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无法表示反对，因为当时我在睡觉。
“天呐，大臣！”他现在才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关键时刻您怎么能睡觉？上一个这样做的是弗雷德爵士，而弗雷德爵士现在已经进上院啦！您真是……充满了勇气和魄力！”
天，别！我一听到这两个字眼就背后发麻，我试探地问他接待俄国人是否会成为一项有争议甚至有勇气的事情。
“这取决于您如何应对，应对得当是一件政绩，万一有所闪失，它将成为一项勇士的铭文。”他得体地回答。
这又是个我不懂的文官语言。我知道“有争议的”是指我会失去选票，“有勇气”是指我会失去大选，而“勇士的铭文”是什么意思呢？
“指您根本等不到下次大选，大臣。”伯纳德善解人意地解释，但我很想揍他。
我忧愁地坐下，思考着这项新工作。我该如何自保？或者说，我该如何迫使首相收回成命，把这件事踢回给马丁或者科伯特去？
“希望不大，大臣。”汉弗莱说，“他们都被俄国佬弄怕了，外交官闻到俄国人的气味就哆嗦。”
这可是个新鲜事，我询问他俄国人干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卡廷森林，集体农庄，西伯利亚，这些还不够让人颤抖吗？”汉弗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品尝，“而且俄国人的性格实在不靠谱，和我们欧洲盟友们格格不入，难以沟通。不知他们是头脑简单呢还是过多饮酒导致的冲动，比起利益来更在意一些虚无缥缈的情感。”
“死要面子活受罪。”伯纳德评价。
“死要面子活受罪。”汉弗莱赞同地重复，“举例说明吧，他们居然会为了爱情或者荣誉这类东西献出生命，历史上不乏因决斗而送命的俄国人。”
“比如普希金。”伯纳德说，“他的离世是文学史上一大损失，而如此珍贵的生命仅仅为了一个女子就消逝在枪弹之下。”
汉弗莱忧郁地点头赞同，我却有不同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这不能证明俄国人脾气异于常人，毕竟决斗一风在法国也流传深远。
“哦，法国人的决斗跟俄国人根本是两码事！”汉弗莱温和地纠正我，“俄国人一言不合，喝光了酒，掏出手枪，乓，二者之一，或者俩人一起去见上帝。法国人相距三百米互相扔扔石子，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成为劫后余生一辈子的朋友。决斗从来没给哪个法国人带来死亡，只带来病痛：由于法国佬总跑到室外决斗，他们到老都患上了关节炎。”
他说的很对。我告诉他，这正证明了我们亲爱的欧洲盟友是多么软弱可怜，反衬得俄国人个个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不如说是莽夫。”汉弗莱不屑地说，“虽然我不认为法国人有什么优点，但比俄罗斯理智又聪明。俄罗斯人冲动、暴躁，手段粗暴，总想着扔氢弹，根本不讲道理。”
我不知道他的偏见由何而来，我提醒他，俄国是欧洲唯一一个能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国家，比如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或者希特勒，都溃败在莫斯科城外。
“没错，拿破仑进入巴黎的时候法国人跪下高呼皇帝陛下，希特勒一来法国就投降，结果一样存活到现在，而且少死好几十万士兵。从长远来看法国人要聪明得多，他们懂得保存实力，所以现在法国佬满地乱跑，俄国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死要面子。”伯纳德喃喃地说。汉弗莱对我礼貌不失高傲地微微一笑，仿佛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看法。
“你怎么能这么评价，汉弗莱。”我大为惊讶，“你的论调令我震惊，这是基本的道德取舍，正义与邪恶的选择……俄罗斯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呀。”
“对错的标准是什么？道德？那不是政府该考虑的事。”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是道德选择？一腔热血，死而后已，要命一条？不，那是做事情不计后果的表现。政府不该被虚无的爱国啦，荣誉啦这些陈词滥调所迷惑，而是谨慎观察，反复斟酌，做出真正符合国家利益长远的决定。比如说去年冬天，仅仅因为乌克兰触了他们逆鳞，俄国人就轻率地断掉了2500万美元的天然气供应。那个冬天可好过啦，整个西欧冻得瑟瑟发抖，乌克兰被骂得瑟瑟发抖，俄罗斯想着本该到手的钱心疼得瑟瑟发抖——法国人就干不出这事。他们会抗议，威胁，耍赖，但是钱该赚照样赚。”
他纯粹在诡辩，用文官的那套没原则，没正义的缺德思维评价他不了解的事情。但如果这是白厅的正常想法，我倒也明白为什么外交官对俄国人这么怵头了。
