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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阅读本文的朋友：
本文记录了两个少年——于雷和陈可之间的相互爱恋，相互折磨，以及他们和他们周边的许多人在京大经过的40个月的故事。
最初开始写他们的故事是在很久之前。那时候一个相熟的朋友在京大的民间BBS，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论坛的同志版上混得很好，我把最初写的一些东西给他看了，他说倒是有意思，不妨接着写出来，在此地连载也好。可还没来得及把第一部分贴出去，这个论坛就被中宣部关闭，京大最后一个自由、开放的言论基地也就没有了。我于是把这个断断续续的失败的小说停了下来，毕竟没有一个作者愿意在失去了读者的情况下继续写作。
到了晚近的一段时间，把手上的工作停了一些，感觉清闲了不少，无意中又看见了当时写的这些东西。时隔多年再读这些已经略显陌生的文字，感觉其中的人和事仍能触动心弦，便又打起精神删删改改，把没能写完的部分重新构思了一下。就是想把它完成，也算是给往昔的岁月画上一个完满的休止符。
作者也算是文科出身，在京大的风花雪月中陶冶了几年，深知文字的不易。记帐一般的小说是可以当成作业来写的——小说写了千年，桥段总是那么一些。可真得要表达些什么，抒发些什么，但凡牵扯到人性的真实、感情的无奈，却总是显得那么下笔难言。
第一个说明
互相爱恋又互相惩罚，或者说是爱情对爱者和被爱者的惩罚，这是本文的主题。
很多同志们总是喜欢说：我们有爱的权利。但是，爱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总是指向一定的客体，而这种客体唯独在权利被实现的时候才有意义。你能说你有暗恋一个人的权利么？显然这是太荒唐了，因为暗恋用不着实现。如果你的爱只是藏在心底，并且甘于享受孤独，那这种爱就只存在于你自己的世界里，是谈不上客体，也谈不上权利的。
与其说爱是一种权利，不如说爱是一种可能，一种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可能。就象是从路上走过，你可能会遇见属于你的那个他，可能会遇见后又错过了那个他，可能会错过了又急忙去寻找，然后找到了另一个他，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过于专注地看他而被迎面飞来的汽车撞死，转世重生成了另一个人的他。不要忘记，任何可能都只是硬币的一面。在你追求爱的可能时，也必须面对另一种可能。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不要奢谈什么权利。
即使你有足够的运气，在人生的征途上看见了爱的可能，那也只是个开始。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是永恒存在的，这是真正的症结所在。正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真实地了解对方，爱情才有了神秘而危险的气息。
它预示着幸福，或者毁灭。
它是爱，也是罚。
如果你有足够地耐心看下去，我相信你会在陈可和于雷的身上看到这种让人心痛的魅力所在。
第二个说明
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不想单纯为了戏剧效果而象很多人愿意做的那样，把人物的背景设定在一个同志爱情的史前时期。
就象《双城记》里写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从好的一面说，没人再会为自己是同性恋而羞愧地自杀了，因为没有人再好意思拿同性恋作为攻击别人的工具。承认自己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流行和时尚，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还不相信同性爱情的存在。
从坏的一面说，坦率而言，我们都活在一个性滥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轻易地在这个时代里找到性，获得生理的发泄；如果你愿意把这种近似于野蛮的行为看成是爱情的前兆，你甚至也可以轻易地找到爱情。
在这一代人里，谁还把做爱当成一回事呢？福柯说，当性爱走出神圣的光环时，人类的文明前进了一大步。是不是这样且不做评论，事实是，我的确没有能力禁止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物去追求生理的快感——只要这不超出他们自己的道德范畴。
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感觉自己有义务把这篇倾注了那段岁月中所有激情的文章和所谓的"激情"小说区别开来。
但是，请不要用一种清教徒的眼光来看待里面的人和事。
第三个说明
本文从结构上说基本符合传统小说的要求，保持了传统小说的戏剧张力和以结局为导向的"公路小说"风格。在叙事手法上，以"万能第三人"的讲述为主体，结合了第一人称的视角，以期借此而表达出感情世界的多角度性、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以及完美的不存在。在时间的线条上，也非完全的直线发展，因为叙事角度的不同，时间必然也多少有些重叠。
任何的形式也罢。作者只是希望能够以最切近的角度，为这些年来他所经过的人和事，景与情，悲欢苦乐，爱恨情仇作一个完整的注脚。但究竟写出来了些什么，连作者也说不清楚，只能留待观者来指点迷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记叙中涉及的所有的人，事，时间，都不指向任何真实的存在。
所谓未名，即是没有名称，没有命名；既然未名，也就无所指。所有的故事，读者不妨权作笑言，姑妄听之。这段小小的废话既是向各位看客的一个说明，也充作是全文的序言。文字并不沉重，希望各位读的开心。
逆旅主人乙酉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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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畔的爱与罚
