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和孙皓都喝了很多酒，孙皓还狠狠的打烂了一整套美国买回来的酒杯，哈哈大笑道：“想不到GCD真的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再再后来，东北的解放军部队打到了广州，打到了深圳，来到了只有一桥之隔的香港边境。丁一白看到报纸，忽然在想，付大同是不是也一起来了广州？广州这个地方，还是当年他们风华正茂之时，兴起革命之志的地方呢。

“你说他们会不会打香港？”孙皓问。

“应该会吧，整个大陆都收复了，难道还在乎一个小小的香港吗？”丁一白淡淡的说。

但是，令丁一白意外的是，解放军没有对香港发起进攻，似乎没有收复香港的意思。随后不久，威尔启程去了广州。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封付大同写的亲笔信给丁一白。

丁一白没有拆信，只是看着威尔。

“他希望你回国。”威尔说。

“他是GCD，我是国民党，没什么好回的了。”丁一白淡淡说。

“他知道你会这样说，所以他要我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让我问你，当初你决定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还是为了国民党？”

丁一白愣住了，握着信，久久不语。

“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威尔忽然又说。

丁一白愣愣看着威尔。

“他问我，怎么看待当年朝仓义保写的文章，我说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也不会介意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威尔笑了笑才问。

丁一白微微皱眉，却还是不语。

“他说，我不爱他。”

丁一白双眉一耸，盯着威尔。

“他还说，当年你看到那些报道，差点打死他。”

丁一白冷嘿一声。

威尔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酒，一边喝一边说：“你们中国人对是非的判断标准真的很奇特，我同情他，体谅他的痛苦，他说我不爱他，你那么残忍的折磨他，他却似乎更在意你的感受。”

丁一白心的深处，一阵颤悸，却没有出声，威尔喝完酒，近乎自嘲的笑了笑，挥手辞别。

“你去不去广州？”孙皓问丁一白。

丁一白却心乱如麻。

“至少，让他心情平静吧。”孙皓说。

丁一白看了孙皓一眼，忽然问：“孙皓，你记不记得你到的多大了？”

孙皓愣了好一会，笑起来：“那我还真要算一下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过生日了。”

“大同今年三十八岁，而我，比他大三年，四十二岁。其实大同是年尾出生，实际上还不足三十八岁呢。”

“你四十二岁啊，看着倒不像，好像只有三十二岁的样子。”

“小的时候，大同经常说我是瓷娃娃，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长得年轻吧，谁会想到，一个瓷娃娃，差点要了他的命。”

“我想到啊，你这人心狠手辣，我可是见识过的哦。”孙皓笑起来：“啊，对了，我今年五十二岁了，整整比你大了十年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过生日？”

“九一八事变后，就没有再过生日了。不过，明年我要好好过一过生日，老子在摆百桌酒宴，把这么多年的生日一起补回来。”孙皓笑道。

丁一白看着孙皓，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说，你真的爱我吗？”

“当然。”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你经常维护大同。”

“那是因为我是旁观者清，而你呢，是当局者迷。”

丁一白盯着孙皓：“那我问你，我该不该去一趟广州？”

“这事要搁我这，当然不会让你去。”

丁一白莫名的就笑起来。第二天一早，他过了河，过了桥。

有解放军战士跑过来，问他是不是丁一白将军，丁一白说是，战士就向他敬了个礼，并对他说首长在黄埔军校等你。

军车送丁一白到码头，再乘船过江，上岛，丁一白谢绝了车送，步行前往黄埔军校。破败的乡村，没有了战争，倒透出几分安宁。丁一白路过东征北伐的纪念碑，上前去鞠躬献花。发现已经有人来祭拜了。是大同吧？丁一白的心有些欣慰。学校早已残破，但还是依稀能找到当年的痕迹，在他们当年的宿舍位置前，丁一白看到付大同。付大同没有动，丁一白也没有说话，此时的黄埔军校，水静鹅飞。

天色渐渐西沉，付大同缓缓转身，凝视着丁一白。两个人四目相对，都没有说话。冬天的风吹过来，虽然是在南方，可还是有些冷了。但丁一白却觉得自己身体深处似有一团火燃烧起来。现在的付大同，少了青涩少年的味道，却多了一份成年男子才有的成熟气质，只是在这成熟气质掩映之下，竟有一丝令人无法遗忘，无法漠视的‘美’。这样的‘美’点燃了丁一白深藏在心的深处的禁忌欲望。

丁一白没有说话，付大同也如噎在喉，有些话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心里有些悲凉的感觉，迈动脚步想离开。丁一白却伸出手拉住了他。