“他们不在乎能不能谈成生意，大臣。如果你不给足了他们面子，这些棕熊宁愿放弃到手的英镑，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汉弗莱警告我。
我开了个玩笑：“他们也非常敏感吗？”
“不，他们因酗酒而格外迟钝。所以如果你不清楚地反复表明你站在他们那边，他们就会认为你站在美国那边，下一个动作就是对你宣战。”他严肃地回答。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心中那位未曾谋面的俄国特使形象一下子从白色羽翼的天使变成了拿着AK47的狗熊。“哎哟。”我嘀咕着，“而这个棘手的活计落到我头上啦。”这消息实在太悲惨了，我手脚冰凉，必须连灌三杯白兰地才能暖和起来。
汉弗莱冷冷瞥了我一眼。“事已至此，我们必须要小心款待。”
“万分小心。”我跟着说，“但我没有应付俄国人的经验呀，汉弗莱你有吗？”
他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我不敢说在我漫长的，侍奉权威的生涯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景，”他咬文嚼字地说，“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位适当的沟通者，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又能与俄国人周旋出余地。同时他必须可靠，谨慎，彬彬有礼，具有广泛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能适时对形态做出判断。”
“真好。”我附和着，“你打算向我推荐谁？”
汉弗莱一下子噎住了，同时伯纳德发出吃吃的低笑声。
我明白了他的暗示，哎呀，看来我不小心又喝过头啦，这么明显的话我怎能没立刻理解呢。行政部里谁最爱在国际事务上出风头？当然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呀！
而他还不好意思跟我直说！“也许您不介意我求助于俄国大使？”这是他常用手段：给我个完全胡闹的选择，于是大臣就只能跟着走了。不过今天我识破了他的小九九。“想都别想，汉弗莱。”我亲热地搂上他的肩，“别跟我提什么外交官，学者，企业家那些废物，我就要你，你来负责俄国特使的接待和谈判。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用你对付我那套把他忽悠得晕头转向，最后在合同上签字。”
“您怎么能将如此重任托付给我？”他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神色，这倒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您的仆人呀，大臣，您得到荣耀，成就，一切归功与您，而我只是负责事先的准备——”
这话的意思是他高兴地接受了新任务，我放下心来。
[然而根据哈克阁下之后的记述，第二天汉弗莱爵士的态度就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将接待俄使视为一份苦差而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不敢断言是什么促使汉弗莱爵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我们在其私人文件中找到了这样一份便条，是由当时的内阁秘书阿诺德.鲁滨逊爵士送来的——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听说你的大臣已经赐予你接待俄使的光荣任务？为你的新荣耀感到不胜高兴。然而我必须要提醒你，有确切消息说俄罗斯派来的使者是安德烈.西利亚柯夫先生。如果你对这个名字的印象已经淡漠，我再次提醒，他曾经在1985年—1990年担任苏联驻英大使。
你的：阿
11月28日
11月29日
我拿不准自己是遭遇了灭顶之灾还是得到了一个机遇。今天本来想和汉弗莱讨论下关于接待俄使的事情，伯纳德却告诉我他告病假！
“汉弗莱爵士今早从家中打来电话告假。”他不无同情地告诉我这个噩耗，我一时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情我还是同情汉弗莱，“似乎是由着凉引起的身体不适。”
他挑子撂得可真是时候呀。我询问部里有没有送花表示慰问，伯纳德给予我肯定的答复。
“那么酒呢？”我说，“他得赶紧好起来给我帮忙，所以咱们送去点让他暖和身子的东西吧，一瓶香槟怎么样？”
伯纳德表情复杂地提醒我：汉弗莱住在黑索米尔的高级住宅区，那里即使没有暖气也有空调。我想他在暗示我们可以把香槟自己喝掉，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
