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小心地敲了三下门，我在床上打个滚，坐了起来，正好看见阿莉西娅把她卷发的小脑袋从半开的门外探进来。“艾丽。”我叫了她一声，示意她进来，“有什么事吗，小家伙？”
小女孩好奇地打量着我已经合上锁好的行李箱，又抬起头看我：“你真的明天就走吗，韦恩？”
我点点头，她跑过来，伸手让我把她抱起，“爸爸说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是啊，很遗憾。”我让她在我膝上坐好，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她的卷发。
“但是爸爸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时来看你的书。”她看着我，像只盯着鲑鱼的猫咪，“好不好，韦恩？”
“当然，只要你看得懂。”我笑笑，模糊地朝书架挥了下手，“都是你的，艾丽。”
小家伙欢呼一声，从我膝上跳下去，消失在门后。我听着噔噔噔的脚步声一路滑到楼下，耸耸肩，重新在床上倒下，望着空无一物的天花板发愣。我发誓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可以在上面看见北欧海盗、六个头的蛇怪、燃烧的教堂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现在天花板只是天花板，木石结构，粗糙的灰泥，仅此而已。
太阳的影子逐渐倾斜，床头柜上的钟指示着七点过十分，我闭上眼睛，耐心地等候真正的夜晚来临，有一场告别式必须完成，我们都知道，即使只字未提。
我应该没有睡着，只是一直在半朦胧的状态下浮浮沉沉，尔后蓦然清醒，好像突然走到隧道尽头。我把闹钟抓过来，关掉，1:45，离预设的响铃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随便翻出一件外套，打开门，小心翼翼地溜了出去，我只有这一条路，妈妈在窗下种了一排绣球花，我不能冒踩坏它们的险。
房子里既黑暗又寂静，那种凝止的感觉仿佛无处不在的蛛网，在手臂和脸颊上留下黏乎乎的丝。我一步一停地下楼，谨慎得像只夜行的猫。拧动把手之前我仔细地听了听，没有从背后传来的责问声，一切都在安睡。
我走了出去，躲进清凉甜美的夜色之中。
Episode 5.
他在河岸边等着我，背后是废弃的老船坞，黑沉沉的，像只蹲守着的猎犬，弓着背脊，一只黑铁般的爪子伸进泛着金属铬光泽的河水之中。
苹果酒瓶子是暖的，大概是因为它在我们手上无数次地传来递去的缘故。我们坐在码头上，潮湿的木料散发着青苔和河水的味道。自从有了火车和货车，人们便判定这个船坞应该退役，然而多年的水上交通仍然在系柱上勒下了深深的绳痕。四十多年前，提着藤条篮子的老妇和去买酵母的少女会来这里等船，人们顺水而下，满足于那般缓慢的速度。或许应该写一篇以20年代爱尔兰乡村为背景的小说，我漫无边际地想着，苹果酒在我胸口放了一把小小的、温和的火焰，暖洋洋的。伊森又把瓶子递了过来，它并不轻，容量可观，但我们已经喝掉大半。我茫然地灌下一口，饮进种子和蜂蜜，叶蒂上的斑驳阳光，熏风和整个秋季的金黄。
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说话,一个事实像竖着耳朵的野兔般蹲伏在我们之间，会被最微小的音节吓得惊跳起来，窜入草丛中。酒在我的颅骨里敲着鼓点，那些温和、甜美又无害的苹果酒，我猛地放下瓶子站起来，随即用力抓住满是缆绳痕迹的系柱，好让眼前的世界停止旋转。伊森伸手抱我，我别无选择地跌进他怀里，跌进一片绚丽的彩虹色之中。我尝到他舌尖上酒精的味道。
引诱人越加迷醉。
我听见过男孩们谈论这件事，脸上带着虚假的蔑视和真实的向往；周末聚会的主妇们偶尔提起它，心照不宣地皱皱鼻子；码头工人在吧台边压低声音分享经验，粗鲁地大笑，用手肘捅彼此的腰肋。可是一个人要如何复述风铃的响声，一条缎带的宝石蓝，又或者小女孩的笑靥？每当我尝试描画那个夜晚的时候，词语总是躲避着我，留下一片空白，好像被海潮冲刷过的沙滩。木板撞上我的背脊，潮湿而冰凉，我本能地攀住伊森，好让自己离那种令人不悦的触感远些。他在我耳边低语，但我理不清那些破碎的音节。夏季的星空在颤栗、旋转，仿佛一个银黑二色的万花筒，然后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我听见河水潺潺流过，带走腐朽的木船、藤条篮子和接骨木花酒，带走彼此分享的体温和甜美的亲吻，最终汇入深沉神秘的黑色海洋，安然歇息。
