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去哪里啦？”我问秋姨。

秋姨没说话，她的脸色很疲倦，有点不耐烦地看着我。

“你告诉我啊。”我吃力地说。

“他走了。去很远远的地方了。”

“他死了么？”我知道，一般在电视剧里的大人对不理解死亡的小孩往往就说谁谁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其实那个人就是死翘翘了，有话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这种回答简直就是侮辱我的智商。

可是秋姨摇了摇头，点起了一枝细长的烟卷，轻轻地抽了一口，突然笑了，她说：“他不会死的，只要你还活着，他就不会死。”

这种说法更可恶，她最好不要安慰我说：“他会永远活在你的心里。”一般英雄电影处理那些不必要的配角才说这种话；有价值的人物会一直活着，哪怕暂时死一下也会很快活过来，万万不会活在谁的心里。

“他真的没有死了，他走了……他比你先走了一步，去世界上寻找属于他自己的眼睛了。”

我皱眉头，“原来他也有阴阳眼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玩。”

“喂，小兔崽子，我问你。”她轻蔑地抬起头，却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什么……什么？”

“如果将来你再次看见了他，你还会付出你一生的幸福来保护他么？”

我不太明白她的话，什么叫一生的幸福？我只有八岁，我不知道我的一生里还有其它什么东西。我愣愣地看着她。她伸出手来，揉我的脑袋。

“你这个傻东西，你知道么，你把两根凤凰羽毛从头上连根拔下来，你这一辈子的福气就差不多都没了。你知道么，如果那两只羽毛还在你身上，你长到二十几岁，你会比那个时候的 F4 里面的四个人加起来长得还好看，你三十几岁的时候，会比那个时候十大杰出企业家加起来还有钱。现在……唉……”秋姨吐了口烟，无奈地摇着头。

“怎么样？”我还是蛮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的。

“现在的状况是，你长大了以后，长相是十大杰出企业家加起来那样，你没什么钱，可是智力却是 F4 四个人加起来那样。”

我挠着头说，“秋姨，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唉。”

“总之想在社会上求生很艰难就是了。”她不耐烦了。

“我以后还能看见小三么？”我也不想和她多费口舌。

秋姨站了起来，还是面对着那圆圆的月亮，她张开胳膊，摇着扇子点点头。

“等你找到你的第三只眼睛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啦。”

“可是第三只眼睛倒底是什么？在哪里啊，多少钱？”我焦急地喊着。

秋姨没有回答，她笑了，笑得月光在脸上炸开。她扇一下扇子，留下一句话：“小死崽子，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等你年纪大一点，我再告诉你，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或许你自己就明白了。”