“您完全可以把俄国使者应付好，说真的，您现在看上去像个不折不扣的俄国人。”他给我倒酒的时候这样安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取笑我每天身上都带着酒气。
然后伯纳德给我送来了内部简报，上面说俄国使者将于后天下午到达伦敦——后天下午？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哪！文件里还说明，这些俄国人想收购几百家设立在英国的加油站和炼油厂，我注意到这些资产本属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
我向伯纳德指明这一点。
“嗳，这是白厅的一贯做法。”伯纳德愉快地回答，“人民不喜欢政府变卖家产，尤其把它们卖给战略上的敌人而非盟友。所以如果一定要卖，我们就把法国人的东西卖出去：先政府收购，然后转手卖出，空手套白狼，我们赚中间差价。”
我隐约感到担心：“法国人会答应？”
“不答应也没辙，敢不予配合的话，政府就无偿收归国有。”
我继续看下去。报告里说，俄国打算以现款的形式付钱给英国，用来买他们的天然气，但英国坚持要直接按天然气时价物物相抵。我看不出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大臣。如果我们出钱买俄国的天然气，那么管道途经的国家都会狠狠揩一把过路费，最终到达英格兰岛的寥寥无几。然而我们要求俄国直接送气，于是这些天然气在未到达终点之前都属于俄国财产，没人敢在上面动心思。”
“为什么？”
“俄国会真的灭了他们。”伯纳德无比羡慕地说。
我豁然开朗。真不赖，没有汉弗莱喋喋不休地用绕来绕去的套话在耳朵边捣乱，我发现脑子好使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讨价还价呀，大臣。这些加油站大约值8亿英镑，而俄罗斯那边似乎只肯出5亿。而您的工作就是保证6亿的底线，否则我们就亏了。”
他数学一定不及格，我清楚地告诉他，想赚的话价格应该在8亿以上。
“没有错，反正我们还给法国佬的钱肯定比我们最终谈下来的少，只要别太过分。当然，多多益善——汉弗莱爵士特地打电话叮嘱过。”伯纳德友善地提醒。我确定我的私人秘书绝不是等闲之辈，也许长期被汉弗莱盖过了风头，但是——谁知道呢，老汉皮不在一边束手束脚，他的能力似乎突飞猛进。
但没有汉弗莱我还是不习惯，尤其是想到后天下午就要举行欢迎酒会啦，没他在一边指点我可怎么办呢。“哎，伯纳德。”我说，“汉弗莱后天能不能过来呀？”
“我看够呛，大臣。”
“他病得很重？”
“不太严重，但足以让他等到俄使离境才从床上爬起来。”伯纳德笑了笑，我意识到他话里有话，但猜不出来。“他会遗憾死。错过了这次招待会，下次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皇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
“唉，不会的。”他又别有深意地笑了笑。我不得不请求我的私人秘书有话直说。
“您还没看到特使是谁吧。”他这样回答。
我念出了这个俄国名字：安德烈.西利亚柯夫。这个名字听上去很耳熟，但我搜索不到脑海中任何有关的记忆。
“他曾经担任前苏联的驻英大使。”伯纳德笑眯眯地说，“汉弗莱爵士和他……呃……曾经有过过于密切的交往。”
我不明所以：“那他更该来看看老朋友呀。”
“不太愉快的，过于密切的交往。”伯纳德纠正道。我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汉弗莱离婚就为的他？”
“天哪，当然不是！您想到哪里去了！”伯纳德惊诧万分。我为我的胡思乱想感到脸红。“确切来说，他们发生过某些尴尬的接触。”
我糊涂地看着他。
伯纳德决定说得直白一些，我得说，这是失败的尝试。“他抓住过汉弗莱爵士的要害。”他这样解释。
我思索着他的暗喻：“你是说汉弗莱的把柄落到他手里过？”
“看，您明白了。”他高兴地说，但是我仍然不明白。
伯纳德原地转了一会儿，焦虑地选择着如何用适当的措辞给我讲清楚，这看来是一项令人头上冒汗的活，他想呀想呀，嘴里断断续续地蹦一些无意义的字眼。我都于心不忍了：“算了，伯纳德。”我宽宏大量地说，“如果不方便说，你可以打手势给我演示出来。”
“请您原谅，大臣。您还记得前任首相的国葬吗？”
当然记得！那是一场我做主角的盛会，七位英联邦首脑，六位欧洲总理，美国和苏联都派了人去，而我周旋于世界领导人之中——
“对啦，就是那一次。当时您被美国副总统缠得脱不开身，呃，西利亚柯夫先生把汉弗莱爵士这样拉到身边，像公牛拉一只小羊羔似的。”伯纳德抓住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然后，他们不知讨论起什么问题，西利亚柯夫先生就这样……这样……这样……”他犹豫着把手伸向我肚脐下面……
我尖叫一声跳起来，连椅子都带翻了。“你怎么！”我无比震惊，磕磕巴巴地尖声叫嚷着，“不，他！他怎么能！天呀，伯纳德，你差点就碰上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