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愕然：“——技术扩散？”
天幕中所说的“技术”，莫不成，莫不成便是百工百业匠人们赖以谋生的“手艺”？但这样——这样琐屑的杂务，又怎么可能左右两千年的历史呢？
要纵论这样宏伟的局势，不正应该从大处着手，议论王朝兴废、成败是非的圣人大道么？为什么，为什么天幕却要汲汲于工匠技艺的小事呢？
汲公惊异不解，但在茫然迷惑之中，却隐约若有所思。
【纵览史册，汉朝横扫一切的强盛，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于明君或者昏君，甚至不能完全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窦宪等名将——所谓千里马常有，其余朝代未必没有这样才气横溢的人物；胡乱称许强汉而漠视了其他朝代的英杰，未必不是对历史的轻慢。
但历代英杰皆在，却再无法复刻当年强汉的风采，何也？
因为时代变了，大人。
在古人传统的史学中，秦汉被视为自战国分裂向数千年帝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后世种种变革，均肇基于此；而汉朝时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强悍，则源自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朝廷任命精擅经术的儒生为大臣，由上至下所践行的孔子“大道”。虽然汉家王霸间杂，施行的大道不够精粹，尚且不能达到“修德而远人自来”的至高境界，但也足够威服四夷，天下无敌了。
这种称许当然是给儒学脸上贴金。毕竟经术儒生成山成海的北宋，似乎也没有在对外取得过什么战绩。但局限于传世文献所选取的视角，古人也很难提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了。直到后世的考古学横空出世，才在细节中窥见了汉朝强盛的吉光片羽。
上个世纪时，东海县曾掘出一批汉简，其中有《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统计了汉永始四年东海武库所藏的武器装备，其中大致有铠甲合计约21万套，头盔9.8万顶，马甲5330套。盾牌10万张，长矛等各类长兵器合计61.5万支，剑10万把，刀15.6万把。弩54万张，弩矢1146万支，弓7.8万张，弓矢120万支。此外还有连弩车、战车在内的各类军用车辆合计7174辆。其余杂物则不可胜计。
喔对了，从后来东海武库发掘的细节看，这些兵器、盔甲、战车，应该大多是用冶炼后的低碳铁所打造，更有韧性、更易锻造、更为精巧。】
只听当啷一声，汲公的手在几案笔砚上掠过，竟尔扫落了一支毛笔。
数十年临渊履薄的老臣，按理说不该有这样的失态；但听到东海武库那庞大得匪夷所思的数字，中大夫心中依旧起了波澜。
他不太熟稔军事，但仅以天幕所泄漏的数字看，这些盔甲武器少说可以武装出五十余万的精兵。
这还——这还仅仅是东海一地的武库！
皇帝默默跪坐于前，看着中大夫俯身捡起毛笔，开口又补了一刀：
“朕命人查阅了账簿，而今关中各地武库储备之和，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了。”
汲公手指一抖，毛笔又滑了下来。
不过他倒顾不得皇帝的恶趣味了。关中是朝廷的根本，储备了天下将近五成的武器；但穷尽国家物力所储备的关中武库，竟尔只能与一个小小的，僻局东南的东海相比？
这要么是朝廷疯癫，将武备集中于关外，要么便是武器太多太充裕，以至于东海郡区区数十县之地，都能有这样的数字！
说实话，在这样夸张的对比下，汲黯还真的宁愿相信后者……毕竟数量增幅如此夸张，委实令人不可置信。
【总的来说，东海及长安武库的挖掘，完全验证了考古学界长久以来的猜想——在两汉之时，华夏文明所掌握的冶金技术曾有过一个惊人的飞跃，不但质量大大提升，数量亦然扩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正因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原本昂贵的铁制武器广泛铺开，甚至有了钢铁器械的雏形。
这种材料学的革命引发的效果极为深远，其中最直白、最明显的效用，便是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汉元帝时，陈汤千里奔袭北，斩杀郅支单于，向朝廷禀告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世津津乐道，所谓“一汉当五胡”的案例，正源于此。