这后来的后来，这以后的以后。

如果我的阴阳眼的故事是一出电影，那么到了这里一般会打出字幕：

十八年后。

十八年里我没有练成如来神掌独孤九剑葵花宝典等传说中的技术中的任何一门，甚至连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和国际标准舞都练得不太好。我是一个爱炫耀的人，大家不太相信我有阴阳眼，可是很多人都赞同我的确有一张乌鸦嘴。我丢失了两只凤凰羽毛，所以就只能勉强成长发育成今天这个不好不坏的样子：外形平庸，包装落后，气质低俗，功能简单，且喜欢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显要位置——对了，就是国产手机给人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烧了上吊红领巾和七步死人鞋，所以我后来读书求学都非常顺利。我学回会了四国外语，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我知道在这个所有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里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化妆品的服装并以最简约的方式带回国内，我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所以我在社会上混得还像那么回事。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的阴阳眼也使我看见了无数奇特的东西和事情，或者说，我看懂的东西比以前越来越多。打开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能看见电视剧里的女演员的脸上有导演的精液；我看见在我新闻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嘴巴上有一个滴着血的拉锁，我看见一个明星举着一盒包装精美的大便列举它的特效和功能。有的时候我的同事或者朋友抱着一个肥嘟嘟的小孩给我炫耀，我看见的是这个小孩的肚子里有一条蛇形的怪物，她们喂奶的时候那蛇就张开小嘴去啜取母亲的乳头。我看见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上，夕阳的余辉照耀在美丽的摩天大楼上，那些金壁辉煌的建筑的玻璃面和石座中渗出一道道黑色鲜血，那地下排水管道的通风口里伸出腐烂的手臂来抚摸浑浊的阳光。我看见学校的教室里面排排而座的少年男女是一道流水生产线上的商品，一台巨大的机械手臂在他们身上脸上撒下很多黑泥，然后印一张钢印商标。夜里的时候，很多蓝绿色的鬼火浮在繁华拥挤的街道上，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和没有躯壳的灵魂游荡在广告牌和霓虹灯下；用粉泥涂抹自己的新鲜的或者早已不新鲜的肉体们在四处寻找可以消费自己的顾客。有着巨大吸盘如同章鱼一样张开触角的医院将活人抓起来，剥夺掉他们最后一点生命力和银行存款之后丢进火葬场；驾驶着钢铁战车的吸血鬼和食人夜叉们碾过地上的玫瑰花瓣和尸骨出席一个又一个的时尚派对。报纸杂志书籍上印刷着腥气四散的谎言，饥寒无力乞讨的儿童站在天桥下面望着来自异国的红鼻子小丑兜售夹肉面包和薯条，不管是黄昏还是清晨，都有无数张开翅膀的恶魔从地洞里，云层里，飞出来，钻出来，去捕食，被捕食。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见这些我还有些恐慌，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我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些恶魔中的一个，或者说，原本也和这些恶魔没有什么区别。我睁着我的阴阳眼，静静地欣赏着；我知道我看见的这一切也可能只是假像，只是我愚昧的幻觉。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睛还不完整，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传说中的第三只眼睛，隐藏在茫茫人海中的第三只眼睛，我在寻找它，而它也一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等着我，望着我。每次面对着这号称美丽的人生中层出不穷的丑恶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响起小三那天清朗的童声，叮咛我，不要害怕，一定不要害怕。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属于我的第三只眼睛。我会看到让我勇敢活下去的那个唯一真相，我会看到没有烦恼没有苦难的世界。我在 Srarbuck 喝咖啡的时候在寂寞地看着，在进出机场海关的时候在昏然地看着，在伦敦涩谷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无聊地看着，在月亮升起的海潮之间悲伤地看着。时间是一条河流，冲洗着多少我这样来去匆匆沙粒。我在今天夜里依然孤身一人的时候仍然从隔楼的玻璃看出去，我渐渐明白，我的第三只眼睛，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寻找。

我不害怕，一定不会害怕。

须弥出品涂沐原创《诸色界之阴阳眼》全文完 2004-12-29

仅以此文纪念白爪爪（ 1985-1987 ）

雪葬谷

（一）瞎话

我是一名教师，有的时候也叫做老师。不管是教师还是老师，只要有一个能耐就能吃遍天下，那就是要会编瞎话。所谓吃芦苇拉席子现装现卖不是多么神奇的事情；但是否把瞎话编好，能把人哄住哄服了，则把教师老师们划分出优劣高下来。
我教书也有几年了，瞎话没少编，也没被人揭发出大的毛病来；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混得也算小有成就。有的时候吃饱喝足了，我就像所有喜欢编瞎话的人一样去思索钻研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具有哲学气息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人喜欢编瞎话。
我的结论是比较主观的，我觉得编瞎话就是艺术性的胡说八道；最高境界就是所谓大盈若冲，大圆若缺；什么时候瞎话编成真事了，那才叫至臻至纯的道理。很多人在这条道上成功了，而我还差的太远。我还觉得编瞎话的原动力是恐惧，是一种来自人内心里但是被不小心被揪出来的恐惧。一个人身心里面有少恐惧感，他就能在编瞎话的高峰上攀登多少高度，绝对正比，有的时候还是平方关系。
什么是恐惧呢？人和人对恐惧的理解和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
地上是厚厚的，好几天没有被风吹过，冻得僵硬的雪块；人的靴子踩上去，会发出一种撕裂纸的嚓嚓声，在寒躁的空气里汇集成一双双无形的小手，在人赶路的时候偷偷伸进你的脸蛋上，挠着，抓着……你走着走着就会觉得周围出奇的安静，每走一步，都会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那是一个看不见的，总窝在你身后的人，在这大雪地里明目张胆地追着你。可是你就算是回头也看不到他，你环顾四周，只有闪光的雪和在树桠子里随着微风在摇头晃脑的黄草。
你会听见那喀嚓喀嚓的声音，走一步，响一声。而你清楚地知道，这雪地里没有人，只有你自己。
前面是被雪砌出来的一条路，后面是你乱七八糟的脚印睬踏乱了的沟沟壑壑。这时候天上的太阳却被黑得惨淡的云片子塞住了大半张脸，周围暗了，你也觉得天更冷了；你没有办法，还是要望前走，越走那雪就越深，零零碎碎的有雪花飘下来了，你身后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千万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就算那个人在后面拍你的肩膀，和你说话，和你答茬，你也千万不要理会，快点走就好了，只是不能回头，万万不要回头！