此间的春天来得晚，当日历已经翻过了三月，杨树上才缓缓地冒出新芽。但榆叶梅，连翘，山杏却都已经早早地听见了春的召唤，红一片黄一片地开了起来。这种一嘟噜一嘟噜的榆叶梅是京大春天里最常见的花，连翘也不少，常有人把这种皮可以入药的植物和迎春花混为一谈。
我记得，于雷，在他还是个刚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经和陈可在南门一进来的大路上争论过这个问题。陈可说，连翘是三瓣的，迎春花是四瓣的，要是你连数数都数不清那就别跟我来争了。于雷很气愤，说，连翘挂的牌子写连翘，迎春花挂的牌子写迎春花，要是你连识字都识不全我还懒得跟你吵呢！
京大里的植物都挂着块牌子，大概是觉得此间的学生即使在欣赏风景之余也必然是孜孜不倦，好学不厌。的确，那条大路边上的黄花底下都挂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连翘。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陈可脸上的表情。他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目不旁视，就象压根儿没看见藏身在花丛里的身份证一样，气鼓鼓地一路小跑去了图书馆，路上甚至都没和于雷斗嘴。于雷可怜巴巴地跟在陈可后面，好几次想打破僵局，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那条路叫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也许是从来都没搞清楚过，反正不是叫五四路就是叫民主路，都是一些在京大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可他们当时的那段对话，还有两个人象是在跟谁竞走似的在路上拼命捣斥腿的情景，却深深地打动着我，以至于过了这么些年，依旧不能够忘却。
1、于雷
于雷和陈可一样，都是在那烈火烹油，繁花织锦的一年考进京大的。那一年，当他们拎着行李走进校园的时候只感到京大精神铺天盖地，五四火种焚土燎原，师兄个个气宇轩昂，师姐人人面带桃花，一股热浪催得一群小新生们斗志昂扬，屁颠屁颠地立志要学有所长，扬帆远航。
一辆富康在京大南门停了下来，这在当年是北京城最好的出租车，一块六一公里。陈可很讨厌富康，他常常说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某种猪饲料，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不屑于坐这种车的。但于雷当时还无从知道今后他自己将很长时间无缘于饲料车。他从车上下来，司机从后备箱中取出了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他是两天前到的北京，在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杨叔家里住了两天。杨叔现在混得很好，在一个大电讯公司做总裁助理，前途是极好的，家里也很宽敞。但于雷并不想杨叔跟着自己来学校，这和杨叔无关，他是不想任何人陪着自己来学校，他在心里用一种极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这种声音是从来没有从他的声带上发出来过的，这是某种灵魂的声音——在于雷心中大概灵魂就是这么个类似于赵忠祥的声儿）告诉自己，我已经十八岁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是大学生了！
大学生这个词对于高中生是很神圣的，就好比高中生之于初中生，初中生之于小学生，六年级之于三年级，一年级之于学前班。因为有大学生这个词的鼓舞，于雷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要开始一段崭新的，朝气蓬勃的独立生活。
司机大叔放下行李，很亲切地在于雷的肩膀上拍了拍，"好好学！以后肯定有出息！"于雷满脸微笑地谢过了他，这句话以及它的各种变形版本，在过去的两个月他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谁又会嫌别人夸得多呢？
从南门望进去好不热闹。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五湖四海来相会，彩旗人面相映红；呼啦啦红旗翻卷，呀哈哈人嘶马叫；我问你从何方来，你问我往何处去；他说他是学生会，你说你是院团委；当爸妈的四处飞走说我儿子省市状元钢琴十级，当子女的结结巴巴说我爸妈有事没来就我自己。旅行箱的拖轮在水泥地上轰鸣着发出巨响，人手一张的传单四处反射着阳光映成白色的海洋。
于雷心里飕飕地凉了下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恶心庙会一类人挨着人的场合，这是一种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双重反感。那一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于雷的父母带着他到外滩看灯展，周围的大楼比着似地秀出与平日不同的姿色。那时办一次群众活动的性价比是极高的，少说一千两百万上海人民来了一半。于雷有一次这样愤愤地对陈可形容那时的场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哪里是十里"羊"场，根本就是十里人场！如果海关大楼可以爬上去得话，我敢说那天晚上在钟楼顶上的五角星上都能戳死两个人！"而陈可则歪着脑袋说道："看来儿童时期的缺氧经历确实会对智力发育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于雷定了定神，咽了口唾沫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恶心，把额发往头上抄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被斜挎包勒住的格子衬衫。该死！今天还在里面穿了一件黑T恤！于雷暗暗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要接受校医院的治疗。
天是极热的。
