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红布（《走在右安门外》II）
作者：viburnum

文案

《走在右安门外》之II——《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崔健《一块红布》

景皓，背负着一个来自于“那个年代”的绰号——“小九儿”，这个自小就命运多舛的男人，这个出生在动乱时期的孩子，经历了许多同龄人或许经历过，或许从未体验到的磨难，终于有了安稳生活之后的他，想要的，无外乎只是原本应该属于他的，那难能可贵的温柔的怜惜。可他在年少轻狂时并不懂得，追逐得越急迫，获得到的，就越难以把握。

林强，生在大富之家却甘于平凡的自由者，遇到九儿兴许是他命里的定数，或者说，那叫劫数，他沉默，他隐忍，于是他错过了太多，他把九儿对他的好记在心里，记得越深刻，就越难以化作外在的言语表现给对方。他成了九儿嘴里常说的“傻子”，可也许并不傻的他，在沉默隐忍中却总不懂得，有些话，必须说，有些人，最受不得无声的折磨。

他们遇见，他们分开，他们各守天涯一方，他们终究还是要回到一起来。

要不怎么讲，这就叫命呢。

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给彼此的眼蒙了一块红布，那么盲目，那么幸福，就像爱情本身一样，我们都蒙了眼去抢那些想要的东西，就算会痛，还是在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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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2004年，第一版本的《走在右安门外》发布，那时候，有人追着我看了连载。
2008年，修正版的《走在右安门外》在晋江独家发表，那时候，有人跟着我一路走来。
2009年，终于忍不住冲动，动笔写了《走》的II，《一块红布》，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跟着我，和我笔下的他们一起体会所有的悲欢离合。
但我想，不管是了解这篇文根底的人，还是第一次认识了我的人，我都要说声谢谢，谢谢您肯留在这里，耐着性子看我的文字，追逐流行的文风，我不会，迎合大众的审美，我做不到，于是我只是这些年来一直写着，越来越任性的写着，并且一直写了下去。
我不祈求褒奖，不奢望赞美，我只是深爱着我笔下的每个角色，再让他们演绎属于他们，也属于每个人的喜怒哀乐。

2009年来了，《一块红布》开篇了，我只有一点点期盼，那就是我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处标点，都写的、点的足够值得，我会尽所能完成它，为我爱的彩虹，为了我独创的小九儿和强子，也为了每一个懂得、理解我文字的读者。

谢谢！

内容标签：都市情缘 破镜重圆 情有独钟 怅然若失

主角：景皓，林强 

引言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林强，我想跟你说的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眼上，就像是蒙了那么一块红布。
我的幸福如此盲目。
我盲目的追寻着那种幸福。

