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零七分，我重新系了一遍鞋带。
三点零九分，我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清点了一遍。月票夹，名片夹，证件夹，钱包，圆珠笔，签字笔，通讯录，面纸，胶带，魄力无糖香口胶。我递香口胶给律师，他摆摆手不接。
三点一十一，我开始琢磨水泥地的肌理。似乎是无意识的纹路，只有从我这个角度才能看出是一张四十五度右侧的人脸的上半截。
三点一十四。我猛地抬起头，玻璃那边铁门紧闭。完全没有任何事即将发生的动静。
“我们回去吧。”我几乎是请求我的律师，“他不会来的，我们走吧。”
“再等一下吧。”
律师一动不动地说。听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再等等也无妨，本来就是为此而来的嘛。
我耐着性子搓手，这里的气温很低，没有生火，我紧了紧衣领，穿得再多也不保暖。
三点一十八。
我往自己的手心呵气，都是白色的。
三点二十。
我站起身来：“算了吧，他不想见我。”
我太自以为是了，我根本没有足以挽留他的力量，本来就是他要离开我的，他已经厌倦我了。现在，更没有理由再见我。
律师也夹起公事包，但没有起身。
“走吧。”我说道。
律师不情愿似地站起身，懒懒地伸腰，然后走过来。我走到门口，伸手拧动了门把。
咔嚓。
门开了。我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回了头。玻璃墙的那边，门开了。百川气喘嘘嘘地扶着门把，游移不定的眼神捕捉到我，有一种不用语言的讯息传递过来。
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把听筒握在右手上，不知怎么开口。望着他，瘦了，胡子拉茬，蓬头垢面。我低下头，难过。
“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沉默了好久，还是他先开的口。
“唔。”我含糊地应了一句。
“对不起啊，我没轻没重的。”他勉强地笑着，脸上有被殴打的瘀伤。
“百川……”我贴近厚重的玻璃墙，手扶在冰冷的墙面上。他也把一只手贴在玻璃上，让我们的手重叠在一起。
“为什么……？”我忍住眼中打转的泪水。
“总要有人担起责任。”
“为什么是你？”我的声音里有了哭意。
百川不能回答，犹豫不决地为难着。
“没办法嘛，别人都是拖儿带女一大家子的……”
咚！
我一拳打向他削瘦的脸，却打在坚硬的玻璃墙面上。我再次挥起拳头时，警卫和律师一起上来拖住我。
“放开他，你们不要动手！”百川紧张地在对面喊话。
“你以为我的价值比不上你那无聊的责任感？”我怒气冲冲地大喊，“我会让你对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我被警卫和律师架着出去，离开大门时我回过头来匆匆瞥了一眼。百川追到玻璃墙的尽头，一脸五味陈杂的表情，不能再前进。我转过头，可以看见青白的天空，没有云朵，寒风瑟瑟，电线上的麻雀群杂乱无章地鸣叫，一只黑色的大鸟在附近盘旋，然后挫身飞入云的尽头。
22
“群。”
我仰起头，阳光在绿得透明的枝叶间闪烁，树下的少年背着光，看不清是谁。他朝我挥着手，笑着。
那是谁呢？
“我喜欢你。”
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我看着高高的梓树，叶间缀满黄白色的圆锥花序，我走近了些，阳光明晃晃的。
春闺梦里人
我从来不会梦到小时候的事，而且我对我的少年时代记忆全无，我转过学，也没什么朋友。会梦见过去也许只是因为最近睡眠不足。
什么梦嘛？
我沮丧地刷着牙。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零七分，我在西长街的寓所里睡过头，因为晚上睡不着，白天变得很不济。反正已经不用上班，我溜达着去见常秘书。
“你还真是闲啊。”常秘书放下手中的报纸，示意我坐在他对面。
“如何？”我坐了下来，这位子光线不错。
“一点进展也没有，”他无力地摆手，“我的耐性都要被磨光了。”
“他还不松口啊？”我耸耸肩，“那我也没办法了。”
“托你的福他改了口，但PELLY的董事长总裁什么的绝对会阻挠。”
“干脆劫狱算了。”我放弃地说。
“好主意。”
常江点点头。
后来我才明白，常江的意思是不打算走正道了。我想也是。就我们两个势单力薄的，抢超市都不行何况是重兵把守的监狱。我给在夏威夷渡假的总编辑挂国际长途。
“总之PELLY的老奸巨滑既要公司又要自己的钱，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叫百川担着是吧？”总编辑听完我的汇报后总结出一句。
“是那样的。”
“那么，百川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上，值得坐十年牢的？”
“没有，”我握着听筒擦额头，“似乎是朋友义气。”
“笑话，”总编辑笑得很刺耳，“百川不是无辜的吧？”
