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全县人民都放假，也是难得的好天气，街道上几乎老老小小都出来了，一些附近乡镇的人挑了担子到县城卖农货，本来就不大的街道就更显拥挤了。
往西郊方向的公共汽车挤满了人，周长城只得伸出手把万云半揽在身边，以免让人挤着她，另一边还要把两人的包箍在胸前，挡住放在贴身衣袋里的钱，现在各种人都窜到县城，小偷小摸的不少，他袋子里装了些吃的，被人摸走就不值当了。

第19章
大早上的,艳阳高照，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衣服都皱了,两人一下车，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冷水敷面，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这才凉爽一些。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三年的时候，刚满十五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一年多，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
周长城对这个老头不陌生，红袖章一来周家庄，就要把他压出去游行，他们一帮小孩跟在后头看热闹，都说他是大坏蛋，可是周长城看这老头来到庄上这么久了，除了干活扫牛棚，也没干什么坏事，现在看他又一副随时要倒下的模样，向来被家里人善待的小少年就有点心软，但是一整根红薯给出去，他舍不得，就掰了半根下来，递给桂春生，也不说话，不敢和他说话。
桂春生接过周长城的半根红薯，狼吞虎咽吃起来。
“你饿了？”周长城看他吃得急，从牛背上滑下来，也没有不能跟坏分子说话的忌讳，抬着头看着这个落魄狼狈的大人，没那么怕了，原来坏蛋也会饿。
桂春生饿狠了，吃红薯噎住，直咳嗽，周长城赶紧摘了片大叶子，围成一个斗状，就着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接满了，拿过来给他喝。
桂春生喝了水，终于把那几口红薯完全吞咽下去，咳得眼睛发红，不知是中暑还是感冒，从昨天起，他就头重脚轻，全身发烫，没有食物，滴水未进，已经烧了一夜了。
“你这半根，能不能也给我吃？”桂春生喝了水，又盯着周长城。
周长城有点为难，他也有饿的时候，半夜都会饿醒呢，就想摇头，但是桂春生双眼直勾勾地盯住那半截红薯，可怜又悲惨的表情，还是让他的怜悯心动摇了，把剩余的半根红薯递给他，一双眼睛盯住眼前憔悴的男人：“你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还！”桂春生几乎是把周长城的红薯抢过来的，又是三两口嚼下去，还让周长城再给他接水。
周长城接了水，递给他，再三让他保证，一定要还这根红薯。
桂春生吃了一根红薯，总算把那点穷凶恶极的饥饿感给压了一点下去，还是面无表情，肚子像个无底洞，填什么进去都没有动静，声音发虚：“小孩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长城。”周长城对自己的名字是很自豪的。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这是周长城的爷爷给取的名字，他们世代是农民，看天吃饭，逃过荒，躲过战乱，从北边跑到周家庄，只想时和岁丰，稻花香，鱼米足，家里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好，我记住了，等我有了红薯，就还给你。”桂春生的嗓音嘶哑，瘦得脸颊骨头凸出，眼窝凹陷，让人看不出他原来的五官。
周长城得了保证，这才赶着牛上山。
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去放牛，牛走远了，他人小，步子不大，跑去把三头牛牵回来，回家就晚了，奶奶担心他，上山找他去，还给他带了个新做的艾草糍粑。
周长城骑着牛，回到半途，见到奶奶，滑下来，两口就把糍粑吞下去了。
奶奶慈爱地摸着孙子的脑袋：“下午吃了红薯还饿吗？”
“没吃，给了牛棚的那个坏蛋。”周长城就把下午桂春生开口借他红薯的事说了。
周奶奶刚开始以为桂春生这个大人抢了孙子的红薯，饥寒起盗心，火气都要上来，现在的粮食多金贵，一个大人竟敢抢小孩的红薯，也忒不要脸，正要找他算账，又听说是借的，还有点不信，孙子又说这坏蛋的脸很红，手好烫，跟着火一样，说话都发抖。