不过，陈汤不愧是亲临战争的将领，说话相当朴实，没有扯什么“以德化远”、“圣人大道”的高调，而是老老实实将胜利归功于为士人所鄙视的器物小技之上——此外，他估计的数目也算是极为保守了。以后世考古的结果来看，匈奴的刀剑、箭矢大约是以漠北铜矿低温冶炼出的青铜兵器，最多不能超过60厘米上下，如果再想铸长，因为质地和工艺问题，就必然会折断。
这样短小、硬脆的武器，在成熟冶铁技艺所锻造的锋锐铁剑之前，简直脆弱得像是小孩的玩具。仅以此二者稍作比较，当年汉军手持长剑横扫漠北草原，那种所当者死所击者服，流血千里伏尸百万，天下莫不战栗震悚的场景，便可以想见了。
换言之，当年汉武、汉宣与匈奴西域的战争，看似是冷兵器时代的互相斗殴，实则却是一方在抢先完成了技术革命后的降维打击——如果匈奴也有史书的话，他们应该能在记载中惊讶的发现汉兴七十余年以来汉人战力近乎于恐怖的变化。就技术而论，高皇帝时汉军的一只脚还留在战国那粗制滥造的铁器时代，至武皇帝时天翻地覆，汉军已经是用新式武器武装到牙齿，足可以纵横整个亚欧大陆的强兵了。
——某种意义上，你都不得不赞叹武皇帝的好运。华夏数千年以来，有多少皇帝能侥幸遇到这技术革命、材料更新的宝贵当口呢？所谓技术改变一切，那真正是顺成人逆成仙，随风一步便可登青天，千载万载也难逢的良机。
当然，技术革命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武器。以迄今为止发掘出的遗址来看，自武皇帝以后，大汉朝廷在各处都开设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冶铁场地。按《史记》记载，武帝曾在全国各处设置四十九处铁官，负责锻造与买卖铁器。
这些铁官的规模无从知晓，但数字上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太史公大约只看过官方的数据，而忽视了大汉官吏在炼铁上强得可怕的执行力。以数十年发掘出的遗址来看，仅黄河以北，成规模的大型冶铁场便有一百五六十所之多，大半是武皇帝时期的造物；而冶铁场的选地，同样颇为微妙——武帝时的冶铁场，除云集于长安首都之外，多半都分布在邯郸、舞阳、莱芜、鞍山。
——咦，这些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错，武皇帝的高炉选址多半都落在了河北。而河北——河北，数千年后的河北，依然是号称一地的钢产量能媲美世界之半的钢铁之都。河北的邯郸、舞阳，山东的莱芜，东北的鞍山两千年前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两千年后还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
甚至来说，这种选址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呢？——但凡二十世纪以来修建的巨型炼钢厂，你往它方圆数十里挖一挖，多半都能找到汉代的高炉遗址。
——武帝严选了属于是。
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还真是没什么新意的动物啊。】
汲黯微微有些愣住了。他倒不仅仅惊异于天幕只言片语中所泄漏的“铁官”的骇人数量（四十九处已经匪夷所思，但以天幕的语气来看，显然还要翻上一番），更惊异于那延续两千年的炼铁业，乃至于精准得不可思议的选址——如果阔别两千年之久的人都能在炼铁的地址上达成这样默契的共识，那是不是，是不是炼铁这样“鄙陋”的小技中，也是隐含着某种“道”的？
汉代士人鄙夷工匠，倒不仅仅因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更在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轻慢——工匠的本业做得再好，终究是依赖于本能于经验，而难以总结为普适的理论，不能推而广之；仅仅局限于一人的“经验”，固然可以磨砺出能工巧匠，但又如何能教化百姓，治理朝政呢？让天下人都来与你做学徒练手艺么？经验是短暂而鄙陋的，唯有经传中精微高妙的理论，才是永世不朽、可以流传千古的。
但如果——如果“经验”也能流传数千年之久，这经验之中，是否也有同样不朽的理论呢？
汲公博学广闻，仅仅聆听着天幕的只言片语，便不自觉的思索起了极为幽深高妙的玄理。
皇帝则是满脑子的建功立业，为所谓“武帝严选”自鸣得意了片刻之后，立即开始琢磨起了最实际的内容——如天幕所说，邯郸、舞阳、莱芜等地被两千年来历代人物公认，想必是极好的冶铁场地。至于鞍山——鞍山倒不知何地，但听“东北”二字，莫不成与卫满朝鲜有关？
皇帝自觉逻辑准确无误，暗自点头欣赏自己的机敏，在心中为所谓“朝鲜屠为九郡”的计划又加重了一笔。
