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不说话的付大同笑了笑道：“一白的看法是传统看法，如果以统治者的视角来看，也没什么错，而且简单实在轻松。但是我们GCD人还是想做得更好些。不只是要打败敌人，还要改造敌人，要让敌人成为人民大众当中的一员。先生带领我们打倒国民党，把校长逼到台湾，并不是为了重建一个少数统治者统治多数人的集权国家，先生是想建立一个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

“嗯，大同这个话我赞成。大同啊，你有空去看看先生吧，最近这段日子，先生也很累。我老跟他说要多休息，但是全国各地好多好多的事，中央书记处处理不了，就往先生那里推。”曾宝说。

“当初叫亩产万斤的是他们，现在撒手抱脚冷眼旁观的也是他们，这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当初革命时的团结一致都去那里了？”狗子叹息着说。

丁一白看着狗子，沉吟不语。第二天，付大同就和丁一白一起去看望先生，还给先生带来两条英国烟。

先生有点老了，这是丁一白第一眼的感觉。虽然付大同能明白先生的心意，但是丁一白还是有些问题想问。“先生，按道理说，你们是人民共和国，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些民主派，说实在的算是人民的敌人，就算先生想要人监督你们的干部，也应该是人民来监督才对，先生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敌人来监督呢，敌人来监督，那里会说好话，只怕还是哗众取宠，夸大其词，带出负面效果。”

先生轻轻笑了笑道：“一白啊，你是旁观者清，有的时候，你和大同之间，我还更看重你的想法和问题。你的想法在现阶段其实是没错的，现在这个新的人民中国具体事物，我都交给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去做。我作为一国领袖，要做的是看到全局，掌控全局。而这个全局，不单只是国内如何建设的问题，还要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新兴的国家如何存在的问题，更要有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持续走下去的问题。一白，你是多少年出生的？”

“我比大同大三岁，是1908年出生。”

“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也就是说按出生年月来讲，我们三个人都是经历了三个朝代的人。广义来说，都是清王朝余孽，都是中华民国的遗老。”

“先生，我也算啊，我可是1911年12月31日出生的呢。而且我现在也不算老吧，我可是三个人当中最小的一个。”付大同笑道。

“当然算。”先生笑道：“一白，大同，你们应该知道，对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些个民主党派，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余孽遗老，但问题是他们一样会有后代，他们的儿子可能只是民国遗属，但是他们的孙子，就必然是新中国的公民，人民啦。他们始终要参与建设这个新中国。不能让他们永远处在新中国的对立面，不能永远让他们成为新中国的破坏力。如果让他们融入到人民的洪流当中，那怕现在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改变了过去的旧思想，就已经是可喜的。那如果他们的儿子辈，一百个人里面，有十个人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就更可贺了。到了他们的孙子辈，玄孙辈，将必然有更多的人民知识分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的监督是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但是现实也不可否认，我们中国绝大部分人连字都不会认，怎么跟他们宣讲民主监督呢？基层的监督从解放区就一直在实行，但是要说到最高层次的民主监督，人民的觉醒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只能一步一步上下同时的推进。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先生，你总是把人性看得太美好，可是一白却觉得，这个世间就是有不愿意投降的死硬派，就是有想剥削人民的人，那怎么办？”

“有些右派就是不投降，我看还是以说服为主，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啊？一部分死硬派，他们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在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呢？人总是要死的，到最后死硬派也只是带着他们不投降的‘骨气’到棺材里去见阎王一条路而已。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过去许多历史事件都采取极端政策，可是效果并不好，我们GCD要用新的方法来改造这些旧人。”

丁一白点头笑道：“先生，你的目光远大，一白也服了。不过，一白还是有一个建议想给先生。”

“你说。”

第 38 章

“先生，自古以来新朝建立，骄臣悍将争功夺爵，封妻荫子，抢夺荣华富贵，划定势力范围之事是屡见不鲜，而那些民主派，跟那些封建时代的文人没什么两样，这些文人是最容易和这些强权者同流合污，为自己的私利置国家利益和老百姓而不顾。而文人那枝笔，还会推诿责任，委过于他人，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个被文人们泼污水泼得最多的例子。”

