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责怪娜狄娅，我不是没有向她抱怨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从来没有克拉克能够把开山采煤说成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保护生态的理想手段那种政客级别的口才。他使得娜狄娅相信，她为了我将来的幸福、我如同正常人那样能拥有的正常精神，她必须配合他，狠下心来说服我不要抵抗他的好意。而且他很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称职、受人赞美的养父，他们没有子女，他给那些上流人士开西酞普兰药方而得来的收入从不吝啬花在我身上，他还很擅长用一种赞赏、自豪的语气谈起我。但娜狄娅的确很好，我不喜欢社交，她就陪我做那些两个人的游戏，她给我买书、和我打网球、教我做菜，是的，我很会做那些俄国菜式。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当做亲母子，大概是由于我们共同的斯拉夫血统。
好了，愿他安息，我不应该继续谈论他的过失了。事实上，我非常善于折磨一个人，也许看起来伤害力不太大，但是我总是不停地说他最讨厌听到的，我让他难堪至极却又无法反驳我一句。长久以来，我们让彼此都生活在地狱中。至于其他人，他们对我的评价大多是，内向但却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懂得如何让自己散发出善意和真诚。
但他没有放弃过，如果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我，我大概会被他这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所感动了。公正地说，他有他的优点，就是这种坚定的意志。然而他用在了最糟糕的方向。
诚实地说，我恨他。这两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心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恨意大概会伴随我一生。我不能选择报复，娜狄亚爱他，甚至崇拜他，把他当做一个善良、睿智、品格高尚的学者。除了对精神世界过于狂热的探索以外，他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当年总是感到深深的无力，我找不出任何证据使娜狄亚相信他曾经对我的亲人进行过罪恶的人体试验，他以一种高超的伪善写下了他的手稿记录。
我能想到的只是逃离克拉克，申请大学时，我选择了那些离纽约极为遥远的学校，在加州、华盛顿州，最近的也是马里兰州。但令我震惊的是，最后我被纽约的一所大学录取了。在长时间的研究中，他已经掌握了瞒住我的技巧，他甚至发动娜狄亚劝说我留在纽约。
原本我会在纽约读完大学——如果这样不会导致我在二十岁就精神分裂。但就在我开学不久后，一堂关于美国开国史的大课被骤然打断了。那件改变美国历史的事件发生了，同时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看不见烟雾，很快同学都离开了，他们去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或者需要他们的地方。而我在食堂大厅里看电视上的报道。随后两周，我跟随同学一起做了许多对恢复可能有帮助的志愿工作。
那天是九月十一日，在十月之前，我找到了我该去的地方。我只给娜狄亚留下一封信。
在时报广场的征兵处，我志愿加入陆军。我去到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等待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接受由志愿者转变为职业军人的训练。那传说中的魔鬼九周对我而言并不痛苦，它反而令我非常激动快乐，就像是初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一般的兴奋，队列训练、体能训练、野外训练，它们比历史和经济学更适合我。等到难得的假期，我和新兵朋友们到哥伦比亚市吃牛扒，蹬着军靴装成超过二十一岁的样子去酒吧里买酒，远比在大学里的迎新晚会要愉快。
长官只向我下达命令，纠正我的错误，要求我不断提高，就算偶尔态度粗暴也比克拉克好得太多。当时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体能在不断增强，好像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不停地注入我的身体中，最终它溢满了我的头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就发觉自己是个天生的士兵，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逐渐地察觉了这一点。还有我的读心能力，我一开始就和老兵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从没有刁难过我，反而还教我很多格斗和保命的诀窍。随着我拥有了身体上的力量，那种天赋的力量就愈发地显露出来，在实战中，近身制服敌人很容易，我在测试中射击本来就是拔尖的、同时运用在实际射击中也毫无障碍，因为这项天赋我的感官比常人敏锐得太多。快地我对七五游骑兵团的加入申请就被批准了，一年后我又被调入了特别的作战小队里，和一些比我年长、经验丰富的老兵共同作战。
写到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资格去憎恨克拉克，我杀许多人，无可狡辩，我同他一样都相信着，为了某种理念、必要的牺牲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参军的时间越久，我的心态就越发地平静，我已经忘记在纽约的过去了。我只是接受命令、执行任务，没什么困扰着我。