【虽然冶金史的学者曾为此自嘲，什么“开铁厂最好带考古队”、“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云云，但武帝时的选址，显然绝非“聪明”二字可以解释。那时绝没有物候地理水文等等的知识，铁官们能选得这样若合符节，背后必然是大量艰苦的尝试，也必曾犯下不可胜计的错误；而这种耗费巨大的尝试背后，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决支持，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支持换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冶铁技术的进步绝不止在于武器，毕竟武器也消耗不了各地冶铁所的惊人产量——即使以下限估算，汉朝时建造的那些高达三米的高炉，一日也可以出铁一吨有余。
如此庞大的产铁量迅速自军队溢出，几乎立刻波及到了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领域。自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农民的耕作中便普遍出现了铁器的影子。原本笨拙、脆弱的青铜农具被更换为了远为强韧、牢靠的铁制器械，效率与耕作的质量立刻大为提升。武帝时，赵过费尽心血所开发出的“二牛三犁”的耦犁之法，正仰仗于锋锐的铁犁——考虑到中世纪时欧洲人还要依赖六七头牛同时拉犁耕地，这人力畜力的节省可想而知。
战国末年，诸子对农业的估计是“中农食七人”，一个中等的农民耕作的粮食可以供养七人；而到西汉中期，这一数字翻了两倍不止。考虑到这种惊人的农业飞跃，那么武皇帝及以后，大汉那种富裕得夸张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种富裕甚至都不是史书寥寥几笔“府库充裕”可以概括。如果要窥豹一斑，就而今的考古来看，那么大汉的富盛已经不止于上层，而是由上至下蔓延沁润，真正形成了某种富贵浸淫已久，乃至不自知的风气——仅以大汉边境，北地居延为例；在仅有十余人戍守的小小烽火台之中，居然都有《仓颉篇》、《急就章》这样的识字书籍、练习书法的竹简，乃至大量的私人记录、信件。
换言之，纵使大汉蛮荒边境的将卒，所谓“恶少年”、“刑徒”出身的底层士兵，居然都能保有极高的识字率，甚至强烈的学习热情。
如果——如果对基层扫盲稍有理解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隐藏在竹筒、教材、信件背后是多么沛然不能抵御的力量。这种力量竟然能横扫数千年一切习俗、言语、交通的阻碍，突破落后与迷信的种种封锁，将帝国的文字与意愿精准投送到最卑微、偏远、不值一提的卒子面前。这是怎样无远弗届、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怎样匪夷所思、庞大无比的消耗？
自然，当局者迷，被这种力量所照拂到的汉军也没有意识出什么区别。而今发掘的边境军人的私人信件不少，但多半是聊家常琐事、抱怨上官，并没有什么对识字的感想；多半是已经将识字扫盲看得司空见惯，甚至不足为奇了。
但旁观者呢？与边境汉军相毗邻，那些连冶铁、农耕都尚不熟练，数百年来技术纯粹依靠外来输入的西域，又是怎么看这些识文断字、求知好学的汉人士卒的呢？
西域各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视角稍稍窥探。无论太史公还是班大家都曾记载，说西域诸国的商贾一见到汉使，立刻就知道大汉强盛，相当顺利就能达成通商的共识。所谓“见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逻辑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细想却未免矛盾——汉使跋涉数千里，风霜雨雪下恐怕憔悴得都和野人相差无几，面对这样蓬头垢面的野人，商贾凭什么确定他的祖国富裕而又强大呢？
在这样的异域他乡，仅靠随身的珍宝乃至个人的吹嘘，恐怕都很难取信于人了。真正难于遮掩的，反而是某些不经意间泄漏出的细节——譬如，哪怕汉使带来的庸碌小卒都能识文断字；譬如，汉使貌不惊人，但当他侃侃谈起农耕，就是最高明的老农也必得折服。
这是真正的，属于顶级强国、顶级文明降维打击的力量——当它自每一个细节中不知不觉的漫溢而出时，即使最老辣、圆滑、见多识广的商人，亦不能不为之畏服。
能为底层小卒提供识字教育的，到底是多么强悍的国力？以当时西域的见识，大概做梦亦不能想象。但识时务者为俊杰，商人们在交谈后立刻乖顺的展示了服从，表达了对通商最大的渴望。
