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铛刺——吉生
吉生  发于:2014年0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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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铃铛刺是西北荒漠上的一种植物。

形状像铃铛,一串串挂在树上,并不美。

只是,每年春天,会开出一朵朵紫色小花,绚烂一时。

这是一个关于知青的小故事,主角出身不同,动荡年代一起经历世事疾苦,爱得有些辛酸。

年代纪事考据不足,请勿深究。

内容标签:情有独钟怅然若失

搜索关键字:主角:陈劲松,余子清

第一章

一九三七年,我十七岁,奶奶托了她认识的一个城里人终于把我弄到市里的学校念高中。那时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已经在市里的工厂上班了。对于去城里读书,我并没有太多的新鲜与期待,心里想的只是以后终于能全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不用再在乡下每天数着日头盼年节假日。

也是那一年,我认识了子清。

子清姓余,正是奶奶托的那个城里人的儿子,比我整好小一岁,奶奶以前在他们家帮佣,确切地说,是他父亲的保姆。据说以前余家是很有钱的,子清祖父辈是外国人的买办,他的父亲从小便在洋学堂上学,建国后他爷爷把家产都捐给了国家,希望宽待他们,为他的父亲在教育部门谋了职位。所以,我的转学是托了他父亲的关系。

我们家则世代务农,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只我一个算是会读点书。对于我能在市里的学校念书,家里人还是很有所期待的。进城的前一天,奶奶准备了一篮土鸡蛋让我带到子清家,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那些鸡蛋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半年来的产出,奶奶把它们积攒了起来,平日连我也不舍得给。

对于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带着低人一等的姿态去拜访“恩人”,于自尊心总是有所伤害的。我就那么暗暗憋着一股劲去到了子清的家。

记得那天,我在几条弄堂里转了很久才找到梧桐道深处一幢二层小楼,那爬山虎和紫藤花掩映下的红砖影影绰绰,直让人觉得典雅别致,和我们乡间的土坯房是那样的不同。小楼里隐隐有音乐声传来,舒缓而柔和。我勉强昂了昂头,才慢慢敲响了那扇红木门。

开门的女人眉目和善,皮肤白皙,在看到我的一瞬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待我说明来意后很快便淡淡微笑,柔声招呼我进门。如果不是后来她自我介绍是子清的母亲,我决计想不到四十岁的女人也可以如此年轻,因为相较于我那在田间劳作的妈妈,没有人会认为她们是同龄人。

“有小客人来了。”女人引我到客厅,对里面的人道。

那是我第一眼看到子清,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深蓝色的锦纶裤子,手上拿着的小提琴慢慢放了下来,用完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一旁,他的姐姐坐在钢琴边,也正转过身来看向我。

一时间,我只觉得自己的脸开始微微发烫。

那天我穿的是一套洗得发了黄的绿色假军装,脚下是二哥的旧解放鞋,从乡下穿来还没来得及洗。更滑稽的是,我的手上还提了一篮鸡蛋。那鸡蛋虽然被奶奶用湿布都擦了一遍,但篮子上还是沾了许多黄色的泥土……我就这样寒酸地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尴尬而局促。

“小清不认识,但小湛应该记得,你以前还抱过他呢,陈阿妈的小孙子。是叫四宝对吗?”子清的母亲询问地看向我,又轻轻揽了揽我的肩,把我带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并把茶几中央的一个果盘推到了我的面前。那天,子清的父亲并不在家。

“真的?已经这么高了?”子湛瞪圆了眼睛,利落的短发衬得一张脸蛋清秀异常。而他身边的子清却比她还要清秀,那眉目虽尚稚嫩,却已经可以用如画来形容了。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余力去欣赏,因为那只会让自己更加地自惭形秽。

“不过,四宝,你等一会儿啊,我们再弹完这最后一小节。”子湛弯起笑眼,向我说道,她大我们几岁,那时已经俨然是个大姑娘了,却丝毫没有女孩的忸怩,对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近邻。

不等我开口,她便转回身去,朝子清点了点头,然后手指慢慢向钢琴抚去。子清的目光扫过我,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便又跟着响起的琴声架起了手中的小提琴。

那是一首沉静的曲子,对音乐一无所知的我听来只觉头皮一阵阵发麻,钢琴的声音本已贯满整个空气中,没想到接下来响起的提琴声仿佛可以刺进人的心里,把每一根细微的神经都撩拨一遍。那不是每天村口广播里震耳欲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是学校升旗时雄壮豪迈的《义勇军进行曲》,我甚至不能哼出那旋律中的哪怕一个音符,却深深有种整颗心都在下沉的感觉。

我看向面前的两个人,他们一个背对着我,一个侧身微微闭着双眼,窗外射进来的午后阳光在他们周身投下一道金边,使他们仿佛与我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很久以后,我都常常回想起那个画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幕在我心中扎根太深,所以无论后来子清在我面前多么狼狈多么落魄,我都始终觉得他是那样圣洁那样与众不同。那首叫《沉思》的曲子,后来我听过许多名家的演奏,竟然再没有谁及得过十六岁时的子清。

