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滚滚红尘》作者：Kuencar
文案：
遗憾固然存在，不妨碍我向所有为生活而奋斗过的人们致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1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晚，我的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台旁边，预备煮饺子。雪在窗外头下得很紧，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几厘厚的脚印来。风也刮得很紧，不断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噼里啪啦响。
“都下雪了。”母亲背朝着我剁馅，“人家该不来了吧。你赶紧把桌上收一收，等会儿要腾个地方吃饭。”
“来的吧，那人是当过兵的，比我们都守时。”我哀求她，“咱们也给他腾个位置吧。”
她不接话了，撂下漏勺回过头看我，眼神里似有些无奈。
“我讲好了的。”我怕她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
“这可是你说的。”她重新提起汤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后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
趁着她转过身的当口，我继续查看那些被我摊开在桌面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两天刚从日本寄回来的、重新修复过、手绘上色过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是别人赠给我的。前一种已经受过了处理，而后一种大多还是斑驳的，拿起来闻一闻或许还有土腥味，这毕竟是种别样的旧感，我讲不出。
既然已经处理过了，那么我就先不管了罢。我这么想着，把手绘上色过的相片塞进自己书桌右侧的抽屉里，其余的则原样封进塑胶套中。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比现在更加年轻的时候，那起码是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回忆总归是包着红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并不打算讲那些，因为近年来我终于意识到，在“陈述痛苦”这件事上，我还不配，何况悲痛并不一定就要宣之于口。
两年前，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台湾老兵要求返乡的消息，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问我台湾是什么？怎么样？事实也怪得很：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没喊过“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许真的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台湾的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我们几乎全然不知，只是跟着喊几声罢了，仅此而已；而这些声音又随着十年的更迭而渐渐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来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红，老年是黑，青年是红与黑，我就是这样的青年，脚站在红里，头却曝露在黑中；温暖是红，冰冷是黑，路就是红与黑，我走得就是这般的路，前脚裹在红里，后踵却还陷在黑中。
抬头是红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的轮替之间，我们竟也成长起来了，生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呵！
也是在两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样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父亲突然一反常态，朝家里人宣布他要帮助那些对岸的老兵重返故乡。
我和母亲听得面面相觑。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早已糟透了，医生说他的肺长成了个蜂窝，随时随地都会要他的命，这点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么是父亲宁愿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对此不曾有过什么概念。我见过愿意把自己的血涂在红旗上的同龄人，看过片子映的牺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许并不是那几种人。
家里人的看法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预感到她也并不能十分懂父亲眼睛里的感情，但她比我们更加信任他。
母亲就这样点了头。母亲点了头就是我点了头，就是整个王家都点了头。
高校毕业后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事情一定下来，父亲就托我在报纸上发布相关的信息，朝别人征求线索、寻人，等等，有愿意造访的，或者愿意接受造访的，他自己身体不好，就会拜托我去替他见人，一来他拜托得方便，二来我见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个清早，我父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从没见他起得这样早过，只看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裤子，命令我给他拿东西。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电话，“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经当过兵，如今还保存着一些习惯，在固执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无话可说。他边系裤带边说：“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断我的劝解，“带我去。”