我在清晨时分回到家，一路上被过度的疲劳和罪恶感折磨得眩然欲吐。天空将亮未亮，一切景物仍是深浅不同的影子。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前门上，深深呼吸，努力把那种快要把我由内而外翻过来的不适压下去，只要再撑两小时就够了，七点钟我就会在巴士上，带着我的行李和梦想，逃离父母的视线范围。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祈祷所有人都还舍不得梦境的余韵。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仍然维持着手握门把的姿势，仿佛被美杜莎的目光化成石头。父亲坐在那里，在壁炉前他最喜欢的那张扶手椅上，表情刻板，然而和我一样疲倦。听见声音，他抬眼看我，目光凝滞而冰冷，仿佛冬季结冻的池塘。
我们沉默地对视着，谁都没有先移开目光的意思。我全身僵硬地站在那里，因为无法忽略的疼痛而发着抖。某组神经元的齿轮在飞速运转，费力地编造着答案，好应付任何可能的质问，虽然我忘了扣好领口，也无法拉平衬衫上的皱褶。
“爸爸……”我开口，舌头沉重得像铅块，然而他挥手打断我，似乎不愿意听任何辩白：“再去睡一会吧，韦恩。”
“爸爸，我只是……”
“我说，回去躺一下，韦恩，你看起来糟透了。”他在膝盖上交握起双手，移开目光，“走吧，儿子，我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
我服从了，却被满心的罪疚感烧灼得只想尖叫。
* * *
有人在用力敲房门，砰砰砰，有人在吗？母亲从来不会这么说话，我费劲地挣脱1963年夏天，跳下床，差点被乱糟糟的被子绊一跤。
“普里斯科特先生，我还在想，如果你再不醒来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年轻人睡那么久总是不好，我的表弟托马斯……”我还没有完全打开房门，房东太太已经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这位瘦小的老妇人不仅话多，而且语速奇快，以至于我和室友艾勒每次被她抓住聊天都有遭受机关枪扫射的错觉。“……所以我说，你们应该多出去做有益健康的——他们说那叫什么运动来着——多氧运动？有氧运动？我记得我还是姑娘的时候……”眼见老太太又要开始新一轮长篇大论，我赶紧打断她：“对不起，克雷蒙太太，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孩子，否则你以为我没事爬到三楼来干什么？你知道的，我有关节炎，白医生开的药不顶用，我有空得跟他算账。”瘦小的老太太一口气说完，顿了顿，“……有人打电话找麦考兰先生，他在吗？”
“不，夫人，艾勒不在。”
“噢，很遗憾，不是么？我猜麦考兰先生又去酒吧了？他总是去酒吧。你看，我不得不去跟人家说明情况，然后挂电话……”
“是的，夫人，很抱歉。”
老太太嘟嘟囔囔地走下楼梯，我松了口气，赶紧把门关上。地上满是散乱的稿纸，我关上窗户，将它们一一拾起。这是我的假期习作，打算在月底完成，好在学年开始之后交给导师评价。我从大二开始做威尔逊教授的助理，他通常很乐意在改论文之余读我的习作，赞扬“令人惊喜的地方”，同时毫不留情地对“可疑的情节”进行嘲讽。
我抱着那堆乱糟糟的纸在书桌前坐下，一点点地按顺序重新整理。倦意静悄悄地回流，我想起那个梦，不知不觉地停了手，呆呆地盯着窗外看。我记得似乎是很多个世纪以前，在另一个窗边，会有人深夜里偷偷摸摸地敲玻璃，那时候大雨滂沱，他却笑得开心，满是恶作剧得逞的愉悦。
我也记得，我没有见到伊森·克莱尔，已经两年了。
母亲总会在圣诞节前一两个星期打电话问我是否回家，我许多次地想答是，但总会在最后一刻否决妈妈和艾丽的希望，搬出各种理由说服她们，也说服我自己，迫在眉睫的工作有那么多，以至于圣诞节也必须给它们让路。我把十二月花在房间里，裹着一层层厚毛毯看书，即使偶尔外出，也只是为了买新的茶包和方糖。只有极少几间杂货店在假期营业，街道安静得近乎肃穆，昨夜狂欢的人们都睡得人事不省。我时常在深夜被他们吵醒，无可奈何地翻个身，尽力把自己埋进枕头和被子里，追逐决意逃亡的睡眠。