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探知盟军每月都在用飞机为前线的士兵运输书信，于是将军们默然无语，自知再也不是敌手——一封书信当然只是小事，但能为每一个士兵运输书信的国力，却足以碾压过一切稍有异心的敌手。
同样的，当汉军们在居延、在雁门、在玉门，在一切大汉与蛮夷的交界，朗朗读起那些枯燥无味的识字课本时，赶着牛羊驮着货物的商人经过，是否也曾感到过某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呢？
魔鬼……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啊。】
汲公……汲公默然片刻，终于在恍惚中低低开口，声音竟尔近乎嘶哑：
“国——国力？”
西汉的士人当然也对国家的强弱有直观的概念，甚至也尝试做过笼统的归因。但总体而言，他们对国势的理解是相当孤立而割裂的，要么着眼于仁、义，要么着眼于礼制；即使有一二实用之臣，也不过只提出“秣马厉兵”、“屯田重农”的常规举措而已。至于屯田重农到底如何增强国势，兵马从何而来，那多半是强词夺理，一番排比比喻以气势强行压过去而已。
纵然汲公见多识广，但毕竟浸淫已深，难以免俗。可也正因为难以免俗，他才立刻品出了天幕娓娓道来中某种新的东西——那并非比喻排比以气势压人的纵横辩术，用词虽而平实简单，但起承转合间却俨然有缜密的逻辑——由铁器而至农耕，由农耕而至军事，最后收拢为大汉强悍莫比的国力。说理之中条分缕析，翔实而又细密
这缜密严谨的新式说理当然令汲公耳目一新，自觉领悟到了某种超乎于寻常辩术的境界。但这说理严密归严密，可由果至因一路追索上去，大汉强盛的根本，竟在于这小小的……冶铁？
如此滑稽荒诞的结果，自然令汲公目瞪口呆，三观俱碎，一时难以理解。可难以理解归难以理解，这天幕的解释却委实也太严密繁琐了，因果之间彼此勾连，而且句句有事实佐证，委实……委实是反驳不得。
可怜汲公绞尽脑汁，穷尽一生所学，竟尔奈何不得这紧密联系的逻辑链条，终究只能瞠目结舌而已。
【可以说，仅仅从汉武帝时的这几个侧面，我们都能窥探大汉强盛的密码。用冶金学者的话来说，华夏数千年来，几乎所有的冶金技术，源头都开创于汉朝，这样巨大的材料学飞升，不强盛才是怪事。
而自唐朝以后，华夏的拥有的技术逐步扩散，蛮夷随之崛起。当巨大的技术优势被抹平后，艰难的僵持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不过，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以此为宋、明、清开脱。人类的信息交流永不停歇，技术扩散当然是不可阻止的自然规律；但面对技术时的选择，却是真正出自个人的意志——武皇帝时的冶铁技术冠绝世界，领先东西方少说千余年；可这样先进到匪夷所思的技术，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么？
不要忘了，铁器技术最早来自于亚述的赫梯，并逐步扩散至中东、中亚，华夏掌握炼铁的时间，已经晚了西方少说数百年；而中华大陆从不以铁矿闻名，中原所能开采到的铁矿石，品位远远不如罗马，甚至比不得中亚。
掌握着最落后的冶铁技术，用着最差的资源，难道是靠躺着就能躺到世界第一的么？
人们今天口口声声谈产业升级、弯道超车，说白了，大汉乃至武皇帝时，进行的就是一次狂飙猛进、匪夷所思的弯道超车，顶着天时（铁器传入太晚）、地利（铁矿石太差）的所有劣势，竟尔一路反超一骑绝尘，将原本高高在上的中东与西方甩下了一千年之远！
以这样的眼光回望，武帝时的某些政策就相当有既视感了。皇帝强行将盐铁国有，成立以铁官为首的庞大国有集团，不计一切代价的为冶铁业注入资金、赏赐爵禄；并积极与卓王孙等私有的炼铁豪商联合，借助商人的力量打开西南商道，获取蜀地高质量的铁矿石。
——加大投资，搞活市场，积极通商，所以你看，人类总是这么没有创意。
这是庞大而豪奢的投资（修建于各地的高炉可见一班），也是持之以恒的投资，武帝用桑弘羊改革铁业；而霍光秉政后诛杀桑弘羊，尽废桑氏之法，却唯独在盐铁上不肯退让半步。这叫什么？这就叫产业政策的持续性。
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精彩的产业升级案例了。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技术终究决定于人而非物质，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类的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技术的封锁与阻碍，而以外力来推脱是最为可悲可笑的举止。
正因为有了这样案例，我们反观华夏的后一千年，才能在对比中感觉出某种不可遏制的悲哀。