“去哪儿？”
“火车站，”
我吃了一惊，“人都来啦？”
“是啊——你还站着？”他急性子上头，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顿。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气还大成这样。我有些不以为意。
我们的消息刊载报上以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寻找儿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亲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着相片来拜访我们的后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这还是我头一回看到到父亲出来见人。
那也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的眼泪。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车站里的景象：人不稀也不满，三三两两的走着，有个头上包着红围巾的妇女矮着身子，一直朝她手里牵着的孩子唠叨着什么。唯一的一盘钟孤零零地挂在月台上边，月台上的光白得发灰，照得地上也是湿漉漉的白。满地的烟尘味，满嘴的风沙味，耳朵里飘进不知从哪里放出来的歌曲，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班车还没来。我在国营商店里买了一包烟，远远地蹲在月台里边抽。我父亲不喜欢烟味，肺受不了，更不喜欢看我抽，故而我每回一犯烟瘾只好躲着他。
我蹲在最后边，恰巧看见父亲独身坐在长椅上的背影，那会儿他正面朝着铁轨，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他坐的那把长椅的脚下积了很大一滩水，水面倒映出他一小块侧影——只有那么一小块，小到旁人压根没法从里面看清楚他的表情，可我好像从里面瞧见了他叹息的模样。
我吸了很久的烟，吸得腻了才站起来，抹了抹被吹乱的头发，豁然瞥见我父亲那长着灰白色头发的脑袋来。我羡慕他的头发，他的头发老得比别人晚，但我也在那时迷迷糊糊地想起个事儿：我始终不了解他。不光是我，我母亲也没了解过他，王家没有人了解他，除了他自己；我们会帮助他做一些事，不过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对他有无条件的信任罢了。
我们之间便是如此的关系，可真的要问他对我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心里似乎的确装着什么，以致于他要同我们进行这种心灵上的决裂。
这挺叫人难受的。大约便是这时候起，我第一次有了帮父亲把他的心愿完成的理由：为了瞧见他的过去。
一共等了三个小时左右，火车终于进站了。火车进站以前，我和父亲并肩坐在长椅上，两个大老爷们干瞪着眼睛找那些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找。让我找是没用的，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没有照片供我按图索骥。我只好拉着我父亲，好让他站得更稳些，看得更清楚。
终于，在他找了快要三十分钟以后，有个年纪看起来比他轻得多的人走了过来。他两眼盯住那人看了半天，看得都快发直了，这才颤抖着同对方握手。
“老板，您来看我了？”他握着那人红活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您了。”
我看呆了。我从未见过他哭，也再没有听见过他和谁还用这么恭敬的语气讲话。
我瞧了一眼被他喊作“老板”的人：头上压着白呢软帽，眼睛底清澈得惊人。他的头发有些发灰，听父亲的口气，年纪或许还比他更大一些。
就是这样一个人，令我感到十足地新奇：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要么是在红旗下生长起来的，要么是在黑夜里生长起来的，黑夜里长起来的眼睛世故而忧郁，红旗下长起来的眼睛则疲惫而迷惘。在见到这个人以前，我甚至不晓得还能有这么样的一双眼睛，既能清澈明亮，又能直逼人心。
他的情绪倒和我父亲不太一样，看不出喜怒，只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像哄小孩似的，间或抬头瞧我一眼。只是一眼，我就感觉自己已经被他看了个透底，心里不由得发起慌来。
他和我父亲握完了手，过来握我的。“你是王盟的儿子？”他朝我笑了笑，“我叫吴邪，见过你，不过那会儿你还很小。”
我在迷惘中同他握了握手，嘴上惯性地客套：“您好……”
这个叫吴邪的、自称是、并且应该也的确是我父亲朋友的老人，骨子里有很多和我父亲不一样的东西。他说话时的语速甚至比我们这些青壮年人还要快，思绪转得也快，三言两语便能总结出重点。他坦诚自己是看见了报上的消息才来的，一者为看一看从前的朋友，二者是想拜托我们帮忙探听一个人的下落。
他从包里翻出一张相片给我。相片的大半面都被血污盖得模模糊糊的，所幸里面人的大致面貌还看得清，看起来像是位国军的军官
“有更清楚的吗？”我有些为难。
“很遗憾，没有了。”他低头沉思了片刻，又道：“你要不要试试看送去修复？”
我点点头：“也许可以。”
为了郑重起见，我在照片修复完以后又对着它拍了一次，把原件还给了吴邪，并且告诉他我会帮忙。
吴邪走后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他生前的心愿还没有达成，我心中的困惑也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父亲那天头一回暴露出的情绪，也依旧叫我感到无所适从。
出于很多奇怪的、说不清的原因，我仍旧照着父亲的嘱托进行下去。我本以为事情会更加困难，谁知道几天前竟然有个人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应该知道吴邪相片上那人的下落。
“他还活着吗？”我在电话里问道，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还活着，应该。”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年纪不大，兴许跟我差不多。
我们在电话里约了时间见面，就是今天晚上。对方是个叫黎簇的青年人，年纪与我相仿，也在做着跟我差不多的事情。