（二）雪娃

东北的冬天，真是要冷起来，真他妈不是闹着玩的。
几场没日没夜的大雪过后，田里地上都好像乱滚了里儿朝外翻的新棉被，干干净净的，白花花抢眼的；也自然有那贪着玩没心眼的小孩被勾了来，三五一伙地在雪窝子里，铺了冰的河套上，撕撕扯扯，大呼小叫，连笑带闹地折腾打闹。有的小孩在拉拽摔打中丢掉了帽子，顾不得拣，或者根本也找不到去处，索性借着玩出来的一身热汗，继续迎着风滚趴追逐；结果晚上散了伙，回了家，就觉得自己听不大清楚人声了；进了屋子里还没等上炕，不经意一拔拉自那己坚挺的小耳朵，就有月牙形脆生生的小东西离开那不知好歹的小脑袋，啪啦一声摔到地上，砸成一小撮红艳艳的冰渣子。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没有耳朵的小孩；但是这种描述却总在每年冬天下过雪以后，由大人们一边里三层外三层地给我穿棉袄缠围巾的时候，不厌其烦地絮叨出来；目的无非是要我警惕不要弄掉了帽子手套。有一次我还被我爷爷打了一巴掌，因为我在他给我系棉鞋带的时候撇嘴说：“我要是把耳朵冻掉了倒好，那就不用听你唠叨啦。”
巴然而在冬天里，真正能让包括我在内的小孩都噤声变脸色吓得想尿尿的，倒也不是可以冻掉耳朵鼻子手指头的冷天；而是那来无影去无踪的雪娃。
雪娃倒底是什么，至今没有统一和准确的定论。但是在老人和其它小孩子的描述中，它模糊地呈现出是一种个头很小，伸开手只能够到大人腿的，一身白毛，有着恶毒的小眼睛和一口尖尖烂牙的类似小孩的东西。据说它喜欢在大雪天里溜出来，趁风大雪大的时候悄悄地跟在人的身后面，瞅准机会，抱住小孩的腰，把他们的嘴捂住，一边朝脖子里吐冷气，一边把他们拖到荒郊野岭的什么地方，掐死,喝光血,吃完肉,再把他们的衣服扯成片丢在山里……大人的话一般它只挑那种醉鬼，或者落单的迷路的老人，也是抱着他们的腿，把他们拽进雪窝子里，嘻嘻地笑着，看他们在坑里活活冻死。
没有人真正遭遇过雪娃子，就连我们小孩子也不是十分相信这种迷信的，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电视和广播已经在乡镇里很普及了。在七巧板还有天地之间这样的少儿节目里，鞠萍姐姐还有董皓叔叔经常给我们讲各种科学常识；学校里的老师还有父母们都一而再再二三地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也没有妖精魔怪等等胡编乱造出来唬人的玩艺。
可是我们小孩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在开春的时候，从山里的流出来的河水里经常漂流有儿童的小衣服、鞋子等等；甚至在开阔的野地里，无论夏天还是秋天都时常能发现腐烂的书包、大人的裤衩……我自己就曾亲眼目睹过邻居家的老头早上的时候被人在道边的大沟里发现，他的眼睛和鼻孔里都流出黄的黑的水来且凝固成闪耀的冰条，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后来他们家人想把他怀里的钱掏出来，就把他放在灶坑边上烤了一上午，结果神奇而又骇人的是，已经死去多时的他又伸开了胳膊腿站了起来，扶着锅台大骂他的大儿媳妇，最后咳出一大口血，又没了声音。
我对我的同伙小刚子、蔡美铃讲过好几次这事儿；但是他俩嗤之以鼻，他们和我的小学班主任一个口吻：
“你就是个爱编瞎话的小兔崽子；将来你就是个没脸没皮的骗子，被人抓去先劳改后枪毙。”