付大同身体微颤了一下，看向丁一白。看到付大同眼里无法掩去的伤感，丁一白猛地抱住了他，狠狠的吻上那冰冷的唇。这样的动作竟将付大同吓住了，本能的想伸手推开丁一白。但丁一白却更紧的抱住了他的身体，深深的吻着，就着太阳西沉，人也被压向地面。丁一白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感觉了，现在的他，只想和付大同融为一体。

“啊。”低低的呻吟声从付大同深喉里迸出，身体开始交缠在一起。

浓情蜜意之际，丁一白再次亲吻付大同，附耳低语：“对不起，大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陪着你一起走。”

付大同沉默良久，缓声道：“现在陪着我走也不晚。”

丁一白感慨的抱住付大同，只是在这样的拥抱当中，忽然想起了威尔，他看了看付大同，想问，可是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可问的，这么多年过来，威尔于付大同，并不是一个丁一白可以随便问一句就能得到想要的答案的人。所以，丁一白没有问，终其一生，他也没有问这个问题。

1950年1月6日，世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中国GCD对中国的统治。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引起了紧张度国际局势。美国和法国由于英国承认这一GCD政权而感到恼怒，尤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尚未结束的时候。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过去四年的内战之中一直是蒋的支持者和援助者。针对盟国所表示出的愤怒态度，英国指出，中国GCD已经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国大陆。英国外交部还说，中国GCD得到了中国人民拥护，而且新近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GCD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赢得了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农民的支持。

第 37 章

那一夜，付大同在香港与威尔共庆英国的明智之举。那一夜，英国驻香港方面和广州这边的解放军方面，均派了相当多的代表出席宴会以示两国交好，连孙皓也去了，但是丁一白并没有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初离开井冈山去上海的五个人，全部奔赴朝鲜战场。狗子是军事指挥员之一，大良是情报部门负责人之一，曾宝是战地医疗负责人之一，而付大同和丁一白呢，则去了香港，找了威尔和孙皓，要他找到更多的人，替中国人民志愿军运送军用物资，这其中，就有霍英东。

这场仗打了三年，有十八个国家被卷了进去，而对于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是一场以一敌众的战斗，可以说是打出了累世的功勋，军事的胜利，带来了全世界的刮目相看。

但是在朝鲜战场上，也发生了一件令曾宝极其愤怒的一幕，那就是有国内的黑心资本家，将废旧的，甚至染有血污的棉花，纱布运送到朝鲜战场，以致令到战士们得不到有效医治而大量死亡。这件事令到曾宝越级抗诉，亲自以个人名义书面上报党中央，要求严惩这批黑心资本家。

朝鲜战争胜利，五个人重回祖国怀抱。狗子脱下了军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乡搞建设，好让家乡的乡亲们早点过上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后被任命为包括管理他的家乡在内的地委书记。大良则参与组建新中国的安全保卫部门的工作，曾宝呢，组建军队医科大学去了。付大同，则专管外事经济这一条线，而实际上，外事经济这条线，也是由他起头搞出来的，过去在战争中起到重大作用，现在要建设新中国了，就更加重要了，而新中国外事经济的桥头堡，就是人民解放军没有收回的香港。丁一白仍然以个人的身份追随在付大同身后。他们经常到香港、北京，伦敦，莫斯科，平壤等等所有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地区到处跑。只要新中国的外交在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付大同和丁一白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里。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倾’斗争的前夕，已经有十二个国家正式跟新中国建交，虽然英国此时还没有与新中国有正式邦交，但是民间通过香港所做的生意并不少。等到付大同回京述职，‘反右倾’斗争已进入末期。狗子也在这一年去了北京述职。五位好友又相见了。

看着酒桌上的五菜一汤，狗子笑道：“大同，你和一白现在经常出国，吃得应该比这个好吧？”

“我们外事人员的生活待遇是有标准的，我们一直是按标准，没有超标。”付大同笑道。

“前一段时间的反右倾在搞什么？”丁一白问。

“就是反右倾。”大良淡淡的说。

“先生前一阶段说要请那些民国遗老监督我们GCD，可是那帮龟孙子，转眼就三分颜色上大头，居然就开始说我们治理国家不行，要把权利交给他们。还质疑红旗能打多久，时间长了，还搞罢课，闹学运。他们这帮家伙，在抗日的时候，就只知道躲在书宅里清谈国事，连蒋委员长的国民党都看不上他们，居然在新中国妄言什么治国，总是梦想变天造反，不压压他们的气焰怎么行？”狗子说起来的时候都有些愤愤不平。

“狗子，你也不用这么气啊，听说你现在管理的地区，成绩相当好，经济也上去了，水利也修起来了，当地的新房一栋一栋的盖起来了。那些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镇压得也彻的。”曾宝笑道。

“我们狗子是什么人？他也是老情报人员出身了，在他管治的地区，那些特务和反革命那里是他的对手，证据搜罗得那叫一个精确呢，连我这个现在还在搞情报的人都佩服。”大良笑道。

