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奈的局面持续了很久，直到秋日百草枯黄，孙都督才率唐军姗姗来迟。接受了龟兹国王几近迫不及待的投降之后，孙大亮接见了困顿许久的法师，温言安慰以后亲身送法师出城。
临别之时，法师想起龟兹国王的话语，终究是心中一动，忍不住行礼发问：
“敢问都督，不知圣朝的大军，是否要前往……天竺？”
如若要前往天竺，那贫僧还西行什么？国内游么？
孙都督愣了一愣，随后微笑：
“天竺？天竺是王玄策的事——啊不，我是说陛下宽容仁厚，怎会无故兴兵？法师不必杞忧。”
玄奘法师踌躇片刻，越想越觉得自己绝不是杞忧。但他终究不好再多说什么，叹一口气后，只好作辞而去。
“玄奘法师送到边境了么？”
“……已经奉命送出去了。”
“为何迟疑？”
“陛下，长乐公主随行熟悉西域兵事时，似乎不慎把陛下御赐的《西游记》带了几页出去。”
皇帝沉吟片刻。
“……带去便带去吧，命门下发个急递，让公主留意一些。”
“是。只是《西游记》中鬼神之说甚多。如若西域诸国信以为真，恐怕会打搅法师清净。”
皇帝随意翻了一页书。
“这也不碍事。”他淡淡道：“让孙大亮多照看着些。对了，政事堂可以用朕的名义给西域诸国送一封信去，就说……”
皇帝似乎思索了片刻：
“——让法师好好的过去，否则朕就只有亲自过来了。”

贞观六年五月，第一份西域的战报八百里加急送进了太极宫中。
一如皇帝与宰相重臣们在开战以前的庙算，西域绝无抵抗中原的力量，不过倚仗突厥的势力骑墙中立而已；一旦突厥受挫势力不展，那么征伐西域就的确是秋风扫落叶等闲不足奇，轻松写意得仿佛武装散步，甚至只需出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瓜州都督，便足以完成皇帝交付的重任。
当然，进军西域毕竟是关系国家方略的大事，送来的军报仍需圣上御览定夺。只是军报日复一日送来，除了叙述玄奘法师西行的消息之外，其余的消息委实不算新鲜。一开始呈报密奏时初担重任的孙大亮还激动难耐，在奏疏中洋洋洒洒极近铺陈之能事，描绘王师远征异域左操黄钺右秉白旄所当者破所击者服的赫赫武功，喜悦亢奋之情，实在溢于言表。
但在接连不断的大胜了十余次后，孙大亮似乎也被连续不断的捷报折磨压榨得才思耗竭，渐渐没有了往日长篇大论的兴致，奏报也渐转朴素：
【贞观五年八月五日，王师伐伊吾，鼓行而进，至王城，填堑围城，又为巢车，高十丈，俯瞰城中，战六日有余，遂克之；
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伐高昌，战五日，斩首千余，克之；
贞观五年十二月八日，伐焉耆，克之；
仅仅从奏报的长度上，皇帝都能窥伺出打了十几场胜仗的臣子那逐渐百无聊赖的心境。
当然，对于曾为天策上将的至尊而言，这种赢了又赢最终赢到麻木的感觉已经相当熟悉了。所以他也不在意孙大亮的这点心思，只是随手在战报上画一个圈，丢入一旁的木篓之中，预备上朝时与宰相议论，而后再小心抽出了战报附带的密褶。
相较于简单乏味的战争简报，这份密折就详尽了许多。孙大亮在奏折中仔细叙述了自己护送玄奘法师西行的经过，并一一回禀了大师的反应。显然，玄奘大师虽尔高蹈世外，但绝非一无所知的愚鲁僧人，仅仅只看唐军这声势浩大武装护送的架势，猜也能猜出几分底细来。
不过，虽然猜出了底细，但当孙大亮诚恳请托大师详细记录在天竺的诸多见闻之时，大师依旧一诺无辞，毫无拒绝。
——开玩笑，先不说数万唐军屯驻于后横扫西域所向披靡；就是玄奘大师真念在同宗的香火情上庇护天竺一二，那也只是适得其反而已。如若这《大唐天竺记》写得足够详细，说不定李二陛下还能居中制衡调拨离间——不，怀德化远，少作杀伤；设若缺乏情报而只能派猛将横扫，那多半就是“吊人伐罪”的手段了！
阿弥陀佛，总归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为表对大唐的忠诚，玄奘法师还抽出数日的功夫，特意将西域随行的见闻默写下来，托孙都督一并转呈了上来。法师博学广闻辩才无碍，笔墨上的功夫是纵横大唐宗教界绝无敌手，而今皇帝稍稍翻动记录，立刻便觉条理清晰文字晓畅，在朝堂上也能算一等一的奏稿文章，由不得人不眼前一亮。
当然，皇帝对西域的底细不甚了了，多半还是只能仰赖长孙无忌定下纲领。但这份小小的文件对皇帝的影响绝不止于此，至尊稍稍吸了口气，抬手往空中一招。