不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走去玄关开门的一路上我想，自己多年的疑虑恐怕终于迎来得见天日的时候了。只是，越接近父亲的过去，我往往会更加不安。我知道他那平凡人的一生都流于辗转，可我也想知道它是否也能栖于大地？
02
昨夜我和黎簇谈到了很晚，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各自了解的情况，交换好了便各自躺下，窗外的夜又深又冷，我留他住下了，一怕他路上不安全，二也方便我们明天早上一起去吴邪以前住过的地方看一看。
我的卧室不大，床也只够一个人躺着。想来想去，我只好摸去父亲的房间，把他留下的钢丝床拖进来，又把去年新买的油汀也翻出来。
“有那么冷吗？”黎簇坐在刚架好的床上洗着脚，笑嘻嘻的脸庞像个高中生，“我们北京零下十几度呢，我从来不点这个。”
“您就瞧好吧，”我笑他不懂事，随手把新洗完的几件棉毛衫搭在油汀上，“南方的冬天够你受的。杭州明天一定冷。”
他笑笑，伸了个懒腰，豁下腰去捡盆边上的毛巾。
等油汀把房间里头都烧热了，黎簇懒洋洋地靠着枕头问我：“你睡不睡？”
“我可能睡不着。”我钻进了被窝，随手把灯拉掉。
屋内顷刻便被黑暗笼罩尽了，而这黑暗里，只有两点细弱的光在闪烁着，那是黎簇的眼睛。
“恕我直言，你想得好像太多了。”黎簇在黑暗里低声说道。
“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我慢慢地让自己的双眼适应黑暗，再慢慢地在黑暗里看清楚一切：床头、床尾、台灯、天花板、油汀、黎簇，“那会儿我家老爷子还没走。寻找老兵的计划是他提的，接着，吴邪找到了我们。”
“哦？”旁边的钢丝床上发出一点摩擦布料的声音，“他来找你们了？”
“是的，他说他是我爸的朋友。”我无意识地笑了两声，“我从来不知道他还能有朋友。”
“你爸要是听到这话一定会很伤心的。”黎簇咳了几声。
“可他听不到了，”我说，“他去车站接吴邪的时候，居然哭了起来，可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又说，“我爸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被关了牛棚了，我大学毕业了他才回来，我妈给他写了很多次信，他一封也没回，文革结束了以后也很长时间没回家来，我差点以为他死掉了。”
“你恨他？”黎簇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也许还谈不上，我妈都没恨他。”我伸手拽了一下被子，手刚松开，一口气就从我的胸腔里滚出了口。
“没有？”黎簇的声音似笑非笑。
“别问了。”
“好吧，行。”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你的话。”我掉过头往黎簇的方向看去。
黎簇的眼睛在黑暗那头转了转，“我知道了。”
“就算是帮我爸完成遗愿吧，这件事我也做了一年多了，但除了吴邪以外，我没有再发现别的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他、他好像，在为什么赎罪似的，可他到死了也不告诉我他经历了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又是为什么要那么做的。”
“未解之谜有很多嘛，”黎簇居然也叹了口气，“你的思想负担不要太重了。”
“但他不是什么谜，”我不知哪来的执着，竟然同他较起真来，“他是我爸。我却有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以为他不在人世，而那之后他又像个陌生人似的家来了，我没法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地过下去。”我顿了顿，“你，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黎簇的呼吸声骤然变得冗长而低沉，末了，他道：“能。”
屋子里刹那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连窗外飘雪的声音也听得见。我以为黎簇已经睡了，便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也睡下去。
可几分钟后，黎簇的声音忽然冒出来：“你过去是凭着那种不甘而活下来的吗？”
我吸了口气，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又说：“算了，我不问了。”
我在黑暗里半张着眼睛，任神思在脑袋里头游离，朦朦胧胧地听见马路上传来车辆经过的声音，听见窗外积雪的声音，也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幻想：大约我再睁开眼睛时，就能看见雪化的一九九零年了吧。
一九九零年注定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站在新时代门口的我们还懵懂着，任由日子把不知所措我们又推向新的浪潮中，仿佛也昭示了那以后会发生的那么些个无法预料：苏联降下旗帜，顾城举起斧头，窦唯唱出了《无地自容》，而这一切正如红磡上的余音，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并入了我们生命的血液中——九十年代。
时代总是这样，来得预见不了，走得挽留不住。而谁又能知道，在预见不了的时代门口，还剩下两个青年人披着灰蒙蒙的清晨去寻找别人的痕迹呢？
我们第二天起得很早，六点钟左右就寻到了六合巷。黎簇指着其中一间已经出租了的平房对我说，那是吴邪从前在杭州住过的地方，当然，他只住了那么几天。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脑海里刹那间涌进了许多他告诉我的、关于吴邪的过去、关于吴邪和我爸的过去，还有吴邪和照片上那个人的过去，我这才发现人原来也可以一次性记住那么多东西，又能在同一时间内把那么多东西想起来。
黎簇指的是房子，我看见的则是房子的门，门边上躺着一片湿透的叶子，叶子的半面映着朝阳，另外半面则埋在雪中。
“文革那会儿他来这里扫过街。”黎簇说。我的眼前似乎马上又晃出一个穿着的确良藏蓝布衫的背影来，它安静地临在地面上，带着扫帚把湿润的叶片扫除干净。
那时的吴邪一定比我看见过的那个更年轻，再顺着黎簇告诉我的往前想，就越来越年轻了。
我和黎簇沿着六合巷的街边缓缓地走着，正如吴邪当年那样地走着。
湿润的叶子埋在雪地里，仿佛正静静地、静静地候着。
过不了多久，一只手扒在了叶子旁的土堆上，十指深深扣下去。
“我操，你他妈行不行？不行我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