至于那些关于本土外监狱的恐怖传说，耸人听闻的居多，但是就算去掉那层形状恶心的厚重浮沫，低下那层不多的事实也足够糟糕。他们的审讯技巧糟糕，酷刑有时是为了发泄或取乐而非取得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做审讯员会如何呢，没有信息的缺失也没有错误，我们可以更好地安排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免损伤。但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我掩藏得很好，我只是很冷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没有花一秒钟来考虑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并不为此感到内疚，也许这是我的本性、也许是出于对克拉克·希尔的厌恶，我认为这种天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我不感激它，我也没有权利使用它。它可能曾经给我的生活某些不易察觉的益处，但我发誓我从没有刻意用它谋求利过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明自己不希望用这种作弊的手段来获胜，而是我根本不愿意使用这项能力。我可以这么想，我用它获知情报信息，可以保护我的战友们避免无意义的牺牲。但下一刻它会带来什么呢，那时我不知道，但是面对那一片巨大的未知，我持有无比消极的态度。
我又问自己，我有资格作出这种决定吗？这是我的火车难题。我认为这世界是多元的，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行进着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永远不是简单的。并不是你决定采取某个行动，你就可以拯救一切，而你不采取就毁掉一切。这种粗暴简单的选择题不属于生活，它们停留在小说或者电影的真空中。
好了，也许你认为我该停止对自己的辩护了。但我相信自己为了这个国家献出了足够多，就算我明白我所做的、我们所做的有多可笑，但我没什么可后悔的。我想对你强调的并不是我曾经的属于军人的荣耀，也无关我的这种抉择是否正确，而是我在对于这些问题的反省中，我明白人的行为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也应该是非常谨慎、周全的。
我有很长的时间反省，在我受伤之后，我被送去迈阿密附近接受治疗，我非常积极、或者说以一种绝命反击般的态度进行复健。但不管怎么说，我永远地失去了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权利，我再也不能自由行走了。
你很难理解我对身体力量的依赖——请不要认为我过度放大了自己的痛苦。你也许有六尺八，身体健康强壮，这使得你能够成为很好的橄榄球员，也会为你的个人魅力加分，它对你很重要，但它不是你的唯一支柱，你更加依赖于你的头脑，不断地阅读、不断地体验这个世界才是你生活的支柱，因此你受伤的左手对你的影响并不太大，你已经无视了它对你日常生活造成的困扰，跟别说为此感到自卑了。
当然我明白这样的对比是不相等的。我也不能把我的残疾假成你失去读写能力。好了，我说该写下去了。最终我知道我不可能完全恢复，我真正地绝望了。我不能承受那种绝望，我迫使自己从自身的境遇体验中抽离出来，这样我才能避免窒息，从而勉强地活下去。
而我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来考虑自己曾做过的一切，我终于意识到我对他人太多苛刻了。人们头脑里的龌蹉总会被我发现，我从而怀有一种傲慢的心态审视他们，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一种无法消去的厌恶。但是没有人完美，我头脑里也有那些肮脏残忍的思想，我杀人时曾如此冷漠，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身体的残疾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当我放弃复健课程，坐在庭院里晒太阳，我一方面认为维布·格雷格此人罪有应得，因为他曾残忍地杀害他人、同时他傲慢自大从不懂反省和宽容；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非常轻松，当我被自身的问题与对未来的惶恐缠住时，我无暇去观察他人，于是在极度烦扰之中，我的心灵却怪异地达到一种难得的平静。
可是我现在明白，如果当时没有人拉我一下，我就已经发疯了。我会像迪梅克一样在疗养院里度过一生——可我现在等待的结局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认为它们不同，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就算我终将走向不幸，但这两种路径对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那天道格拉斯·温特伯恩找到了我。他年纪很大了，却很健康，拄着手杖独自走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维布·格雷格。后来他坐在我身边，告诉我他曾认为自己为了避免我们一族人的衰亡尽到了最大努力，但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做到，他只是一个虚假的人道主义者。那时我只能茫然地看着他，我失去了那种能力，我不能了解他语言背后的涵义，只知道他可能认识我祖父那辈人。
事实上我一早就见过乔舒亚，我最近才意识到他是你所提到过的乔舒亚。噢，真的很巧不是吗，世界真小，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着各种不可思议的纽带。所以，那篇格丽塔·萨夫的报道里“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就是说他吗？天啊，想到这里我居然被逗笑了，我现在才明白那篇报道有多滑稽。
我和他聊过天，因为他陪着他的祖父道格拉斯来这间疗养院。那些天里，道格拉斯常来陪我聊天，通常只是他对我说话，他讲的事情都很有趣——现在想来才觉得难得，老人家常有的思绪混乱和唠叨在他身上根本见不着，何况在我当时那种心情下，能让我觉得有趣、愿意听下去，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能力，甚至是智慧。我对他常怀有迟到的感激和尊敬，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难得，成为这样的人更加难得。
道格拉斯来这所医院是探望他一个故友的医生儿子，有天下午他们去医院附近的咖啡厅里叙旧。只有乔舒亚在病房里陪我。他说道格拉斯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佛罗里达度暑假，这儿他没觉得和洛杉矶没什么区别，但是道格拉斯却因此碰巧遇见了我，使得这次度假地点的选择有种命运般的高明。