“一白，你到的想对先生说什么？”付大同笑问。

“我是想说，先生，民主之于中国，没有几百年的经历怕是不足以建立，但是近在咫尺的，骄臣悍将在取得政权之后争功夺爵，封妻荫子，抢夺荣华富贵，划定势力范围，无形之中做出危害江山社稷之事，只怕对当下的新生政权危害更大。说句实话，我并不觉得你们GCD当中，有多少比我们国民党更厉害的人。GCD之所以厉害，还在于有先生。主任的能力在黄埔军校已经验证过，就是校长的下级，而不是对手。其他的人就更比不上校长了。而先生能打败校长，以成败论英雄，无疑是中国第一人。”

“一白，不要吹捧先生。”先生笑道。

“这不是吹捧，是事实。但是我也记得当年，校长对大同说过的话。”

“哦，他怎么说？”

丁一白看了付大同一眼，付大同想了想道：“在中原大战之后，校长曾经跟我说过：你们学苏俄搞全人类解放，那是不切实际。你看看这场中原大战，那些人，那一个不是中国人？那一个不是父母生父母养？那一个不算是人民？可是怎么样，妓女，银元，鸦片，升官发财，他们全部都要。你给了他就投入你这边。什么主义精神，统统都可以不要。几千年来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活过来的！你那个先生，就他一个人，能带领这样的中国人搞什么全人类解放！现在只怕在我重兵进剿之下，自己的命保不保得住都难讲呢。”

先生哈哈大笑：“蒋中正还真是把人性看得透彻。但那些人，是没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旧中国人。而我们中国GCD人这二十多年的付出与牺牲，已经能证明，中国人当中，是有人能一生都坚持主义，坚持精神，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惜付出一切的新人。我们GCD人的存在，已经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先进，最忠贞，最美丽的人。虽然在战争时期，我们也有过不少叛徒，也有过不少因为苦闷而脱党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被压倒对不对？反而是越来越壮大。现在虽然不再是全面战争的时期，是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我相信大多数GCD员，依然能坚持这样的主义和精神。至于有些人，在和平时期变质，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眼皮的下就有啊，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的时候，升一级不够，甚至升二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觉得委屈了。其实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有叛变者，有毒瘤都不出奇，重要的是如何铲除叛变者，如何清除毒瘤，保证自己不变质。我们中国GCD，要永远为人民服务，要永远忠于人民，永远不能背叛人民，如果没有做到这三点，那就是背叛，集体的背叛。如果坚持了这三点，哪怕在执政上出现再多的偏差，我相信我们都能改正，我们也能重新走回到为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党，就能把中国，把中国人民带引上强盛，平等，民主，自由，幸福的金光大道。”

“先生真是很乐观。”丁一白说。

先生却认真的回答：“这不是乐观，而是一定要做的事，无论多曲折都要做的事，不能回头。”

付大同点头：“先生，我明白，你曾经说过，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先生笑了笑点头。

“其实我们中国GCD，是一个组织纪律相当严密细致的政党，从党的纪律再到国家法律都能制定出既对人民有益，又能监督干部的好法律来。一白，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吧。你们国民党在纪律方面，可是差很远呢。”付大同又看着丁一白说。

丁一白淡淡笑了笑，严肃的说：“先生，我知道你一向乐观，我也不好多说，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看校长就是一个实例。校长这一生其实没有真正统一过国民党，很多人在危难绝境之时觉得校长有能力，就把他推举出来担当大任，跟着他吃肉喝酒，可是当校长真正成为民国领袖，这些人却就忘记了患难与共的承诺，开始拉帮结派，党内派系林立，争权夺利，阳奉阴违，为一已私利而置党国于不顾。说实在话，这是相当不道义的行为，危难之时躲藏在校长身后，让校长当出头鸟，富贵之时却又完全一副自己是功臣，必须得到高官厚禄的嘴脸，就差没有把校长从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了。我相信共党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人，先生要小心身边的小人。”

“一白，先生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过你放心，那些人，伤不了我。走，今天你们都来看我，我也好高兴，去吃红烧肉吧。”先生笑道。

“先生，你吃过西餐吗？”付大同问。

“以前在广州和上海的时候也吃过，不太喜欢。还是中餐好，养人。”

“我现在学会做西餐了，我做一餐给你们吃吧。”付大同笑道。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西餐。”