周奶奶心里的火就消了些，心想这人大概是中暑，又饿惨了。
周家庄和平水县一样，四处是山，到了夏天，早晚温差大，中午热得发昏，早晨又冷得发抖，桂春生连被子都被收走了，这种从城里来的瘦弱书生，倒下也不奇怪。
祖孙俩儿把三头牛赶回牛棚里去的时候，桂春生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听到牛归位的哞哞声，这才勉强睁开一丝眼睛，模模糊糊，看到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恍然间以为是他的妻儿来接他了，不禁苦泪长流。
周长城的爷爷奶奶是当初跟着长辈一起逃荒过来，四十年前落脚在周家庄，因此周奶奶对挨饿有刻在骨子里的深刻印象，她胆子也大，上前去“哎”了两声，想问他什么时候能还孙子的那根红薯。
桂春生烧得人都迷糊了，身边无人照料，前面的人生更是惨淡无边，只想这一烧，把自己烧死了，好赶紧解脱。
周奶奶看桂春生病得起不来，这才发现严重性，摸一摸他的额头，被烫得缩回手，让周长城赶紧去叫村支书，自己也在周边采了两把退烧的草药叶子，接了山泉水，生火给他烧土药喝。
村支书来了之后，也不敢大张旗鼓让桂春生搬走，就小声嘱咐拿了两斤粮食过来，又让周奶奶帮忙看顾两天，等退烧就不用管他了。
红袖章的人说桂春生是牛鬼蛇神，要打倒他。可这也是一条人命，何况周家庄的人和桂春生无冤无仇的，总是不落忍的。
周奶奶见过饿死病死的人，也见过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在她的心里，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好好活着，她和老伴儿常常在私下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饥荒，太平年月的，有些人不好好种田收粮食，三天两头搞不能吃的游行，把这些好端端的后生劳动力折磨成这样，真是作孽！
村支书这么一叮嘱，周奶奶立即就把烧好的草药让桂春生喝下，到了夜里，还带着孙子送了两个艾草糍粑和一个粗米饼过来。
桂春生好了之后，单独遇到周长城时，给了他一支钢笔，声音总算是实沉了点：“小孩，我没粮食还给你们家，这支笔还值点钱，你们拿去，看能不能换点吃的。”
周长城不知道这支钢笔的价值，只想让眼前的小老头儿还他红薯和糍粑，不过他也知道，桂春生肯定是拿不出吃的，他自己都饿成皮包骨了，只好接了这支钢笔，回去拿给家里大人。
周家往上数几代人都是农民，哪里认识什么钢笔水笔，一家几口看着这支钢笔，也估不准价钱，有些犯难。
周爷爷和周长城的爸爸趁着跟大部队一起去县里交公粮的时候，拿了钢笔摸到黑市换米，那米贩子看了眼上面一行不认识的字母也摸不准，又给了另一个瞧着有点见识的大哥看，那大哥认出是万宝龙的，还有八成新，立即收了，给周爷爷他们拿了二十斤白米和十斤籼米粉。
周家人都惊呆了，一支钢笔竟然能换来这么多粮食，藏着掖着谁也不敢告诉，飘飘然地回了周家庄。
后来趁着夜色黑下去，周家人又把换来的白米和米粉各分了一半给桂春生，告诉他这是用钢笔换来的，他们家收一半，当是还了前阵子给他拿过来的吃食。
桂老师从周家两老手里接过白米和米粉，有种哭笑不得的情愫，他那值几百块的钢笔，到了这里就只能换十斤粮米，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也够他撑一阵子的了。
往黑暗处想，周家人若不是什么实诚人，怕是连这一半的东西都不会分给他，管他饿死。
“你要是饿了，就找这些野菜和山果子吃。”周长城有时候也会到牛棚去找这个灰头土脸的小老头，帮他一起抬抬牛粪，带着他上山找吃的，周家庄的附近的山都被这一老一小给爬遍了。
小小少年的周长城觉得桂春生实在可怜，比爷爷奶奶说的逃荒人还要悲惨，周家庄最穷的寡妇家里都有两间黄泥屋和自留地，支书伯伯说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现在竟然要住茅草屋，种菜也种不活，比他们这种半大的小子还没用。
有些地方对桂春生这种下放的黑九类实行严厉的隔离，不允许当地的村民和他们接触，公社给他们派最脏最累人的活儿，但周家庄没有这个情况，只要红袖章不来，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隔几日就去看看，帮着收拾收拾牛棚，自从那次他发烧后，也没再让他缺粮食，村里人和桂春生说话，也都随他们去。
