得出结论：“我得回去查查相关数据，推演计算下运输损失和各地分配份额，然后才能给您个大概答复。”他向我保证，最迟今天一定告诉我结果。
真是太棒了。飞来之喜——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呀。我止不住对他一谢再谢，能不这样做吗？没准在会见俄使之前我手里能多了张王牌。“你真是太好了，理查。”我感激地紧摇他的手，“我可全靠你啦。”
我话音还没落，洗手间的门被人突然打开，伯纳德直接探了半个身子进来。
“我该猜到您在这的，找您好久啦，啊……”他发现了我身边的卡特赖特，“您好，博士。”他敏锐的眼睛看看他，又看看我。
我不知为何感到有些别扭，仿佛我做了什么亏心事被当场抓包。“伯纳德。”我生硬地说，“真巧呀。”
“是呀，真巧。”他应和着，怀疑的眼神仍然在我俩身上转来转去。
但是单纯的卡特赖特博士从来意识不到文官对他的敌意。他高高兴兴地跟伯纳德打了招呼，又向我保证很快会给我回电，便摇晃着白色的圆脑袋，唱着小黑人的歌回办公室了，留下我和私人秘书站在厕所里大眼瞪小眼。
我觉得我有必要说明些什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伯纳德。”
“我什么也没想，大臣。”他恭敬而疏远地回敬我，我更有必要为自己辩解啦。“你看，我跟着你走上楼梯，突然肚子里翻江倒海……”
“我理解，人有三急嘛。”他淡淡地说。
“然后，我经过，经过这个洗手间，嗯，我对自己说，这不就是供人休息的地方嘛，于是我推门走了进去。而卡特赖特博士正好也在里面。”
伯纳德抬手看了看表，依然保持着毕恭毕敬的语气“其实我不在乎的，不管您在洗手间里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半个小时了？我很吃惊，但——我真的在厕所里面没出去呀。不知为何，伯纳德越说不在乎我就越心虚，非跟他讲清事实不可。
“然后，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
“闲聊？”
“是的，你不会以为在洗手间里能完成什么工作吧，哈哈。”我干笑了两声，试图岔开话题。
然而他仍然紧咬着不放，我悲哀地意识到，他毕竟是汉弗莱一手酿出来的呀，“我要怎么说您才明白呢，大臣，我对您的行踪并不感冒，只有汉弗莱爵士才在意您到处乱逛，四处打听——”
“可是我没有乱逛。”我急急辩解，“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一切都是凑巧。”
伯纳德看上去并没有接受这个解释，不过我不在乎，确切地说，我才不管他在想什么，只要别捅到汉弗莱耳朵里就好。可是我怎么才能封住他的嘴呢？
现在想来我可能干了件傻事：我从衣袋里摸出一张钞票，偷偷往他手里塞。
“您这是干什么呀？大臣！”他脸都涨红了，拼命打掉我的手，“您，您想收买我吗？您是什么意思呀。”
我告诉他这是甜头，润滑剂，牛皮纸袋。“千万，千万别告诉汉弗莱。”我恳切地说，“让他知道了我耳朵就受罪啦，为我保密是你的职责，不是吗？”我使劲往他手里塞钱，低三下四劝说着他给我打掩护，唉，我大可不必如此惧怕常任秘书的，但谁能经得起狂风暴雨还不知所云的挖苦呢？
伯纳德一开始坚辞不受，但后来我表示，他如果不收下就意味着他将告密。于是只好委委屈屈地接过钞票。我慌乱中拿出来的是张五镑的纸币，这很好。因为说到底，付给他钱不过是个形式，我并没真想怎么破费。
更让我高兴的是下午卡特赖特博士果然打来电话告诉我结论：此路可行。他特地强调，如果我们能拿出这次谈判标的一半的钱去提前开发几个大油田——比如布扎德附近的那个，都发现了8年尚未开采，或者最近刚刚发现的那个——所得到的收益就足够让每个英国家庭都热气腾腾，同时还可以卖给法国！