夕阳西下，三个人在院子里摆下桌椅板凳，共尝付大同亲手做的西餐。

时间流逝，五八年因为‘大跃进’当中的‘浮夸风’问题在庐山开了七千人的大会，批评了彭总，保了中央书记处。随后各地陆续出现自然灾害，浙江的龙卷风，华南的水灾，其他地区的干旱等等，再加上因为‘大跃进’当中的浮夸风影响，负作用陆续出现。曾宝被派到灾区参与救灾治病防疫症，大良则被派到各地视察暗访，严防在灾害来临时有商人囤积居奇，随后中央开始对粮油等物品实行定量供应，大良同样要严格监查有没有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给一些亲戚好友多配粮油食米，而克扣其他人的配给。总之一切都要想办法令到新中国每一位人民都尽可能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度过难关。1960年，中央向全国人民做了保证，六一年会恢复经济，扭转局面，不会再让人民挨饿。1961年之后，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付大同在这三年里，尽可能的从国外运送更多的物资支援国内。但真正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力更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民，完全靠国外援助是不现实的。1962年后，在解放后十三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快了对自主重，轻工业，农业机械化的建立和科学研究。而在社会上，尤其是那些城市资产阶级聚集的地方，开始刮起来了一股散布各种反对言论的风潮，一开始是抓住GCD执政的某些错误来旁攻侧击，若隐若现，到后来渐渐发展到夸大其词，再后来就更是公开造谣，在大中学校里毁人不倦了。而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就在于他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享受到继续吃山珍海味的特权，而要与人民一起定食定量，便认为受到了无尽的迫害，心生愤恨所致。士大夫高高在上，何时何地都要比人民高人一等的固疾，一直牢牢的印在这些人的脑海里和心里。

“我们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GCD太坏了。”这几乎是这些人共同的心声。

谣言说一千遍会不会成为真理？至少在当时，在更多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民当中，没有形成真理。反而催生了强烈渴望保卫红色政权的新一代。

矛盾被激化的时候，会不会大爆发？会的。大爆发的时候，是在1966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渴望保卫红色政权的新一代：红卫兵。

而对于当年从井冈山出来的五个人来说，命运的转轮实际上在1965年的秋天就开始了。1965年深秋的某一天，狗子死了。

狗子死于伏击暗杀，在从省里开会回家乡看望老母亲的时候，被人伏击暗杀。狗子的死，激起了大良，曾宝和付大同极端的愤怒，令到他们三个人全部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亲自带队前往当地调查。解放都十六年了，居然还有党的高级干部被敌人暗杀？是可忍，孰不可忍。

调查的结果令人心情沉重。在这起暗杀当中，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参与，有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土豪劣绅后代参与，这些人本来就是新中国的敌人，本不足为怪，可是透过这些人的口供，三人还挖出了为数不少的与前两类人狼狈为奸的党内干部。而这些人之所以也参与伏击暗杀计划，竟只是因为他们贪污受贿，害怕被狗子发现而痛下杀手。

“我本来也不想杀首长的，可是他们硬说我已经与他们合流，你不杀他，到时候，他查出来，你就不止是贪污犯，你还是反革命，想活也活不成。首长在这方面太厉害了，总是能查到那些罪犯不容抵赖的铁证，我是真的怕他会查到我。所以，所以，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首长，你们枪毙我吧，我认罪伏法。”

大良气得把残存的一只手都拍桌子拍痛了。

此案具结，罪犯也各自受到惩处伏法，可是三个人的心里，却涌起淡淡的忧虑。他们来到烈士陵园，祭拜狗子，在那里看到狗子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人。

“好好保卫你们的父亲浴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让人民的江山永远不变色。”这是三个人对狗子儿女的期盼。

一年后，红卫兵出现，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此相应，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替代传承了上千年的封建思想。随后先生发动了旨在推翻第三座大山‘封建主义’，旨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又过了不久，随着红卫兵声势的浩大，学校开始停课，红卫兵开始‘大串连’。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学生中开始。为了造党委的反，打破班级、年级、校系的界限，商议共同采取的某些行动。1966年8月，发展到打破地区界限，一些外地学生到北京上访，参观学习北京的经验；北京一些学生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1966年8月18日，先生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连运动。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人员在北京逗留时间为四天，主要活动是：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此后，不仅外地学生来京，北京学生到外地造反，揪斗“走资派”，各地方也互相串连，后来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也进行串连。在这当中，有传南京的红卫兵要冲击军用机场，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架起了机关枪，严正声明如果有红卫兵敢冲击军用机场，就一定会开枪。但同时在机场的外围，又放满了棉被，大衣和食物，任经过机场的红卫兵们免费取用。这场危机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