（三）课堂游戏

我承认他们讲话是有点伤自尊心，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在爬墙进机械厂的仓库里偷铁零件钢丝什么的换钱买糖吃这种事情上还是相当默契的，从来没有失手，也没有分赃不均彼此伤和气。而且虽然他们总说我爱编瞎话，讲话不可信；但是每次玩上课的游戏的时候，他们总喜欢要我当老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地方上有名的知识分子，家里的书虽然没人看，但是总能引起邻里街坊时不时的惊叹。我对一本叫《反杜林论》的书特别有感情，因为有一年夏天我家窗台露了雨水，把它的硬皮给泡烂了，里面厚厚的纸页被水发过，再一烘干之后变得柔软蓬松，那时候我脑袋也不大，把那书翻开垫在脑勺后面煞是舒服惬意；而且还可以用翻页的手法来调节它的高度，根据我的心情和疲劳程度来变换躺姿。时而久之，就在街道里有了这样的传说，那谁家的小谁，屁大点一个人，天天看马列著作呢；将来一定是大有出息了不得的人物！
他们的确当着我的面向我妈妈求证过，我妈妈总是能用含糊其词的话不以为然的笑使出太极手法把话题推拉开去；我暗爽得紧，虽然那些砖头巨著对我在计算多位数乘除法和默写李白诗歌方面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指导作用，但是很是风光地要我们家周围的小孩在组织课堂游戏的时候屡屡把我推向了老师的默认值地位。
其实那种课堂游戏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颠覆和嘲讽；而不是发自童真与自然的对知识的爱戴和对老师的崇拜。
一般来说，参加这个游戏的总是那么五六个人；在大林家柴房后面的空地上摆出小板凳，柴房的后门因为是老榆木板，呈现暗红色；一拉开就可以当黑板了，粉笔都是我们从学校里面捡来的，白色的居多，彩色的就比较稀少，但是因为总有人喜欢拿粉笔在墙上乱写乱画谁谁谁是大王八蛋之类的话，所以往往会不够用，后来有一次我妈妈见我们这群小孩实在是有品性，干脆从她的学校里搬了半箱丢在那里，因此更加奠定我在这个私立流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
我常常沾沾自喜，我是天生的老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也不知道世界上除了语文和算数之外还有物理地理几何化学生物之类的科目；但是我却分外清楚地领会了有教无类的高尚思想，从来不拒绝幺红和她的两个清鼻涕弟弟来上课，甚至还鼓励他们举手回答问题，并不时给予表扬和赞许。
幺红的弟弟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四五岁，短小精悍的四肢被一团或几团混沌的物质包裹着，从他们的保护物上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出他们俩最近的饮食和排泄情况，但是就是观察不出他们倒底是以蠕动还是行走的方式在这个地球上移动的。他们俩的脸上有几个洞，放光的当然是眼睛，流出水来的应该是鼻孔——其实那也不是水，应该是一种浅灰色乳状混凝的物质，春秋比较粗偶尔会呈现黄色绿色永远平行而又匀称地挂在他们的嘴上面，能惊无险地灵活伸缩的两条——哦，我说对我一生的深刻影响就是：到今天为止，我在吃火锅或麻辣烫的时候捞起那种软软滑滑的粉条粉丝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