“您尽可以跟俄国人尽情要价。”他笑着说，“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王牌。”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顿时觉得底气足起来了。说到底，这次洽谈的结果会被报纸争相刊载，如果那些加油站我只卖了5亿或者6亿，选民们会骂死我的。但是如果我能卖到8亿甚至更多，或者强硬地撕毁谈判，推翻俄国人的桌子以维护国家财产——
詹姆斯.丘吉尔.哈克。这将成为他们送给我的新称谓。

[当天晚上，伯纳德.伍利爵士下班后一反常态没有回家，而是驱车赶去汉弗莱爵士家中，与后者进行了一场临时性会面。汉弗莱爵士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会面的内容——编者]

小伯纳突然来到我家，他事先并没有对我说过要来。我注意到尽管我家的暖气开得不旺，他额头上却亮晶晶都是汗。于是我正确地判断他不是来慰问我，多半是出了什么麻烦。
他说有事要向我说，我答应了他，但他支支吾吾就是不肯爽快说出来，于是我问他是否难言之隐，并且友善地建议我先出去，留他在屋子里自言自语，而我可以躲在门后听。
“差不多就是您说的这样呀，汉弗莱爵士。”他看上去很惶恐。我不得不承认被他弄迷糊了。
我让他坐下来，并给他倒了一杯酒，他感激地谢绝了。“不，不用了，”他说，“这两天大臣日日买醉，行政部仿佛泡在酒缸里。”
他又不安地搓起手来，我耐心地等着。
终于他开了口，原来是这样，我最最亲爱的，没有一天不给我找麻烦的大臣突然冒出了个奇思妙想，想借助北海油田的力量去和俄国人讨价还价，甚至做好两败俱伤的准备。我严厉地询问这件事是否属实。
“绝对真实。”他向我保证，并解释说，这个消息出自哈克之口，但并不是对他说。显然，哈克和某人通过电话密谋了此事，而伯纳德通过秘书办公室的分机监听到了这一消息。
“我就知道他自己想不出来这点子。”我略微烦躁地抱怨，“告诉我，往大臣脑子里塞海绵一样塞新鲜点子的聪明鬼是谁？”
他拒绝回答，表现得十分惊恐。我又问了一次，他用绝望的尖声说起来：“我不能告诉您，汉弗莱爵士。”他向我恳求，“我的嘴唇被封上了。”
接着他——出乎我意料——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五镑纸币，放到桌子上，然后像个死刑犯盯着判决书一样盯着不动。我不得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嘴唇被它封上了，汉弗莱爵士。”他悲伤地回答。
我弄懂了他的意思。有进步，看来哈克已经学会威逼利诱了，他果然适合做一名大臣。
我用两根手指捡起那张钞票。“封口费？”伯纳德纠结万分地点头。于是我把钞票放进衣袋里，并向他许诺我会将它捐给圣公会。“现在你的罪责被上帝洗清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吧。”
“唉。”他悔恨地坦白，“是我的错，汉弗莱爵士，我一个不留神，大臣就跑到洗手间里和人交谈起来……”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他跟哈克谈话的人是谁。他以一个私人秘书最大的忠诚回答我：“我不能说出那位博士的名字。”很好，理查德.卡特赖特，咱们走着瞧。
我很想批评伯纳德的失职，但这不公平，谁也想不到哈克会如此散漫无纪律，他简直像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找个机会就要越狱。这次居然跑去洗手间堵人，他是和日本前首相学的这一招吗？
总之，卡特赖特出了一个新鲜主意，而哈克决心将其实施，却把我给他的建议搁置一边。幸亏伯纳德的高度警觉以及每个电话都要监听的好习惯，不然就惹出大麻烦了。
“您觉得大臣的这个念头如何？”他颤抖地问，“电话里他们说了好几条足够有力的论据，但我直觉有问题。”
毋庸置疑。我告诉他卡特赖特的法子看似可行，但它建立在我们可以在北海开采新油田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