你得原谅我那时没有什么好脾气，只是那一段时间，真的糟糕极了。我非常尖刻地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很有趣？还是给你们一个行善的机会非常有趣？”
但他没有生气，他说：“不，因为你使他想起了他三十多岁时做出的被他当做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活到九十多岁，老友差不多死绝了，不能一起谈论过往的岁月，他总是会怀疑自己虚度一生。所以谢谢你，没有指责过他，尽管他没有做到最好。”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转向床对面的电视机。在也许十分钟之后，他以为我不会再说话，就低下头继续看报纸等他的祖父回来，我非常干涩地对他说，“对不起。”他抬起头稍微愣了一下才对我说没事。
这不仅是对他致歉。在那沉默的十多分钟里，我终于回归自身，我对自己的反省终于结束了。我想，克拉克·希尔造成了我人格中的阴影，他也迫使我学会对抗这种阴影，但道格拉斯潜藏在随意谈话中的引导是不可缺少的，而那时乔舒亚对我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如果不是他这样宽容又合情合理地回答我，我很难说出对不起。这几乎是一种仪式，是我自我拯救最后、也最重要的收尾一笔。
我终于原谅了自己。我跟对乔舒亚说我要吃顿最好的来庆祝，他去给我买了龙虾带进房间里。我吃了两口就说这是最好的吗。那时我说这种话已经没法带上之前的刻薄口气了，就像我和战友常常开玩笑那样。于是他听了露出一种轻松的笑容，问我是不是我能做的更好。于是他搀扶着我，溜进夜里没有人的厨房。我用厨房里剩下的三文鱼做了奶油莳萝煎三文鱼。他先尝了一口说非常好。起初我是不太自信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厨具了，以前行军时条件很差，我也会因地制宜给士兵们做出不错的一餐，这一直是我的兴趣，但那段时间里我完全忘记了它。
事实上我煎得非常好，自大地说，我真是被自己打动了。我重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才发觉从病房到厨房是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看乔舒亚很高、和我差不多，但他那副瘦削的身材不像是能把我搬过来的样子，当年需要两个人才能架着我走路——接着我意识到，不需要轮椅了，我扶着他、很大程度上地借助自己的力量走到了厨房。
虽然最终我没有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绝望。我没能和你讲一个励志的故事，但我相信这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但它太长了，该有个结尾。好吧，该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和乔舒亚近况如何，但我觉得他很好，你也很好，你们也有过非常愉快、幸福的日子。不管将来如何，我一直相信，一切都是往好里去的。
祝好，
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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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夏·梅休尔：辛格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主角，原本品行不端、不奉信宗教，后来为了和情人私奔而进行偷窃。结果偷窃未遂、摔伤一只脚，于是回到故乡，把自己禁锢在小屋里，不断忏悔罪孽，最后成了众人心目中的圣人。
10.
读完后我觉得自己一定得立刻写些什么，我找了家咖啡厅给他写了一通胡言乱语，在我开车回去的路上我就忘了我写了什么。我受到了他的信任，尽管起初我并没有刻意地试图与他成为朋友，也没有渴望知道他曾经的故事、他无与伦比的天赋。在我曾有过的朋友中，没谁会向我谈论他过去的经历，也无意于了解我真实的想法，那样的友谊太过矜持以致于不够真挚。
回去时是深夜了，荒野小路上没有路灯，幸亏当晚月色明亮，让我及时刹车，免得撞上一位莫名出现在此处的陌生人。我下车去探视，他倒在车轮前，发了烧，意识模糊。他没法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翻动了他的口袋和背包试图查明他是什么人、该把他送去哪儿。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春天夜里还是非常寒冷的，在零度左右，而他只穿了件夹克，我不能放任他被冻死在这儿，于是把他搬上车。路上我想起那个被我吓跑的大学生，他大概以为我是什么连环杀手甚至是鬼怪，而夜里开车碰上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这种事，更像是恐怖片里的桥段。但这只是令我感到非常滑稽，我打开电台收听音乐，里面放着一支新晋摇滚乐队的歌，在一片失真的音墙之后，吉他骤然停止，只剩下怪异的鼓点，突然变成了伦巴舞曲的节奏，这样突然的转变让我失声大笑。
我折回市区，把他送去的医院。夜里医院没什么病人，医生为他做了个检查，说他受了枪伤，但不太严重。我没有他的任何信息，猜想他是个造人抢劫的旅客，就给他垫付了医疗费用，把他留在病房里，自己也在医院里将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我准备回去时，接到了夏洛特的电话。她说她现在在尼加拉机场，问我有没有时间去接她。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来布法罗时，她很诚实地告诉我，“因为你父亲——嘿别挂我电话，我就见你一面就行了，他没要求别的。”
“我没打算挂掉电话，我正好在市区，不过我不太熟悉道路，你等我一下。”
夏洛特在机场正门等我，除了单肩包外什么行李也没有，像是打算今晚就要纽约。她没要我下车给她开门，就自行坐到了副驾驶座上。我建议一起去吃早餐，她答应了，于是我们去找了家摆出早午餐招牌的餐馆。
还不到周末，没有太多的菜式可选，还好有最为经典的班尼迪克蛋和像是用咖啡渣泡出来的美式咖啡。我们坐在窗边，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夏洛特先是递给我一块筹码，对我说：“虽然我晚到一天，但还是祝你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