我听着这样的话，真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一直盯着自己的鞋带。
“没有关系。”良久我说，“不管他做过什么，我都要救他。”
“这样说也没错。”总编辑的语气和缓了些，“谁叫他是百川呢？”
“是啊，”我苦笑道，“谁叫他是百川。”
陵家的成分比我想象的复杂。总编辑有意帮我，她的夫婿却不点头——雅英没有以陵氏的名义办事的权力。整个家族都是如此，以个人名义生活，没有特权。而所谓之权倾天下的陵家，实权只在一个人手中——陵歌英。
我与陵歌英有过一面之缘，不曾熟识，所以我对于总编辑要我去求她的建议很是怀疑。总编辑告诫我不可小看这个小学生，这个一直受到严密保护的小女孩是陵氏地下王国的主宰，所有陵家势力的操纵者，是玩弄权术的专家。总编辑劝我在歌英的面前老实点，只要能说服她出面，不消说十年有期，连斩立决都能从刑场上拉回来。
我懵了。
雅英现在还不会回国，刊英和歌英的关系不好，纪英在本家说话没有份量（他太玩世不恭），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和歌英见面时，总编辑却喝蛋汤一般说话。
“找我呗。”总编辑爽快地说，“我安排你见她一面，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成功。”
这就已经感激不尽了，我立马答应跟她的出版社签五年合约——她也不会白白帮忙的。
我又穿上约翰·史密斯的西装，在西长街阴暗的小屋里什么名贵的衣服也不会发出光彩。我听见自己的心跳，确定到我还活着。活着，就必须接受人的规则。
总的来说我不讨厌旅行，虽然没可能背上行李出去云游，有机会我还是很乐意出来看看。我从飞机舷窗看着窗外的云朵映着蓝色和橙色的天光，质感仿佛有实体一般。空中小姐第三次问我要不要吃午饭，我看也没看，只摇摇头，眯细眼睛看向耀眼的云彩。
真是漂亮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司乘人员可以对这样的景观无动于衷，也许他们已经被一些琐事分散了注意力，无暇再顾这壮观。我羡慕菊，她仍然可以为一点小事感动。我闭上眼睛，听着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回忆着百川的触感。仿佛可以感觉到他吹到我颈窝的鼻息，略高我一点的体温，手指游戏一般玩着我的耳廓，痒得我想躲。
睁开眼，飞机平稳得没有一点空难的迹象。在云朵的缝隙间我看到模糊的河流和山脉，乘务员小姐甜美的声音告诉我奥地利到了。
我知道从机场出来我是最奇怪的一个，两手空空，一件像样的行李也没有。我招了一辆计程车，用我那夹生的英语告诉他目的地，司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十二月终的维也纳，风萧萧兮易水寒。不晓得为什么街上张灯结彩，跟过年似的。
“是过年啊，”司机当我蜀犬吠日，“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这个人对时间没什么概念，没事也不会想起外国人都是过阳历年，地域文化差异。
司机把我送到站，从车里钻出来我浑身一激灵，车里空凋太暖和了。计程车加速离去，剩下我突兀地站在西欧白种人群中，我抬起头，仰望着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建筑。
维也纳金色音乐厅。
才踏进大门就有一黑西装墨镜的保镖样男子给我鞠躬。
“郑先生吗？”
“是的。”我忙不迭回答。
“请跟我来。”
保镖再一躬身，开始给我带路。保镖走路的速度经过刻意调整，就他的身高而言慢得离谱，我能很容易跟上，一路上听见《欢乐颂》里的男高音。我们走上铺有红地毯的楼梯，两旁都是盛开的荷兰郁金香。我抚过墙上古老的雕花，抬头就可以看见屋顶上镶嵌的巨大油画。它们旋转着，变幻着，我知道这只是视幻，却仍被这魔力吸引。
保镖示意我已经到了。我停了下来，正了正领带，敲门。有人打开门，我于是深吸一口气，迈步进去。
一曲终了，大厅里回响起暴雨一般的掌声，站在这暴雨前线的高挑指挥者深深一鞠躬，走下台去。
我站在离舞台最近的包厢里，面前的软椅上坐着的衣着华丽的少女正漫不经心地瞟着的怀表，似乎是百达斐丽。
“坐吧。”
她看也不看我，旁边的保镖在我身后置上一把椅子，我左右看了一下，还是坐下了。
“喜欢维瓦尔第？”她问道。
“喜欢《四季》。”我点点头。
指挥走了出来，还是刚才那一个。他向观众敬礼，然后转过身，举起指挥棒。
维瓦尔第的《四季》。
我想要开口，却又被无垠的音乐吸引，在这个音乐的无上殿堂里，我不能发出打扰的声音。我一直静待着，由音乐洗礼我的浮躁。
曲终。鼓掌。指挥敬礼。
“发现什么不妥了吗？”
歌英面向舞台，轻轻地鼓掌。指挥从台上走下。
“首席，首席小提琴没有出来。”
我说道。
歌英递给一架小型望远镜。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我看到黑色郁金香丛中纯白燕尾服的首席小提琴手，端坐在全钢的轮椅上，脸上没有堪称表情的东西。