周长城一家因为和桂春生有着钢笔和粮食的情谊，走得又更近一些，过年的时候，周家两老还会让周长城给桂老师端一碗菜。桂老师感激周家人的关照，又觉得周长城机灵善良，就拿了木棍教他认字，他那手字的基础，就是在牛棚前的一个小土堆上打下的。
若不是周家庄村民的善待，桂春生怕是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年。

第20章
“你爷爷奶奶真好,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居然还舍得给他端碗菜！”万云对小时候那种吃不饱饭的饥饿感记得尤其牢固，别说把碗里的饭给外人吃,就是自家人多吃一口少吃一口都要争起来。
周长城说：“我们家祖籍不是平水县的,是从北方过来的，我爷爷说，再往上数，老祖宗是西北的。”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在解放前落户到了周家庄。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北方发水灾，地龙翻身，颗粒无收不说,还发人瘟,半个村子的人就一路往南逃,路上没了很多人,等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只剩十来户人家了。那年月，日本人打我们,国军到处战乱抓壮丁，哪里都不太平，因为是外来户，好多的地方也不收留他们,能在周家庄落脚，还是因为都姓周。”
“我爷爷奶奶估计是想起了当时自己作为外来户被本地村民欺负的事，就对桂春生老师有种同病相怜的同情，大家都是平民百姓,不是穷凶恶极的人，落难时,大家能互相看顾就互相看顾。”
周长城这么一解释，万云立即抬头看他，难怪她总觉得周长城不像平水县的人，他个子高，手长脚长，轮廓分明，鼻子挺拔，让人看一眼就印象深刻，忍不住上手摸了一下他的下巴，又冒出一个甜笑。
周长城被万云突如其来的喜爱弄得脸发烫，抓住她的手，四下看着没人注意他们，立即亲了她一口，“啵”地一声，响亮又大胆。
听到这个声音，两人不禁楞了一下，一同笑出声来，手牵着手，靠得更近了一些。
“那后来呢？他是怎么把你带到县里来的？”万云看着农贸商店门口的人有增无减，喝口水，又往树荫底下挪过去，和周长城继续说气话来。
后来，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是人生不可承受的重担了。
“七七年夏天的时候，周家庄发了山洪大水，大水从山上冲下来，好多田地和家禽都被冲走了，过了好多天洪水退去，被救下来的鸡鸭鹅猪都发了瘟病，很快就传染给了人，我爸妈就是那一年没的。”周长城那年十一岁，在一场洪水瘟疫中失去了双亲，家里的房子也被冲塌了一大半，剩他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听闻至此，万云握住周长城的手，心里说，现在你有我了，我们是一家人。
周长城低着头，继续讲下去：“夏天发了大水，淹了不少田地和人，粮食歉收，本就活得艰难，那年不知为什么冬天又特别冷，比往年要冷得多，周家庄连接下了好几场大雪，每一场都没过膝盖，附近山上的柴火都被砍光了取暖，村里一下子有十多个老人没熬过那个冬天，我爷爷奶奶就是其中两个。”
自此，周长城就成了周家庄上的孤儿。
他家本就是外来户，到周长城也不过是第三代，不像村里其他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村干部他们只好把未成年的周长城安排到跟他拐了几个弯的堂大伯家里。
说是堂亲，其实算干亲，前头长辈都是一起逃荒过来的，住在周家庄同一片地方，当亲戚这么走动罢了。
堂亲家里对他这个被托付的孤儿根本不上心，又觉得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周长城多吃一口饭，他那个堂大伯和大伯母都觉得亏了，天天支使他上山下田地干活，一日都不让他闲着。
等空下来的时候，堂大伯还打压周长城，充当长辈：“若不是我们家心善收留了你，给你地方住，给你饭吃，你现在连村头的狗都不如！”
周长城那几年，着实吃了不少寄人篱下的苦头。
到了七八年春天的时候，陆续有人平反，从下放的农村回到城里，恢复原职。
桂春生原来所在的单位开始有领导平反翻案，这几个人组织了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互帮互助，于是就有亲人朋友学生联合起来，替还未回城的老师们向上写信，桂春生也是其中一个被要求重审的。
