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研究后遗症,一直保持了很久,包括我在圣诞节前,拿着初步结果去见老板。我递给他数据分析,和结果举例的
同时,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仔细看过,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沉稳,干练,有种让人敬而远
之的味道。即使和他一起吃过饭,帮他看过孩子,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仰头看他的态度。而他也从来没提起过这些插曲
,再回学校见到我,又是一堆资料,成篇成篇的研究计划。还有每周一次的meet,以及依旧公事公办的英语对话。如
果说,有什么改变,也许就是他在非办公时间见到我,比如在走廊里偶尔碰到的时候,用中文偶尔聊上几句。话题是
:吃了吗,住的远吗,买车了吗,之类等几乎等同于问今天天气是不是不错的话题。)
今天,我终于认真看了他的脸:很奇怪,所有量化的标准在他的脸上都处在误差范围之内。之所以奇怪,是因为这量
化标准是按照美国人的面貌设定的,而作为亚洲人,是该有误差的。他有,但是都很小。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
老板的五官长得很立体,很像个混血。
看我盯着他看了那么久,他忽然笑了:“too much research?”
我知道他这是在嘲笑我犯了职业病,我立马有点窘迫:“It is ok.”我觉得就是让我一个人去修长城,我也会工头说
:不累。
接下来的讨论就是老板一贯的方式了:先肯定了一下我的初步工作,然后提出了改进方法,和方向。朝我说了
句:“Clear?”
“Yes.”我这一辈子后来居上,再过几年一定比同龄的美国人说的yes还要多了。
圣诞节过完,我终于鼓起勇气跟那家人说了我要搬出去。他们开始让我好好想想,后来见我坚持,就说了句:你要多
付一个月的房租,才能走。(我当时的确问了句不是有以前交的押金可以扣吗?那个男人和女人难得联合起来一次:
这是这里的规矩。)
千方百计想省的钱,往往是省不下来的。我又交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搬了出去。出去后,我找到了王新,问他说找
房子的当中,我可不可以住在他那里。王新租的也是别人先租下来,再转租给他的房子。他回去问了二房东,人家嫌
太乱,人太多,并没有答应。
车到山前总是有路的,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买个睡袋,睡在办公室。我已经到处去联系住处了,估计出不了一两
个星期,我就能找到房子了。
2004年的圣诞节后的商品促销季: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睡袋,拉着自己本不多的一箱子行礼,安营扎寨在了办公室。这
个时候,是校园里最清净的时候,大家都在放圣诞和新年的假,没有人会注意到,学校里还有什么可疑人群深更半夜
在楼里活动。
我就这样,从12月26日,一直住到了12月30日。没什么不方便,唯一的坏处就是:快一周没洗澡。不过过了年,学校
的体育馆就会开放,到时候就可以去洗了。况且,我已经收到了一个房主联系我的电话,说他1月3日就从外州赶回来
,到时候就可以去看房子了。
美国的Holiday season指的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从圣诞到新年,家家户户都布置起彩灯,这时候走在校外的居民区,
就像走在童话中的仙境里一样美丽。
我乘着末班车,从超市拎了些吃的和水,回到了办公室。一边吃着冷冷的三明治,一边敲着程序。我计算的人脸数据
,还完全没达到心理系的那个学生所提供的人工评判标准,加班那是难免的了。况且,除了加班,我并不知道自己还
能干些什么了。
就这样,敲着敲着,我忽然听到了办公室开门的声音。探起身一看:是老板?!这不是放假吗?他查岗来了?
“宋峰。你真的在?”
“嗯?”什么叫做我真的在?
“我刚才在楼下,看见这里灯亮着,估计就是你。”
“噢,我在编程。”不知道这算不算有表功的嫌疑。
“还编呢?歇歇吧,大过节的。”——我居然干到连老板都说歇歇的地步了,不知道算不算PhD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有个坎儿,我想弄过去。”才发现:原来研究这东西,用英文说习惯了,中文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想说我在
debug。
“明年再说吧。回家吧,我送你。”
明年就是后天,这跟今天完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况且我也没家好回。
“你不是住在办公室了吧?”老板在地毯上发现了我平铺的睡袋。
“没有。”我如果会撒谎,就不会再说完这句后,低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了。
当然,出卖我的,不只是我的胆怯,还有一旁的行李箱。
“怎么了?没地方住了?”
我想我不能再说谎了,因为我就没这个天资:“我在等房子呢,1月3日就能住进去了。”
“那这几天呢?住这里?”