所谓“汉朝奠定了华夏两千年的冶金技术”，这自然是大汉最光辉的冠冕；但反过来说，又何尝不是华夏深沉的遗憾？
——如果两千年来的冶金历史都只是完善、修补而再无开创，那么数十代的后人呐，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钱钟书说，华夏文明总是因早熟而早衰。这是极为婉转的谏言，却也一针见血——我们回望历史，往往惊叹于祖先灿烂的功业；但正因为功业过于灿烂，反而给了后人无限退缩与苟且的余地。武帝留下的遗泽太深厚、太丰沛、太不可思议了，后人哪怕仅仅享用着伟大的遗泽，都还可以保持一千年的技术优势。
一千年的时间里，连茂陵里的尸骨都腐朽了，皇帝留下的技术还在荫蔽着他的子孙。
但这一千年总是会过去的，祖辈的余荫也是要耗尽的。终究有一天，华夏要走出武帝那漫长的庇护，去面对最后的风雨。
而这就是，宋，明，清，最悲哀而痛苦的故事】

“陛……陛下。”汲黯艰难的开了口。
说来奇怪，往日他极言进谏，直斥君非，纵然当面遭遇皇帝暴怒的呵斥，亦从没有退缩畏惧过；但而今——而今看着长衫缓带，面色从容的至尊，竟尔一时言语艰难，作声不得。
这当然不是慑于皇权的威严，而是某种难以遏制的茫然。在中大夫眼中，皇帝固然英明果断，但举止中颇有瑕疵，所谓“内多欲而外假仁义”，臣下有匡正君主的大义，纵使触怒皇权，亦无不可。
但触怒英明皇帝是一回事，在天幕剧透了往后两千年宏伟的历史进程之后，要驳斥一位为万世立法、荫蔽数十代子孙的伟大君主，那道德与心态上的压力就实在莫可比拟，纵使中大夫也难以承受。
说白了，与能够左右数千年走向的历史的人物相辩论驳议，诸位扪心自问，有那个超凡脱俗的天资么？
汲公不是胡言妄语的狂生，他很有自知之明，因此也相当狼狈。
皇帝却恰到好处的展现了仁君的风范。他微微一笑，推来一个小小的陶盘。陶盘上是薄荷水饴糖与糯米一起蒸制的糕点，额外又掺入了当归藕粉，食用后有平心静气的功效。
中大夫俯首谢恩，拈起一枚糕点小心咀嚼。却听皇帝悠悠道：
“朕已经命人查过了，这天幕所说的桑弘羊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出身甚为猥鄙。哎，朕居然任命了这么个人物来管理盐铁这样的大政，真正是有愧于朝中忠直大臣的劝谏……”
汲公猛的呛住了。若非及时以长袖遮掩，恐怕会喷皇帝一身的唾沫。他以手按摩胸膛，喘息半晌后叹了口气：
“陛下就非得这样调笑老臣么？老臣素日见事不明，当然有错……”
皇帝眨了眨眼睛：
“汲公是社稷重臣，怎么能随意调笑？朕嘲笑——调侃的是朝中其他的人。此外，朕提及桑弘羊，也不过是想请汲公点评点评这商人出身的小小郎官罢了。”
中大夫颇为无语的叹了口气，只觉得天幕刚刚为他树立的千古一帝的滤镜碎了一地，果然这种人物，还是可远观不可亵玩……
他沉思片刻，终于点头应承：
“老臣会见这桑弘羊一面，与他谈一谈。此外，臣听闻长安的工匠中有一些颇善巧思，也粗通经义的人才，臣会尽力为陛下罗致。”
中大夫毕竟是老成谋国的人才，虽然心中已被皇帝说动，但思虑仍然极为谨慎，即使要推荐工匠入朝为官，也要先有个经义的幌子做遮掩，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朝野的反弹。
当然，这样的权宜之计不可长久；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技”与“道”的割裂，找到工匠经验中的“义理”……
这似乎应该找几个墨家的子弟来斟酌。
皇帝欣然点头，随即微笑：
“汲公劳苦功高。功高者不可以不赏，朕早已在府库中预备下了，只要汲公推举的工匠能于国有大利，朕便会赐予汲公金千斤，丝绸五千匹；还望大夫不要推辞。”
汲公不觉抬头看了皇帝一眼——赏赐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举，无非是将他汲黯当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举能工巧匠后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样在前，想来公孙弘、主父偃等必将一马当先，争先恐后举荐工匠了。
……只要于国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汲公深深俯首：“臣谢恩。”
【如果以汉朝辉煌的产业升级为例，那么宋代以后的华夏王朝就简直是不可以原谅——他们的保守、自闭、冷漠是不能用客观条件来推诿和解释的。如果宋以后拥有造纸术、火药与马镫的华夏都算是被客观条件所局限的话，那么交通条件极为原始，尚且只能依赖竹简来传递消息的汉朝，又是怎么完成它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技术革命的呢？