第一章

从小到大这些年来，若说从梦中哭醒，我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我还很小的时候，梦见父母弃我而去，我吓得不敢动，哭得泣不成声。另一次，是在东四老宅，第一回和林强□之后，梦见他弃我而去。他就在我前头走，我却怎么也追他不着，那次，我抱着他的胳膊哭出声来，他是如何安慰我的，我永远也忘不掉。
他说他不会走，肯定不会，绝对不会。
然后，二十啷当岁的我那时尚不肯承认，世上有无数种可能，却没有一种可能叫做“绝对”。
于是，他离开时，我很彻底的领教了一次所谓“世事无常”。
于是，他回来时，我在领教这无常的同时，多了一点兴许只有年过三十的人才懂得的感伤。
他回来了，他就在我身旁，我可以伸出手就去拨弄他的发梢，我可以探过身就去感受他的体温，我可以在呼吸时嗅到他的味道，可以在将耳朵贴在他胸前时，听见他均匀的，有力的心跳。
可是，我想说，看着你睡着时那平静祥和的脸，我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林强，你一定不会知道。
一九六九年，是个或许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年份，虽然在后来才知道那年美国人登月成功，甲壳虫乐队唱红了那首《黄色潜水艇》，国门以外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儿，可在我家里，能称得上惊天动地的事儿，就只有一件——我的出生。
长大后我听我妈说过，刚出生的时候我长得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是难看，浑身上下黏黏糊糊，一张脸皱皱巴巴，咧着嘴却不会哭，接生的大夫说，不哭就是没有呼吸，没有肺部活动，于是，在我妈害怕之前，大夫就把还没多半条胳膊长的我倒提起来，照着我后背就是两巴掌。
“你哭得，就跟谁要宰你似的。”我妈回忆当年场景时这么说。
我的命，是巴掌打出来的，我琢磨，可能出生时的不顺心，便注定了我之后多少年都顺心不了的命运，尤其是现在像这样一点点回顾，就更有了这种感慨。
六九年，文革的第四年，我非要在这时候投胎，估计也是遇上什么倒霉事儿都活该了，全中国都在闹腾，全中国人民都在闹腾，我出生在一个红色浪潮，或是红色梦魇席卷大江南北的时代，于是，从打还没怎么记事儿起，我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了。换句话说，孩子虽然无辜，可摊上了“有罪”的家大人，你再无辜，也没人为你申诉。
我爸，就是被“踏上一只脚”的“罪人”，他成为罪人之前是个文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可那个“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年月，我这个胆敢说真话、写真话的爸，就很快成了专政对象，成了“资产阶级”，成了“坏分子”，成了“反动文人”，成了应该被打倒而且要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
据说，那些年，他吃尽了苦头。我妈不告诉我具体的细节，我一问，她就哭。还是后来，我偶然见到我爸脖子后头一道挺长的疤痕时，他才用似乎很轻松的口吻告诉我，那是当初他挨斗的时候，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头牌子，那栓牌子的细铁丝生生勒出来的，牌子上，是他的名字，名字上，还有一个大大的，黑色的叉。
我听了一半，就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总想，我爸虽是个知识分子，却也是个血性的汉子，抄家，他没怕过，挨斗，他没憷过，下放边远农村他没低头过，没哀求过，他只在红卫兵要烧他那成堆的书时是真的急了，他挣脱了压制着他的手，就那么一个猛子扑到火堆里去抢了，谁都说，这臭老九疯了，疯子才有这么大劲儿，疯子才会在火烧了手，燎了眉毛之后都觉不出疼。
于是，我爸这个臭老九，这个反动文人的代表，又成了疯子，成了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口中的疯子。
“得亏有人说我疯了，要不非死了不可。”让人当疯子对待了好几年的，我那满身伤痕的爸，曾经这么笑着对我说过。
我不知道他笑里有多少泪。