今年应该也不例外。
我随手把稿子放进抽屉里，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披上。或许应该去市图书馆消磨这无趣的早晨，艾勒总是嘲笑我“老头子一样的”生活方式，但过于热闹的酒吧会让我头痛。
外面的空气干而冷，我咳嗽着关上公寓大门，在克雷蒙太太来得及表示关心之前逃之夭夭。站在街拐角的小报童满怀希望地迎上来，于是我被逼再一次看见那几个关键词，爆炸、谋杀、爱尔兰共和军。
我默默地拉紧衣领，低下头，快步穿过冷清的广场。
Episode.6
那里总有一个开始。这是威尔逊教授的名言，“缜密，滴水不漏，拒绝逻辑错误。”他指着我们的鼻子说，初秋的夕阳倾斜着切入课室，给他花白的头发打上橙红色的高光，“不管你们想怎样制造惊喜，记住，那里总有一个开始，或者先兆，或者线索，随便你们叫它什么。若想在结尾打碎一个茶杯，就应该在序章偷偷把茶端上。”他放下手，促狭地笑了笑，“但是很遗憾，你们之中大部分人制造的都是‘可疑的情节’。”
……假如一定要逆流而上，寻找那个开始，或者先兆，或者线索，那么是在1966年4月，一双手敲开了结局。我在清晨时分起床，继续进行论文附录的修正工作，为翻查一个引用错误的句子而头痛不已。艾勒不在，多半又是在女朋友家里过精彩的一夜，在晚饭时间之前都不应该指望他会回来。房间里只有挂钟的嘀嗒和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如此安静，以至于我在听见敲窗的声音时差点尖叫出声。
威尔逊教授极力反对我们使用“陈词滥调”，但有时候除了这些“陈词滥调”之外，你再也找不出别的形容词，例如，我不知道有哪个词能比“呆若木鸡”更好地描述我的状况。钢笔啪哒一声摔在桌面上，滚了开去，拉出长长一道墨线。至少半分钟，我坐在那里，无法移动，无法呼吸，所能做的仅仅是瞪着窗外的那个人。
瞪着伊森·克莱尔。
仿佛有人突然在我背后推了一把，我猛地跳起来，拨开窗户的锁，在自己意识到之前死死地抱住了伊森·克莱尔。
我的翻译，我的第一个朋友，那个用苹果酒为我施洗的人。
他长大了，这个评论似乎很可笑，但却是一瞬间击中我的真实想法。我在学分、论文和必读书目之间躲藏了3年，把内心深处那个苍白、寡言而内敛的少年保存得近乎完整无缺。但是伊森不一样，我试图寻找那个爱尔兰少年的影子，但他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比我们的实际岁数更年长的东西。
“早上好，韦恩。”他说，轻轻咬着我的耳垂。温热的呼吸落在颈侧，我本能地瑟缩了一下，没有退开，“很抱歉我再次忽视了大门，因为你的房东太太看起来比较可怕。”
我本想开口纠正他这个不公正的评价，但却被一连串类似哽咽的声音呛住了，伊森用力揉了我的头发一把，笑，我知道他笑了，来自胸腔深处的那种愉悦的震动轻细地敲击我的耳膜。我在重新认识这个人，他并不比我高，最多相差两英寸；他的外衣还牵带着冷冽空气的味道；他在某个地方学会了抽烟，想必是的，否则我在吻他的时候不会尝到烟草的味道。
“你不是一个人住。”他说，和我一样喘息着。这是一个问句，我听见自己回答：“今晚六点以前，是的。”。
这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对话。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苍白的日光戳刺着眼球，太阳穴在一跳一跳地痛，我在枕头上变换了一下姿势，全身的神经随即给大脑回馈相似的疼痛讯号。窗帘没有拉上，天空灰蒙蒙的，不足以帮助人判断时间，这不是个好天气。伊森在我身后模糊地哼了一声，“再一次早上好，韦恩。”他说，收紧了手臂。
“听说你在利物浦。”因为他开始细细地咬我的后颈，所以我眯起了眼睛。窗外传来轻微的拍翅声，一只红胸知更鸟在喂鸟架上停住，左右瞄了一下，开始啄食撒在上面的干面包。“三个月吧，大概。”他回答，短促地笑了一声，“做过酒吧侍应，码头上的小跑腿，诸如此类，然后……”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扳过去，好让我们能够对视，我看见他的眼睛，明亮的，燃烧着的，一个开拓者的眼神。“……我去了美国，韦恩。有个朋友在一艘运送烈酒的船上当二副，我叫他给我留了个舱位。”