一块小巧的光幕悄无声息飘了出来：
【监测到重大历史文化事件
文化领域偏差值：+100
详情提要：在用户「李世民」的鼎力推动下，玄奘法师已经跨越边境，开始了他伟大的西行之旅。
即使不讨论玄奘法师之于中土佛教界近乎革命性的影响，这次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也必将深刻的改变历史——尽管这种改变或许是完全无意的。以后世的眼光看，法师的西行开创了华夏最有生命力的小说ip之一，并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做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贡献——对于西域及古印度的诸多小国而言，法师经过此地时随手的记载，或许是他们能在时光中留下的唯一痕迹了。
李二陛下抬了抬眉毛：他并不太理解这所谓的“ip”与历史影响，只是凝神注目这来之不易的文化偏差值，如此思索片刻以后，又挥手召唤出了更大的光幕。
光幕上显示的依旧是李二陛下那长得傲视群雄的历史偏差值，只不过随着级数上升条目细分了许多，除常见的内政、外交点数以外，还划分出了武功与文化两大项目。
理所当然的，皇帝在武功上的数值真正是一骑绝尘蔚为壮观，条形图长得连加宽的光幕都险些无法容纳；但也正因为长得太一骑绝尘誉为壮观，以至于早早陷入了某种被天幕称为“边际效应”的困境之中——对而今的皇帝来说，不仅境外交战的小打小闹已经无法带来数值，就算是平定西域这样的赫赫功业，也不过只能在武功上增加一点微不足道的分数而已。
显然，再往军功上倾注过多精力，效用上已经是大打折扣了。圣人注目少顷，终究是叹一口气，将目光移到了文化领域。
相比起近乎夸张的武功数值，文化领域固然超凡脱俗，但总还在常人理解范围以内，而且还难免有点短板。譬如皇帝念兹在兹的所谓“历史文化影响”，与其余高耸入云的偏差值相较，就实在是相形见绌，太过于平平无奇。
有短板就有奋发图强赚取偏差值的空间，但令至尊尤为不心服的是，这天幕号称是以传世的文化作品来衡量历史影响数值，但给初唐贞观年间定的等次却不过是“上等”而已；更为甚者，在皇皇大唐数百年之中，贞观的文化都还排不上前三。
这就实在令皇帝有些破防了——贞观承隋末乱离之后，你要说财源民生比不过自己的子孙，那朕也只能认了；这所谓“传世”的文化佳作，怎么还能被拉出这种天悬地隔的差距呢？李隆基区区一个败家子，他的文化分数凭什么就能高出天际，足足可以吊打前面几个朝代的总和？
——当我秦王府十八学士是假的啊？
这委实是对贞观上下名臣极大的污蔑，甚至是一盆脏水泼到了至尊头上——圣人惩于隋炀帝的旧事，一向不愿炫示文采，但对自己的文笔也算心中有数，乃至微微自得。而今被一棒子扫出顶尖之外，实在是不可忍耐！
正因怀此郁闷之心，皇帝情难自抑，还曾为此询问过天幕，而天幕对老客户服务周到，为证自己所言不虚，立刻为他提供了不涉及历史细节的盛唐作品，譬如……诗仙诗圣诗佛的选集。
皇帝翻看了一顿饭的功夫，默默合上了文集。
……好吧，如果盛唐真是这个水平，那而今宫廷诗歌的水平与之相较，确实——确实是不能媲美。
圣人默默咽下了脑中自然生出的那“自取其辱”四个字，换了一个更为温和的字眼。
【以总体评价而言，客户的文艺水平在皇帝中还是处于第一流的。】或许是偏差值兑换过多，天幕居然也有了情商：【虽然不能与魏武帝魏文帝及南唐后主等顶尖高手相提并论，但已经大大超出于众多没有天赋而平白浪费笔墨的皇帝……】
说着，天幕光华一闪，竟尔主动投下了一本厚得出奇的书册。
以天幕那种石头中都能榨出油来的尿性，白送书籍简直比太阳自西边出来更不可思议。皇帝又惊又奇，捡起书册拍打灰土，却见封面装裱精美，赫然一行墨字：
《清高宗御制诗集》
皇帝随手翻开一页，而后面部起了某种不自觉的抽搐
——大概是与先前李杜的选集对比得过于鲜明，圣人感觉自己的眼睛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总的来说，在鉴赏完天幕提供的诗集之后，皇帝算是绝了在文艺上追赶子孙的信心——这玩意儿真正不是大力可以出奇迹的，所谓文章殆天授而非人力，艺术进步到了某个阶段，那真是纯粹比拼天赋风骨气质等等虚无缥缈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了。既而贞观朝的文士出生时没有带着这天赐的才华，那此生要想望李白杜甫之项背，便只能是痴心妄想。