有时候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早出生几年，但凡我爸挨斗的时候我已经十八九岁，看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指头？！谁敢动我们家一根指头？！
“你这个爆脾气，到底随谁了？”我妈笑我。
“随我爸。”我说。
“你爸脾气爆吗？你爸顶多就是倔啊。”我妈又笑我。
“那，隔代遗传，随我爷爷。”我又辩解。
“你爷爷脾气倒是大点儿。唉，你们老景家人呐，除了倔的就是脾气爆的，一个好说话儿的都没有。”我妈抬手戳我脑门儿。
“不好说话儿这还受人欺负呢……”我嘀咕了一句，不再多顶嘴。
其实关于我的脾性，还是裴建军的形容最到位，他说我是属炮仗的，一点就着，着了还就一声巨响，一蹦老高。
对于他的话，我懒得多说什么，反正这老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开玩笑时他还说过更欠抽的话，说我姓景，翻翻字典，景就是日光，单名儿一个皓，再翻翻字典，皓是月光，一日一月，一阴一阳，你严重阴阳不调和才脾气大的。
我听他说完，然后踹了他一脚。
小学时代，人都说是无意识时代，可我觉着我有意识，有记忆，不光有，还特强烈，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相当灰暗的一个时期，如果说我的父母在“史无前例”的那些年经历了一段血色人生，那我的那几年，便是灰色的了，我清楚记得给我起外号的那些人都是个什么嘴脸，我更清楚记得从农村被放回来的我爸，在听见有人叫他儿子“小九儿”时，是个什么表情。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那一刻，我爸眼圈儿红了。
“小九儿”这个外号，从那时起就一直跟着我，跟了我三十几年。
我没能甩掉它，而实际上，我也无力去甩掉它，尤其是在我爸大声叹着“老子让人扣了屎盆子，儿子跟着溅了一身脏，留着吧，留着让人看看这个丧心病狂的世道！”之后，我突然想，小九儿，这个臭老九的儿子，兴许应该有这么个名字。
好多时候，我以我这个“臭老九”的父亲为荣耀，那么就让我这个“小九儿”也斗胆以自己为荣耀一回吧。
我混的不比别人差，我何不以自己为荣耀呢。
童年，在没有父亲陪同下长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眼泪，和家里被抄过多次之后的惨象，这些境况直到进入七十年代末期才有所好转，那时，我十一二岁，那时，我离开小学，走进初中的门槛。
那之后，我认识了裴建军，和周小川。
这两个人是我的哥们儿，可能是老天爷注定了我们仨这么些年来的缘分，人家说，“缘，妙不可言”，我同意，因为我们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凑到一起，还始终未能散伙，便是最佳的佐证了。
裴建军论年龄，是我们中的老大，可要说心理成熟度，他又是最低的一个，这小子就像条忠犬一样追着周小川，追着那个跟后来央行行长同名同姓，长得却分外阳光，笑容也分外灿烂的人，那个人，最终成了“桥”的队长，成了成就了我，也让我在其中受了不少罪孽的角色。
至于我们仨第一次遇见，没记错的话，那是个大雪初晴的日子，远远的就瞧见两个玩儿的挺疯，脸冻得通红，棉帽子却似乎在冒热气的人朝这边走过来，一高，一矮，一样的瘦。
好像记忆中那个年代的孩子几乎没有胖的，倒也并非生活质量有多么低下，只是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这般整天团在屋里对着电视电脑一天一天不挪窝，我们小时候，属于最典型的“胡同串子”，写完了作业，帮家大人做完家务，就光剩下满处垮溜了，我们自己做玩具，绷弓子，木头手枪，铁丝鸟笼子，都是称手的玩意儿。冬天，马路上车少得很，护城河也冻了冰的时候，我们常拉着各家自制的冰橇玩儿个够，有时还真就能折腾到连棉帽子都散出热起来。
我并不遗憾朋友不多的我比别人少了许多这样的机会，认识了嚼子和川儿之后，我的生活中乐趣多了起来，就像是为了弥补儿童时代的遭遇一般，时不时的，我真觉得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快乐得让我都怀疑其真实性。
对了，忘了说，“嚼子”是裴建军的外号，这小子得这个外号，完全是由于他那张贫嘴，若问我除了原子弹什么东西是无敌的，我肯定会说是裴建军那张嘴。小学时代就因为嘴贫让老师狠狠告了一状，结果，被自己当钳工的老爸一顿怒吼之后，嚼子的贫嘴未曾多些收敛，外号倒是再也甩不掉了。于是，他那张一阵阵儿真该勒上嚼子的嘴，便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与特征，和他的鸟窝头、小眼睛一起，跟总是干干净净，闪着一双无辜大眼的川儿构成了鲜明对比。