“安倍是雅英的病人，除了小提琴以外生活不能自理。”歌英以缓慢并且威仪的童音说话，似乎这也是从小培养的，“保姆就是刚刚那个指挥，和雅英是老交情。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几个全是那种喜马拉雅海拔。”
我也不知道。
“这几个小子可以组个模特队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开玩笑，总之她笑了。那笑容稍纵即逝，宛如昙花一现，然而我却觉得在哪里见过。
“喜欢莫扎特？”
我摇摇头。
“喜欢格什温？”
我猛点头。
“喜欢柴可夫斯基？”
我还是点头。
“握手，握手。”
歌英伸出两只小手，我有点不知所措但还是握住了它们，和歌英摇了两下。
楼下的演奏又开始了。
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
“两仪大致跟我提过你的事。”歌英慢慢地说，“听说你这几年在靖岚的工作状况不错。你的上司们都很看好你。”
“抬爱了。”我还没扣过这样高的评价，有点受宠若惊。
“我也觉得你不错，至少在听音乐上跟我的品味一致。”歌英有点玩笑地说。她跟我以前的女朋友，也就是她的堂姐，有着近似的外貌，却完全不是同一种人。即使她比坤英小，成熟也远胜过坤英，城府深不可测。
“你叫做郑群溪，在业界用的名字是群溪。出生于一九……”
“我知道你对我了若指掌，坤英说过你调查过我。”我可不想听她背我的履历。
“我其实也不打算背给你听，”她啪地打开原木的檀香折扇，“害你和坤英分手，恨我吗？”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
“最低限度我认为你没说谎。”她又啪地把折扇合上，“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不过我一定要回答吗？”
“要。”歌英把折扇放在裙褶精美的刺绣上，眼睛正视着我，“你为什么想要救百川？”
“为什么……”我还没问过自己，“总之他不能坐牢，一旦入狱很多事都会无力回天。再说我们两家公司一直有合作，现在总不能袖手旁观……”
“我不是问那个，我是问你个人的理由。”她对我的支支吾吾有点不耐烦。
“他以前帮过我，我也该在人家有麻烦时出力啊……”
我话还没说完，她就开始唉声叹气。
“听上去你没什么必要特地跑到维也纳来求我嘛。”她打开折扇来扇风，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对，对不起。”
“不要结结巴巴，认真地回答我。”歌英用扇子指着我，“百川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是很重要的。”我赶紧说。
“哦……”她又开始思考，半晌没有说话。这期间交响乐团在演奏《Time to say good
bye》。我很喜欢那女高音的声音，所以注意力涣散，既没想歌英会说什么。也没听清女高音唱什么。就听见一句“Time to say good bye…”
良久。歌英把折扇扔到一旁的茶几上，抬起头来。仿佛刚发现我存在一般的惊奇。
“啊，对不起，我在听音乐。”她果然忘记我了。“你刚刚在说什么？”
“我说，百川对我很重要。”我硬梆梆地回答。
“哦，对了。”她这才想起来，恍然大悟，“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人，所以你为他来的。”
“嗯。”
“很好哟。”她笑起来的神态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似乎与某人的影像重叠，“你可以为这个人做任何事吗？”
“能帮到他的话任何可能都要尝试。”
“真好。”她像在品味句子的语境一般感叹，“我也有一个重要的人，他现在命在旦夕，我却帮不了他。”
歌英的眼中有一丝忧虑的神色掠过，她仰起头，凝视着我。
“我舅舅需要移植一颗心脏，不然就捱不了多久。”她犹豫了一下，“你明白这种心情吗？”
不待我回答，她又继续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卑鄙，但我还是把决定权抛给你。”
我的血僵住了。
“用你的心换百川的自由。”
我在遗嘱的末尾签上我的名字。CD送给坤英，书送给丹，版权送给靖岚出版社，然后我就没剩下什么了。还有存款和郑海宁的钱捐给流行病研究会，之前还要扣除律师的佣金和这个月的房租。
无比轻松。
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归宿，只有我本身不知去向。
刨去了所有附加值的我本身，只是一具尸体。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可能。
我跟着趾高气扬的陵氏本家队伍回国，在机场遇到威风凛凛的靖岚出版社高层们，总编辑双手抱胸站在最前面。
“把群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