如若皇帝以权力强行加速的话……搞不好就只能憋出清高宗御制诗集之类的玩意儿。
当然，以乾隆帝来比喻贞观文士，那伤害性与侮辱性都未免过强。但天幕赠书的用意已是昭然若揭，皇帝思索再三，终于决意从偏门入手——文艺作品固然是文化影响的大类，但能留之后世的却并非只是诗词文章，还有种种意义深远的典章制度、书籍记录。
譬如玄奘大师所遗留的西域记录，譬如……科举。
不错，科举。当以重金兑换来科举制的详细章程之后，圣人慧眼独运，立刻鉴别出了这制度莫大的潜力，并为此色授神与、情难自禁：自隋朝大业年间以进士科取士以来，科举发展十数年之久，渐渐已经成了朝廷用人有力的补充；但毕竟制度草创无所借鉴，各项流程之中多有纰漏，到现在也难登大雅之堂。总的来说，它固然有潜力，但也只是有潜力而已。
但天幕处兑换的章程却彻底弥补了科举制一切可能的疏漏。虽尔贞观君臣聪颖绝伦，但终究抵不过科举上一千年间前赴后继绞尽脑汁在残酷实践中磨砺出的可怕智慧，皇帝仔细翻阅章程，越看越觉心动难耐、热血沸腾，几乎难以自抑——于寻常大臣不同，圣人是久经考验在生死场上锻炼出的老辣眼光；也正因为这老辣至极的眼光，皇帝才一眼看出这章程中种种安排的妙处：如殿试、糊名、誊卷等等制度，那简直是招揽人心广纳贤才的不二利器啊！
这叫什么？这才叫“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与这样精密严谨一丝不错的科举制相比，而今贞观朝每年举行的贡举简直粗糙得像个草台班子。
对比如此鲜明，优势如此耀眼，而科举制所能换取的偏差值更是数量惊人，迥然超乎想象。但正因为超乎想象，所以李二陛下才在狂喜中生出了难以自制的犹豫——以天幕的定义而论，科举这高得离谱的偏差值，正源于它高得离谱的影响力；它是所有制度中寥寥可数的异类，所谓能影响一千年文明气数的根本大计。这种东西的收益与风险同样惊人，干得好了固然脱胎换骨天翻地覆，但稍稍干出个什么差池遗祸于后代，那搞不好能把皇帝辛苦积攒的偏差值败个干干净净。
以常理而论，皇帝似乎不应该冒险了。他毕竟已经把稳了一个千古一帝的位置，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搞好内政外交，已经足够留名青史永垂不朽，为什么要拿这么多的积蓄做这一把危险至极的梭哈呢？收益损失如此悬殊，也无怪乎魏征房玄龄等会委婉劝谏，请求皇帝从长计议。
可以相信一下后人的智慧嘛！
但不知为何，或许是日子过得太顺，功业实在太过辉煌，虽尔高踞御座五六年之久，但至尊心中独属于往昔天策上将的热血竟然还没有凉透，终究是不愿意给后人留这样难以料理的麻烦。虽然犹豫再三再四，皇帝还是悄悄招来了至亲长孙无忌，命大舅子暗地里筹备完善科举的诸项事宜；此外，他又不惜重本，兑换来了讲解科举的视频。
大概是为了在这关键时刻狠切客户一刀，天幕将视频裁成了上下两段。上段照惯例吹了科举一番，什么阶层流动维护稳定奠定数千年文官录取制度根基云云。而下一段就要阴暗得多了，阴暗得李二陛下一看就头皮发麻：
【科举与宋化】
兑换天幕的视频太多，皇帝现在也算知道宋朝是个什么光景了。以天幕往日的倾向来看，这“宋化”看似温文尔雅，但搞不好是相当恶毒的评价……
皇帝沉吟许久，终于屈指点开了这危险之至的标题。
【至新的时代以来，对科举的评价似乎渐渐转而正面。人们开始强调它在选举人才上难得的公正性，为社会流动所做出的种种伟大贡献。这些意义当然是客观而深刻的，但无论如何强调这旧日选人制度的益处，恐怕都很难回答当年质疑科举者最致命的问题：
如果科举这么好的话，那么后一千年的中国是怎么衰落的呢？
这句话实在是很厉害。毕竟，只要稍有眼光者，应该都能看出秦大一统以来前后两个千年里华夏文明那惊人的差距；虽尔都有高峰与低谷，但强汉巨唐之于宋明，平均而言相差何止道里计？
这样近乎于悬殊的可怕差距，固然能以种种理由解释。但作为后一个千年中近乎于国本的大制度，科举难道真能摆脱文明衰败的责任么？
恐怕很难推脱吧？
不过，科举又是怎么在后一千年的衰亡中推波助澜的呢？
其实说起来有点尴尬，所谓祸福相倚，科举制最大的矛盾，恰恰孕育在它最大的优势之中。
——它太公平了。
公平当然是好的，但不合时宜的公平……却未必会有那么好。】