“我是不气，我是为主席担心，听说党内好多干部都对主席有埋怨，埋怨主席不该把我们GCD前赴后继抛头颅撒热血而建立起来的江山，说一句民主监督，就跟那帮龟孙子分权了。不过呢，大良说我那里治理得好，这个我是认的，尤其是今年各地革命建设情况似乎都不太好，有点浮夸风到处吹的味道，我那里不敢说没有，但只要我看到的，就是绝对会压住，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可是紧跟着主席的教导，要实事求是。没跟其他人一起瞎混，随大流，出了事就往上面推。”

“狗子，你知道不？就是你跟得先生太紧，中央书记处有些不满意你呢。”大良笑道。

“嘿，别说不满意，还亲自打电话教训过我呢。”狗子笑道。

“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一亩地能长多少稻？你说亩产万斤，光是把稻米像起楼房一样堆三层，一亩地也打不出一万斤的粮食。也许以后科学技术上去了可以，但现在是绝对不行的。我曾经三次写报告送交中央书记处，彭总来视察的时候，我也讲过。结果还是不行，中央工作组下来考察我的工作，说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意思做，我把他们拉到田头问一亩地怎么产一万斤粮食，你们告诉我。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有一天就接到北京的专电。”

“哦，专电怎么说？”曾宝笑问。

“一开口就问我，邓狗子，不要以为你姓邓，我就不会把你怎么样。我说老首长，天下同姓的人很多，我虽然姓邓，倒从来没想过会成为您的亲密战友，我就是您的下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他手下任职呢。他说你既然知道是我的下级，为什么不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我说党的政策有错误，我身为党员不能指出来吗？不能发表我的意见吗？他说党的政策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身为GCD员，就是要完完全全听党的话。我说不对，这个理不对，主席也不会赞成这个理。对的要听，错的就要指出来。”

丁一白听着也点头同意。

“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邓狗子，现在主持全国工作的是我，是中央书记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主席来压我和老邓。不要以为你是老井冈出身，就可以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这怎么有点封建官僚训斥下属的味道？”丁一白缓缓道。

“后来就说不下去了，我就不出声，他的口气也缓和了些，说我这边工作成绩最好，但是也不能骄傲，要紧跟党中央书记处的步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说行，老首长，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们党内有没有干部被打成右派？”丁一白问。

“这个问大良最清楚。”狗子笑道。

大良点头叹息道：“有些干部，革命成功之后就回到封建社会的状态，想的就是如何争权夺利，收金藏银。一副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就是为了成功后封妻荫子，荣华富贵，横行霸道，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派头。哎呀，这股歪风要不刹住，我们就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了。”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

“有的调职，有的降级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有的重新入学习班学习，有的送到贫下中农那里去进行劳动改造。对民主党派人士也是这样处理。总之一切以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不肉体消灭，而进行思想改造为原则，让他们最终向人民投降，让他们最终融入人民的海洋里化掉这个阶级。而且对于那些身份较高的右派，工资照发，车照开，有些人，还是每天都要换一条新毛巾用，豆腐乳都要换二十多种来吃，洋房照样二十多间。知道吗？那个民主派的罗隆基，后来怎么说的，说早知道就是个认，那就早认自己是右派就算了，还可以早一点领工资，坐轿车。”大良摇头而笑：“中国要是靠这帮人来治理，哎，别说我们，国民党烈士的血都白流了。”

“不过，听说地方上的学校有被错误打成右派的人。”曾宝说。

“这么大的斗争，可能会出现被冤枉的情况，我们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一直在联手甄别，务求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大良说。

“我们中国人，这一百年来总是不断的在斗争中行进，然后找到光明，希望今后，我们的斗争会越来越少，光明会越来越多。”曾宝叹道。

“只要拥护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多，我们的光明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我是坚信的。”狗子说：“这也是我这几年到基层工作中再次体会到的经验。”

丁一白却笑道：“斗争越来越少也不见得好，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没有了敌人，自己就可能会陶醉，到最后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中伏倒下了。适当的斗争还是要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几个还是不要太理想化了。至少现在不可能，也许等几百年后，真的实现了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其实怎么说呢，每当一个新朝建立，功臣们就开始争功夺爵，争权夺利，争荣华富贵是必然的，不要以为你们是GCD就不会有这样的人。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这种争权夺利的思想才是奇怪呢。当年红四军的总指挥张国焘，就是争权才闹出南下的事来。我们五个人，除了狗子之外，都是黄埔生，关于斗争这种事，我其实是赞成校长的做法，一定要把对手彻的打败，打不败对手是本事不够，愿赌服输，但是不能对敌人抱仁慈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