归根到底，产业进步还是一件高度仰仗于人力、仰仗主观意愿的事情。武皇帝时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战国至秦以来冶铁技术爆发的前夜；但技术进步从来不是水到渠成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东西，技术的萌芽固然是珍贵的，但注意到这宝贵萌芽的敏锐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资金的强硬意志，才是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关键抉择。
如果诸位意识不到这些品质是多么的珍贵，那么不妨将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后。自唐末五代以来，炼丹术士们开发出的火药便已渐渐应用于攻城摧坚之中，那么，面对着这堪称伟大的军事变革，足以改写一切战场逻辑的技术，大宋——庸庸碌碌数百年的大宋，被蛮夷灭国两次的大宋，又有何作为？
产业技术的飞跃当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运。但仅仅将技术归之于珍稀与罕有的天命，则无疑是对武帝最大的侮辱。运气或许是实力，但鉴别运气、把握运气需要更大、更坚决，更不可动摇的实力。
如果对武帝的水准与眼光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稍稍举一个案例。张骞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见到了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布匹，是从身毒千里贩运来的珍物；见多识广的博远侯立刻意识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岭，必然有一条直通身毒的隐秘商路，而以此转运汉地的货物，不但可以避开西域匈奴人的侵扰，还能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门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史记》、《汉书》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
但开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较于征伐匈奴历时数帝的思虑，凿通蜀地的依据不过只是张骞的一句话而已！
张骞会不会在撒谎？张骞会不会忽视了关键的消息？开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
每一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但偏偏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换言之，这是极端模糊、扭曲、充满了信息迷雾的领域，朝廷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拒绝决策，选择保守，将张骞的汇报一笔带过。但也唯有在这样模糊扭曲充满信息迷雾的领域，武皇帝那种敏锐到吓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脱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现出顶级政治家的能力。
仅凭一个使者在数千里外的异国他乡聆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果断做出国策级别的调整，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近乎于疯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仅做了，还做得相当坚决，也相当成功——他耗费巨资开辟的商道，后世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曰“茶马古道”。自汉以降，西南商赋，蜀民生计，多半仰给于此；直至——直至百年以前，华夏最黑暗、最惨酷的年代里，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断的时候，困守西南的中国人所唯一能仰赖的物资补充渠道，还是这条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