“‘运送’烈酒？！”
“好吧，走私烈酒。”他承认道，攥紧了我的手，像是要压下任何可能的质疑，“韦恩，你应该亲眼看看那些地方，纽约，加利福尼亚，丹佛，看看它们和老得快要爬不动的欧洲有什么分别。在那里没人理会你是不是该死的码头小子，那个国家允许每个人拥有梦想，而且她能提供机会。”
“你听起来像个狂热的16世纪淘金者。”
他叹了口气，“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他问，伸手捧住我的脸颊，我移开了视线，“我希望你也在那里，韦恩。”
这句话像颗小石子一般在神经元回路里滚动，然后卡住了我大脑里的某个齿轮。一整个新大陆的可能性忽然在眼前展开，让我几近手足无措。我很清楚自己的血液里从小就缺少冒险精神这种成分，我害怕独木桥，害怕黑乎乎的地下室，害怕寂静无人的旷野，害怕未知数，但是我的父亲并不允许我谈论这些恐惧，所以它们被封存，掩埋，遗忘。而现在它们回来了，我记起许多年前贴在教室墙壁上的那幅缺了一角的世界地图，褪色的海洋和大陆，经纬线和比例尺，哥伦布和麦哲伦，那些遥远，遥远的旅行。
“以后再说吧。”我喃喃地回答，闭上眼睛。
“当你决定好了……”他说，把我拉近，揉着我的头发，“我就在这里，韦恩。”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拥抱彼此，安静，不受打扰。尘埃依然在灰白的日光里翻飞浮沉，窗外的红胸知更鸟吃够了碎面包，好整以暇地梳理了一下飞羽，展翅，消失在视线范围之外。
Final Episode
事情变得更糟是在几个星期之后。
“……蓄意纵火，烧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连牧师也一样。”艾勒·麦考兰把报纸塞到我鼻子底下，打翻了墨水瓶，“不要无动于衷，韦恩，这件事就发生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可不想哪天被人捆起双手吊死在电线杆上。”
我把那份刊登着教堂残骸照片的报纸推开，起身找抹布阻止蓝黑色的液体继续横流。“这里是都柏林，不是蛮荒地带，艾勒。”我说，移开稿纸，免得它们遭殃，我正在给一部长篇杀青，对任何打扰都极不耐烦，“既然怕，就应该少去酒吧。”我把抹布丢给他，“洗干净，还有，记得赔我一瓶墨水。”
他翻了个白眼，走出房门。我重新拿起笔，却再也没有了写下去的动力。纵火，谋杀，事故，事故，再一次的事故。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城市，每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居民，似乎都在一夜之间陷入恐慌，而后又在持续不断的恐惧刺激下渐渐麻木。这个星期新教徒烧毁了一座教堂，下一周天主教徒会处决一个或几个牧师。人类！人！人的一切！皮利尼亚克叫喊道[*01]。我胡乱地在报纸上涂写着，直至钢笔尖唰啦一声划破了纸张，将那座葬身烈焰的上帝之所一分为二。
* * *
“伯克利大街上的寄宿学校已经不复存在，弗兰克·班尼特随手把煞费苦心得来的那六张薄纸揉成一团，掷入河水之中。大雪覆盖了长椅、无叶的枝桠和青铜塑像，它们纹丝不动地凝固在这幅描绘冬季的油画里，陪弗兰克一起注视着卷起灰色浪花的河水。”
又像鼹鼠一样活了两星期，我如此结束了那个似乎永无止尽地纠缠着我的故事。弗兰克·班尼特，失业的临时演员和失败的代课教师，我放下钢笔，揉了揉额头，现在我可以和这个名字道别了，但灰色的河水仍然在脑海里翻涌不止。“我知道人们写作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些事情需要表达，或者因为他们难以自持，又或者是看在上帝份上为了钱，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乐趣！[*02]”——的确如此，我双手撑着额头，对着墨水瓶盖子露出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