“嗯,凑合一下。”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打开二楼的窗户跳下去,‘无家可归’——我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难堪了
。
“走,跟我回去。到我那里住几天好了。”
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就想说:别了,让我自生自灭吧。可是领导的关心,不给面子,那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
“收拾一下,走吧。”老板又催了一次。
“嗯。”我嗫嚅着答应,然后收拾起自己的睡袋,拉着一箱子行礼,跟着他回了家。
7
一路上老板跟我聊起,过了年他会再招一个博士后,也是中国人。让他做些图像算法的改进工作。
到了家,我跟着他进了门。进去后,就发现,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小媛呢?”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非常不该问的话。
“我妈把她接回去了。”
“噢。”
“时候不早了,我带你去客房,你休息吧。”
“好,谢谢您。”
我的客气听上去有点古怪的意味。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洗澡然后躺在床上睡觉了。
这夜我睡的很踏实,第二天是自然醒的,起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主人是不是太晚了。我连忙爬起
来,洗漱好,穿好衣服,就出了房门。然后就看到了以前在电视里常常看到的关于美国家庭生活的一幕:老板坐在开
放式厨房的餐桌边,左手拿着一本杂质,右手拿起一片面包咬在嘴里。而这个时候,总会在电视里出现一个美丽温柔
的妻子,端着烤好的熏肉和煎好的鸡蛋轻轻地放在丈夫旁边,两个人相视一笑,然后也许会发展为一个kiss。
不过,这房子里现在并没有女主人,也没有熏肉和煎鸡蛋,只有几片面包,一杯果汁。
老板听到了响动,抬头看着我:“起啦?吃早点吧。果汁,牛奶都在冰箱里,杯子在桌上,你自己拿吧。”
“噢。”我有点局促地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子,又从冰箱里拿出果汁倒了半杯。然后,放回了果汁,坐到了餐桌旁。
“我今天要去见几个朋友,有些你也见过,要去吗?”这种拉拢关系的聚会,我实在没什么兴趣,况且老板已经是他
们那里最小的一个了,我去了就更没什么共同语言了。他们谈的不是公司股票,就是金融投资,我的钱少的连存款的
银行突然破产都不会觉得心疼。
“不去了,太麻烦了。”
“好吧,那我晚上回来,冰箱里有吃的,你自便吧。”其实,听得出来他刚刚也就是客气,随便问问。
他出门后,我就一个人呆在家里,这样挺好,反而自由。就这样,整整一天,我就坐在他家,盯着客厅里那个大电视
,一直在看。说实话,来美国这么久,我都没有好好看过一回电视,以前在研究生宿舍没有,后来搬到那个博士后的
家里,他家有台很小的彩电,据说是垃圾箱旁边捡来的。当然捡来的东西就不能保证质量了,常常出现噪音,不过这
些噪音都远不及他们夫妻吵架的声音大。
我在冰箱里找到一盒很大的鸡肉沙拉,一边挖着吃,一边看电视。转了几个台,看了两个电影,和一场体育比赛,中
间还穿插着一个做饭的节目和一个模特大赛。不知不觉,就看到有个台正在直播纽约时代广场的金苹果降落。
这美国人迎接新年的传统项目我听说过,可是时代广场我却是第一次看到:原来那个就是几条交叉马路的一个中心点
,小的根本算不上是个广场。我正诧异着,就听见了开门的声音。是老板回来了,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8点多一点点
,这么早?那苹果还要五十多分钟后的东部时间夜里零点正才落呢,他的聚会散的挺早。
“在看什么?”他看到我在看电视,一边放下手中的东西,脱了大衣,一边走了过来。
“金苹果降落。”我如实汇报。
“呵呵,那些人都疯了,纽约的十二月和北京一样冷。他们去现场的人,一般要等上十几个小时,就在街上站着。”
“那是够呛。旁边没有小店之类的?”我开始无比同情电视里那些冻得红扑扑的老外。
“听我去过的一个朋友说,都关了。而且,据他说,每个去过的人回来都只有一句话告诉别人。”
“啊?”