于雷很快就在人海中找到了法学院的大旗。是的，于雷是零志愿第一专业考上的京大法学院。为什么要学法律呢？于雷记得很清楚他的一位室友张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它实在很难让人忘记——如果这个答案被用毛笔写出来、贴在墙上、每天让你瞻仰的话："为了实现正义而奋斗。"事实上，不论他们当时的心情如何，几年之后，这些日后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律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想起来正义是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包括于雷的那位雄心勃勃的室友在内。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商业律师，远远地离开了法院，离开了诉讼，显然，也离开了正义。而于雷选择了法学院的原因更和正义扯不上一点关系，他一向的梦想是去学广播电视新闻，做电视记者，于雷会选择法学单纯是因为要平衡父母的愿望和自己的理想。由于他已经在第一志愿里填了另一所全国知名学府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所以也就象征性地在零志愿里填了一个法学——反正也不可能考上的，于雷当时想。
而现在，于雷站在法学院的迎新团面前，感觉恍同隔世，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命运弄人。所谓的迎新团，不过也就是四五个人加上一张不知道从哪拉来的破桌子而已。迎新团的负责人是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是个矮胖墩，胖墩伸出手来紧紧地与于雷相握，于雷觉得他手汗很重，这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感到愉快的见面礼。
胖墩说："我是学生会主席，张帆。欢迎你来北大。"于雷突然觉得张帆的声音很象自己常在心里用的"灵魂之声"，便意外地突然和他亲近起来。于雷于是答道："主席好。"话甫一出口于雷就想痛扁自己。主席好？难道是在演革命话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得不说，这个站在红小兵对面的胖子实在是个极其拙劣的演员。这个幼稚的说法让于雷感到毛孔喷张，更致命的是他清楚地听到了一个男生猛喷口水的声音。完了，于雷心想，我在京大树立的第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幼稚的马屁精！为了控制这个危险的局面，于雷觉得他必须要开一个语带讥讽的玩笑才能把自己在京大的面子挽救回来。在他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于雷的嘴巴就失去控制地说道："呵呵，这种桌子捐给条件好一点的希望小学都嫌烂。"于雷听见旁边有个男孩笑了一下，但并不确定他是不是在笑自己的笑话，不过张帆显然并不欣赏它。他给于雷递上了一个牛皮信封，说："新生的材料都在这里，你好好看一看吧，然后按里面的地图去法学楼领宿舍钥匙。"于雷谢过了胖墩主席，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了张帆说的地图。这是一张复印的手画地图，清楚地标示着当前的位置和办卡、领钥匙、宿舍楼等重要地点的方位。照着地图的指引，于雷很快便找到了法学楼，向阴阳怪气的教务老师领了钥匙（说真的，于雷始终认为那位教务的脸色透露出慢性肾炎和神经衰弱的症候），然后又到电教领了银行卡，最后到餐饮中心办了饭卡。于雷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两点了，而自己早饭和午饭都没吃，浑身黏糊糊的，说不出的难受。没辙，还是得先回宿舍把东西整整。无奈之下，于雷依旧拖起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往地图上的最后一个五角星走去。
42楼。
于雷呆呆地站在宿舍楼下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岁月的流变给这个本来就没有美感的破楼刷上了一层极其悲哀的灰色。这就是我的宿舍？于雷仔细盯着楼前的数字牌看了看，又拿出被大腿的汗浸得有些发软的地图反复比对了一下，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马上就要在这个集中营式的、亟待被重新规划的五层楼里安家了。
于雷垂头丧气地走进了42楼。一进楼，看见楼长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新生登记。于雷拖着行李走了进去。楼长看起来象个好人，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累了吧，赶紧登记完了上去休息吧。东西都搁在你们宿舍里了。什么院的？""法学院。""叫啥？""于雷。""于雷？好名字，哈哈，好名字，"楼长显得对这个名字很有兴趣，一边找一边念叨，"于雷，于雷，于雷……哦，这儿呢，301，签个字吧。"于雷拿过笔，目光循着楼长粗壮的手指而去，301，其他三个兄弟看来都已经住进去了。第一个名字写着：张勇。字体遒劲有力，就是相对于登记本来说有些太大了；政治面貌一栏写着：预备党员，啊，就是决心要"为在中国实现正义而奋斗"的那一位。于雷心里暗暗叫苦，这人估计很难做哥们。
第二个名字写着：林闻。字体偏瘦，是极小极清秀的那种，和上面张勇的签名一比简直就是微雕一般的了。政治面貌一栏写着：团员。哦，这个还正常一点，于雷一想到自己被三个党员包围在床上的情景就有点不寒而栗。
第三个名字写着：李明。字体……根本没有字体，纯粹就是胡写，但能看得出是一个胡写惯了的人极力想写好、不愿丢人的作品。可惜的是这种努力并不奏效，反而使他的字看起来象是炸坏了的油条，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去，就那么这一块那一块地凸着，象泥一样瘫在登记簿上。政治面貌也是团员。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是团员的人吗？于雷心想。
签完名，于雷终于可以拿着钥匙往宿舍进发了。再烂的环境，毕竟也是于雷长这么大第一次独立生活的地方，一想到这，于雷还是兴奋得无可不可的，似乎阴暗的楼道也焕发出光明，弥漫在空气中的男厕所味也散发着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