当然,当时的我并不会知道这些后来。相反,这种身处两个世界的落差,还有子清因为投入音乐而对我表现出的淡漠,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心存芥蒂,并刻意疏远着他。

第二章

不久,学校开学了,我和子清成了同班同学。虽然我长他一岁,但因为怕跟不上市里学校的进度,我听从了以前老师的建议,重读了一年高一。

因为大家都是刚入学,所以我并没有经历太多适应新环境的窘迫。而且,令我欣喜的是,我发现,在城里,人们似乎并不以穷或富为划分贵贱的标准,不,应该说,他们的观念和我之前截然相反,出身农村、根正苗红是再光荣不过的事。

第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让每个人上台作自我介绍。原本,我还有些不安,因为老师要求大家把“出身”这一项也作为必说项。只是没想,当我坦白了自己出身贫农,并且是第一次从乡下来城里念书后,一下课便有许多同学围了过来,问我有没有种过田,有没有放过牛,眼神里尽是艳羡。我见他们并没有丝毫轻视,索性敞开了性子,把自己从前生活的一些平常事稍加润色地讲了出来,心里慢慢得意。

不久,我被老师任命为班长。一时间,我有种志得意满的错觉,所有的自卑好像一下子全变成了我的资本,剩下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好好念书,用成绩进一步证明自己。

另外,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劲松”,陈劲松。那是毛主席的诗词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再不是从前那个在乡下独自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每天需要浇菜喂鸡的陈四宝,我只觉得身体里有股热血在涌动,它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强壮,让我的心灵更加的亢奋,虽然新的生活还只是个开始,但我却像迎来了重生。

只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激子清和他的家人,相反,我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班上的同学并不知道我们认识。我几乎从未和他说过话,虽然作为班长,我几乎对班里的每个人都热情友好。有时,我甚至害怕子清会多嘴,说出我过去的名字。

但事实上,子清在班上很是默默无闻,无论是成绩或是为人。我本以为他会凭借自己的特长成为班里的风云人物,可他却从头到尾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会拉琴。每天,他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除了听课便是低头不知看着什么书。他那俊秀的脸总是埋在书本里,偶尔抬起来若有所思,和身边的世界拉开重重距离。

直到年底,我们才有了一次正式地对话。那是为了准备学校的元旦合唱比赛,我们班定下的曲目是《红军不怕远征难》。我当时想着可以让子清来给我们伴奏,在手风琴伴奏的间隙插入一段小提琴,会显得比别的班级特别,也可以把演出的档次拉高一些。又或者,我心里还是隐约希望再听到子清拉琴吧,那使他整个人都变得不同。

谁知,当我终于向他开口时,得到的竟是他的拒绝。

“你觉得有必要吗?”听完我的话后,他皱了皱眉。其实,他的声音是很清澈很好听的,如果,不考虑他说话的内容。

“有啊,你拉琴很不错,一定能胜任。”我笑着应承,努力表现出一个班长该有的样子,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就当是为了班级。

“你觉得那首歌配小提琴吗?”

子清的脸上仍没有什么表情,可说出的话却让我着实不高兴。配,是般配的“配”,还是“配合”的“配”?我想,我心里的某种自卑情绪又在作祟了,他是在觉得高雅音乐了不起吗?我们这种下里巴人喜欢的歌曲并不配用那高尚的玩意儿来伴奏?

“你觉得红军不配吗,还是毛主席的诗词不配?”我反问他。

“不是那个意思。”子清别过头,并不愿再做更多解释,拿起桌上的书又看起来。

我瞥了眼那封面,柴可夫斯基传,心里冷冷笑了声,表面上却仍竭力伪装出笑容,道,“算了,下次有机会吧。”

后来,这事我曾拿来对子清说,我告诉他那次我真是生气,换了在乡下,伙伴们中要是有人敢那么阴阳怪气地不给我面子,我一准一拳头下去了,让你假清高呢。子清笑了笑,你用拳头的话,我的大概就同意了。

他总是这样,说的和想的不一样,想的和做的不一样。我后来再没听过他拉琴,第一次见面时在他家那次,是唯一一次。

那年元旦庆祝会,子清拒绝我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因为他不想出风头。只是当时我刚上城,对政治并不敏感,子清那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立命的根本便是低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政策会转变,厄运会降临。

果然,高二那年,子清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尽管逃过了五七年的整风,但在六五年市里的再次肃整中,他的父亲被指“名为左,实为右”,当时的气氛已经十分敏感,那帽子一被扣上,消息很快便四散。

子清在班上更加地孤僻。原本他的存在感就不强,而此时老师、同学也都在刻意疏远他,几乎没有人愿意和右派的儿子说话。虽然文革还没有开始,人们的一切行为还处在正常理性范围,不致对一个少年做出过激行为,但偶尔注意到子清在学校瘦削孤独的身影,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忍的。