“Never do it。”
“哈哈哈哈哈……”我们两个都被劳苦大众的这句教训结晶触发了笑点。
“我带了东西回来,咱们吃点儿吧?“老板笑得差不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啊?你不是去参加聚会了吗?”没吃饱?忽然想起了陈佩斯电影里他们家老爷子说的话:吃洋饭站着吃,吃洋饭吃
不饱。我又不自觉的笑了一下。
“吃的午饭,而后晚上考虑到不能把我开山大弟子就这么扔在家里饿着不是?”老板好心情地开起了玩笑。
听着他的玩笑,我忽然有一点感动。底下的小兵其实很好打发,你只要说:××是本将军最好的战士,××就一定会
为了这句话肝脑涂地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我感动于他没有计算那两个part-time的美国学生,而把我当作了他的第一
个学生。我觉得,这就是个荣誉,没证书,也是。
我们两个坐在桌子边以光速消灭了他带回来的外卖(其实,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们俩吃饭的时候都保持着饿死
鬼投胎的默契,从来不讲话,速战速决。也许每个当过PhD,赶过deadline的人都有这个偏好。)。收拾了碗筷后,他
就对我说:“那苹果就快落下来了,你去看吧。”
应了一声后,我就坐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那个直播时代广场盛况的频道。其实,在在场观众的脸上,你是看不出
半点寒冷带来的郁闷与不适的,他们各个精神饱满,激扬振奋。主持人拿着画筒一个个采访过去,每个人都说很棒很
开心。(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是打肿脸充胖子的。)
我看着听着,就觉得有人走了过来:老板走到沙发的旁边,手里拿着半打啤酒,对我说:“喝点东西?”
我一直认为整个美国,大家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喝酒。泡吧是为了喝酒,开派对是为了喝酒,就连公司尾牙,大家
最兴奋的都是开香槟的时候。可惜,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喝酒的人。我体内的酒精分解吸收含量可能和一只老鼠的差不
多少。这点,我在大四毕业吃散伙饭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了。
在中国,有人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在美国,同样是这样。所以,我是不能辜负领导期望的,干什么都不行。
可是,渐渐我才发觉,老板并没有觉得他在请我喝酒,因为他把啤酒当作白开水。果然是喝点东西而已。只是,我喝
了一瓶,就觉得电视上的金苹果已经变成两个了,而嘴里说的话也不太能控制住了。
我记得我当时似乎问了他三个问题,有些是我以前从类似于《走遍美国》之类的书上看来的。
1.大苹果落下来会放花吗?
他说:不会,那是街区,要当心火灾发生。
2.我喝了几瓶了?
他说:很少。
3.落下来了?是不是那一瞬间,大街上的人要kiss?
他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每个听到的人都要kiss。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大概就只记得这三个问题了。只是在洗脸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上嘴唇的右边破了个小口子
,用舌头一舔,还有些疼。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想的是什么了,因为我脑子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念头闪过了。但是最终他们都沉淀为一个念头:别胡
思乱想了,好好呆着!
我出去后,就不太知道什么叫好好呆着了。看见老板,我开始不知道手脚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了。他站在厨房的灶台边
,背对着我,听到脚步声,就转过头来:“早点喝粥吧,比较好。”
他是说我昨夜喝醉了,今早喝点粥比较养肠胃吗?可是,我第一反应却是:他是说我嘴破了,吃面包比较困难吗?我
一下子窘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过来,吃早饭,干嘛愣在哪里?”
我被他问的一激灵,赶忙挪到了桌子边坐下了。接过他递给我的碗,一勺一勺的舀着煮的香软的糯米粥,小口小口的
喝着。嘴上的伤口的确有些疼,而我也不自觉地用舌头偷偷舔着伤口。
“没想到你这么不能喝酒。”他开着玩笑。
若无其事?还是真无其事?都不是我能操心的:“对,我喝不了酒。”
“那可真的要练练了。”他这话说得很奇怪,我不想用暧昧这个词,但是我也确实没有言语来形容他当时看我的那种
淡淡中带着一丝玩味的眼神了。
2005年的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自己脑子里莫名的念头折磨着:究竟,我,那夜,记得,什么,是
,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平静。之所以平静,是因为他都不在家,叮嘱了一句他要去趟纽约,留下了钥匙,就消失了。他
一去就没了消息,我已经和新的房东签好了合同,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准备搬进去了。
新的房东是个数学系的中国男生,叫沈城,比我大了三岁,也比我早来了美国三年。他为人很热情,见到我就天南海
北的侃了半天。然后就开始告诉我:宋峰,你要学开车,然后搞辆车,否则没法追女生呀!
这我是听说过的,这边地广人稀,公共交通也并不十分发达,没有自己的车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更别说带着人家女孩
等上半个多小时公交车,然后去城里吃饭了。
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学车,开始考驾照,最后,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而自从跟他住在
一起后,我也开始尝试去参加一些中国学生的聚会,开始接触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跟这些人在一起,我渐渐发现自己并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但是孤单和孤独不是等号连接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我仍
旧感到孤独,即使几乎每周末都开始有不同的聚会可以参加。
其事,我这段日子能活得这么轻松,也完全要归于老板这段时间并没有以前那么push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push,是因
为他根本不在学校,而是on sabbatical leave了。Sabbatical leave是指一个assistant professor在拿到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