这种信写了快六十封，才引起上头的重视，到了七八年秋天的时候，总算有人来调查桂春生的情况，调查组的人还询问周家庄的村支书周善民，问这人在周家庄改造得怎么样。
村支书一口保证桂裴华已经改造好了，在下放期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天天参加最艰苦的劳动，绝对是一颗红心向着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那时候桂春生还叫桂裴华，没有改名字。
调查组的人和桂裴华也谈了话，让他交代过去的事，桂裴华这些年做了成千上百份检讨，很是认真地应付着来调查的人，他知道想回到原位，就得抓住这次机会。
这个调查做了三天，要走之前，调查组的人让村支书在调查书上签字按手印，还盖了公社的章，就回去了。
到了七八年十二月底，桂裴华老师正式平反的文件下来了，告别周家庄，回到了广州，和从前的同事亲友上了见面，人虽然回去了，可并未恢复原来的职位，他有一部分的档案仍留在平水县。
因为桂裴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现在已经确定，就是逃到香港去了，虽然桂老师一再表示，他和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逃过去的，但组织对其态度有所保留，决定暂时不让他回到教书的岗位上去，现在大学恢复招生，高校正常上课，万一他怂恿策反年轻气盛的学生逃叛就糟糕了。
桂老师在广州坐了两年冷板凳，无事可做，好在因为他个人平反了，前些年的工资和票据都给补发了，他没事做，但饿不着，在熟悉的地方，比在周家庄过得好多了。
七八年后，广东改革开放的态势越来越明朗，因其本身是千年商都和省会，加之靠近港澳，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到八零年时，广州的工作重心已经基本上转向经济，各行各业都有起头之势，尤其是文化类的行业。
桂裴华终于闲不下下去了，他找到管理他这类情况的组织，表明自己愿意从教育线转行，他从前是教国文的，文字功底好，恰好现在报社在招聘记者岗位，他可以做经济和民生类的报道，见报的文字诸多审核，上头有编辑和总编，还有支部中心，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反动言论。
组织的人讨论过后同意了，现在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候，比桂裴华出身问题更严重的也有不少，也在陆续平反，回到原处。何况如今还要引导华侨归国投资，他有海外亲戚，可以去跟亲戚们做做工作，就同意桂老师的档案从大学调至广州的报社，甚至还同意他尽快和香港的家人取得联系，说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欢迎他们归国团聚。
八零年做出这个改变，也是一个春天，桂裴华取得了组织的同意，一路辗转，再一次坐上了去平水县和周家庄的汽车，要把自己最后一部分档案调出来，拿回广州。
回到周家庄，桂裴华看到知青们陆续都走了，知青点空荡下来，剩下的都是周家庄的村民们。
日出作日落息，周家庄还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村庄，跟外头日新月异的城市相比，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改变。
再回到这个下放的地方，桂裴华很是感慨，对一直照顾自己的村支书周善民多有感谢，带了不少吃的东西过来，还给周家庄送了一台收音机，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摆弄听听。
村支书周善民也很感动：“桂老师啊，您还是第一个离开了周家庄，又回来看我们的人！”
大家都不提桂老师是回来调档案的，只当是人情走动。
桂裴华已经调整了两年，头发也染黑了，不再是住在牛棚边上的糟老头儿形象。
周长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大了嘴巴，一副呆头鹅的傻样子，原来这个桂老师竟这样斯文年轻，看着似乎还不到五十岁，从前他总以为桂老师和他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没少叫他桂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