说起来我有时都不清楚他们俩是怎么凑成一堆儿的，据嚼子口述，川儿是在公元一九七二年一个暖洋洋的冬日突然被命运送到他面前的。我听了，也信了，不过我就信了一半儿，因为我老觉着裴建军的话，很多时候都必须打五折，听一半儿，信一半儿，不能不信，更不能全信。
可川儿，是真的信他，不掺假，不夸大，川儿拿自己个儿的性命来信赖的人，就只有裴建军一个。
于是，我偶尔真的会很嫉妒他们，尤其在我遇上了林强，爱上了林强之后。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但我和林强历经波折却还没死，我扔了许许多多牵挂的念想却始终没能扔下对他的念想，其中因果，我想，还得说是缘。
或者说，是劫。
无缘不孽，我们俩的这段缘，孽的可以，也虐得够呛，起码，是够我一呛。
但又是为什么，我却总在被虐得好像琼瑶大妈小说人物那样“体无完肤”、“痛不欲生”之后，还是如此执着的非要跟他在一块儿呢？
“是我命太贱了？”曾有一次，我在床上躺着，问光着膀子在我旁边抽事后烟的他。
他不说话，只是熄灭的烟，然后翻过身来，把我抱进怀里。
我多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
林强就像一味五毒俱全的药，我吃了，我完了。
可裴建军不同意，他说我才是毒药，林强是中了我的毒，还说什么“你瞅你长得那样儿，一大老爷们儿长那么勾人干吗，我们强子不中毒都邪行了！”我回了他一句“去你妈的”，然后人生中头一回开始仔细琢磨我的长相。
鼻子，嘴，下巴，我随我爸，眉眼儿则是来自于我妈的真传，很小的时候，有人说过什么“这孩子太漂亮了，将来当个电影明星吧”，现在想来，我确实是“明星”了一把的，虽说玩儿的不是电影。
我托付了若干年的事业，是摇滚，是九十年代初仍举步维艰、牙牙学语的中国大陆式摇滚乐。
曾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刚懂了一点点摇滚为何物的我们，在天桥的茶馆儿里，听着相声，嗑着瓜子儿，头一次讨论了关于成立个乐队的事项。那时，我并未太当真。弹吉他，说良心话，我不怎么会，我还是跟裴建军学了几招指法，而后也就荒废了。我那时只想在高中毕业后能有个踏实工作就阿弥陀佛，于是，我在后来鬼使神差让川儿拉去做了主唱，而且一唱就是这么多年，是当年十五六岁的我想都没想过的。
高中，说毕业就毕业了，那个现在的孩子也许不能理解和想象的年代里，高中毕业生并没有中专生值钱，但奇怪的是，我们仨还偏偏都拿了高中学历，虽说我和川儿只是为了一纸毕业证，嚼子是为了迈进大学的门槛儿。
八八年夏天，嚼子收拾行李上了南行的火车，他说他要走的时候，我扯着嗓子唱了句“日本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嚼子扑过来说要掐死我这个祸害，我借着身子灵巧躲过了，然后给了他一句“你丫才是祸害呢！你起根儿上就是一祸头！”
事实证明，我没说错，裴建军这个祸头当之无愧，好多风波都有他的原因，包括我和林强的分开。
但我总不能恨他，我就是恨林强也没法去恨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我哥们儿啊。川儿说嚼子“江湖”，我没搭茬儿，但我在心里觉得，好多时候，江湖二字，我比他裴建军领会的更透，做得更绝。
即使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他那样为了川儿牺牲自己的前途。
九零年，亚运年，就跟二零零八年是奥运年一样，九零年的中国人，体验了一次当东道主的快乐，就在那一年，我没有和家里商量，辞了在大一路上当售票员的工作，开始跟着周小川玩儿摇滚了。
对此，我爸妈没多说什么，他们给我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一声长叹，我妈摇了摇头，转身去厨房做饭，我爸背着手，沉默之后边点烟边走进小里屋，我在门关上之前看见他用没有拿着烟的那只手轻轻锤了几下自己的后脖颈，那仍旧留着那道疤痕的，长年受着颈椎痛折磨的文人的后脖颈，我看了片刻，张了两下口，想说句“爸、妈，我就是想，真混出个样儿来，能让您俩过得更好一点儿。”可话到嘴边，却不知为何，终究咽了回去。
然后，我进了川儿的乐队。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