毕竟我是因了他们家的关系才读上了现在的学校。

第三章

和子清的落寞不同,我那时过得春风得意。

因为是班长,所以我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校团委,当了组织委员。那时,学生党团干部是很光荣的职务。我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收取各班团费,一来二去,结识了许多朋友。那年学校开展的活动很多,一会儿警句背诵比赛,一会儿革命诗歌朗诵,我乐此不疲地穿梭其中,浑身的劲好像使也使不完。

而我的成绩也并未因此落下。几次考试下来,我出乎意料地在班上名列前茅,一时间,在同学中更是树立起了威性。其实,在功课上我并没有付出太多,只是比别人多读一年的缘故罢了。但无论如何,我愿意将此看成是自己的实力。

六六年的春节,我们全家第一次在城里度过。一家人围坐一起,大哥、二哥都带了自己的对象来,三姐也穿上了新衣裳,爸妈看向我们喜笑颜开,尤其是对我,满是期望。虽然桌上的食物并不丰盛,但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满足。我想,以后我会考个好大学,然后在这个城市安家落户,我喜欢化学,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会儿,全国人民都为之沸腾,我更是心头激动,所以,也许以后我会以化学为专业,去一家化工单位,或是国防部门……总之,我踌躇满志,从原本对城市生活的无所期望变得雄心勃勃。

翻身农奴也能得解放,谁说我这样的男儿郎不该展翅云霄,不做那田间鸟呢?

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学校里如鱼得水地生活着。只是,那也是我和子清最生疏的一段时间。

他始终是那么沉默,坐在那个几乎被班上所有人遗忘的角落里。听说他的父亲被降了职,听说他在大学里教钢琴的母亲被调到一所小学去当音乐老师了,听说他们家的两层小楼被政府征用了,听说他姐姐考大学因为政审不过关被打下来了……种种闲言碎语在同学间传播,像一些小尘埃,在人们起初鄙夷的眼神中慢慢被忽略,然后落入泥土。

我猜他心里是难过的。偶尔上课时,我会不经意地朝他的位置看过去,他的侧脸漂亮柔和,却掩不住苍白,我无法看清他的眼睛,但能料想必是无神而空洞,因为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是在听课,他微微昂起的头朝着黑板的方向,而那里,老师并没有任何板书。

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嗤笑自己。世界上必不会有无缘故的栽赃,也许一切只是余家的罪有应得,他只是倒霉些,生在了那样的家庭里。

我转过自己的脸,不再去看他。

年初,学校成立了广播小组,在主席诗词朗诵比赛时得过第二名的我被破格选拔为组员。这令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毕竟作为乡下长大的孩子,我的口音并不纯正。不过,没什么事是我陈劲松不能完成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五点就爬起床,跟着收音机里播音员的播报一字一句地矫正发音。那时广播里已经在反复播放各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不仅是这部,连高一时学校组织我们看过的几部电影,《逆风而下》、《早春二月》之类也被一并指责,只是作为一名高中生,我并不知道那背后的暗涌,它一步步逼近我们,将我们乃至整个国家席卷得面目全非。

广播站建在学校的顶楼,我们每天有三次播音时间。早上早读前,播放一些革命歌曲,让同学们振奋精神;中午下课时,播放一些时政新闻及毛泽东语录、警句;我最喜欢下午的广播,因为这个时候每个播音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音乐进行配乐朗诵,当然,作品都是毛泽东的诗词。

黄昏时夕阳西下,在那间小小播音室里,打开设备开关,调整好话筒音量,伴着《黄河大合唱》的音乐朗声诵读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样的诗句,仿佛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再走出播音室,站在学校的最高处,俯瞰四下古老松柏郁郁葱葱,心便豁然开朗,连宇宙也尽在脚下。

然而有一天,正当我如往日一样走出播音室时,楼顶的尽头,却看见了另一个人。

那人站在围栏边的台阶上,面朝着楼外,头微微地仰着。早春料峭的冷风在楼顶盘旋,令那瘦削的身影好像随时会被吹得坠下楼去似的。

我心里涌起些异样,走得近些,终于认出那不是子清是谁。

再走近些,近到已经能快能看见他的侧脸,可对于我的脚步声,他却浑然未觉似的。一时间,我紧张了起来。

“余子清,你干吗呢?”

我压低声音喊了句。

第四章

面前的人回过头来,看向我时顿了顿,仿佛心神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回来。然后,慢慢向我展开一个笑。

那笑太出乎我的意料。它平静,纯粹,而灿烂,仿佛一朵花般在我面前绽放。跟着子清说了句什么话,我却像被那笑容魇住,完全没听进耳朵里。

“恩?”意识到自己的失神,我赶紧追问。

“你播的歌很好听。”子清重复了一遍。

我这才注意到此时的广播里仍在继续着自己刚刚放上的歌曲,是郭兰英的《我的祖国》。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一闪而过,让我瞬间便释怀了一年前子清对我的拒绝。

但嘴上,我还是略带嘲讽,“原来,你也会喜欢这种歌。”

子清笑笑,又回过头,恢复了刚才的姿势,似是在欣赏空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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