皇帝蓦然眯起了眼睛：“太公平”？
这句话实在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当初科举制之所以能吸引皇帝的关窍，恰恰在于它的公平——不，不要误会，李二陛下绝非什么勇于捍卫平等正义的圣人，他在意这科举的“公平”，只是因为公平中莫大的益处。
自北朝以来关陇世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各个都是世代公卿矜矜自诩的豪门，早已经将高官厚禄看为了理所应当的囊中之物，无论至尊如何下血本赏赐名利，都很难收获这些险要贵戚的忠诚与感激。但若能利用这科举的“公平”，荐拔毫无根基的寒门进入朝堂，那么这些出身低微的士子毫无依靠，便必然成为皇帝最忠实的拥趸，那么皇权借此扩张，便是轻而易举之至了！
这样的两全其美冠冕堂皇，才真正是戳中了李二陛下心坎的妙计。为此他念兹在兹，甚至不惜以开国皇帝的权威排除万难，强行底定乾坤——无论这科举如何变更，单只这“公平”一样，也足够皇帝下血本了！
毕竟，即使李二陛下自己威望无双可以轻易掌握朝堂，他可还有那么多不争气的子孙呢……
——但是，为什么天幕品评这科举，第一个点出的却是“太公平”？
皇帝漠然不动声色，只是神情微微一凝
自宋代而始，传统的世家贵族们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门荫制与举荐制渐趋衰败，取而代之的是以考试而定终身的科举。
新的制度空前扩充了统治的根基，新的庶族地主们终于有了步入朝堂的进身之阶，而皇权也终于借由科举达成了它渴望已久的梦想——相较于冥顽不化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而言，那些分割于各地的小地主们明显势单力薄孤苦无依，决计无法抵抗权力的强压，于是中央集权借此扩充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臣子俯首帖耳，自此再也没有与皇权拮抗的底气。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小地主们得到了渴盼许久的进身之阶，皇帝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稳固地位，除了被朱温丢进黄河中的豪门大族以外，似乎走进新时代的每个人都赢了又赢，可以舒舒服服将这个游戏玩到一千年之久。
但新的问题由此出现了，这些被给予上升通道，并最终把控朝堂的庶族地主们，能承担起那个治国的重任么？
当然，这绝非什么平民不如贵族的血统论歧视，而是实实在在的忧虑。
所谓汉唐以来把控局面的世家大族豪门望姓，倚仗的当然不只是几个姓氏与官位。他们同时是占地无数坐拥私兵的庄园主与奴隶主，仅仅依靠祖上的家产便可以为维系奢靡的生活，乃至于铺张浪费到近乎惊人的教育——古时一匹好马等同于数十中人之家的家产，但西汉往后的士族勋戚却无不是弓马娴熟的好手，就连贵族女子都有驰骋骑射的惯例，且不论什么“尚武”与否的价值观，仅仅这笔开销便不容小觑。
而对于宋以后汲汲于生计的小地主来说，这花费就太高昂了。
如果纵观史册，那么可以轻易看出中古时代往后士大夫们明显的流变。如果说唐朝及以前的士人还隐约有古之君子上马牧兵下马牧民文武兼备的风范，那么宋及以后的士子就迅速开始了退化。不要说广览百家兼收而并取的博学姿态，就连传统的“君子六艺”都无法坚守了。
原因无他，穷尔。毕竟吧，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还是别搞啥素质教育了……
这种退化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效果却恐怕难以接受。传统的贵族培养体系也许浮夸虚无，但它能强健而旺盛的延续千年之久，绝非其来无自；自春秋以来的“君子六艺”中，大半的技艺都是在磨练士大夫们的军事行政能力；而汉唐时兴盛不衰的大型狩猎，则等于皇室出面组织的武装演习，贵族们在狩猎中锻炼组织人力与调动队伍的技巧，熟悉地理与环境，为日后执掌政事做充裕的准备。
不要忘了，卫青与霍去病，就是在孝武帝的上林苑中历练出来的。
这种历练当然是粗浅的。但再粗浅也毕竟是种磨砺，而当科举一举而摧毁了过往贵族所有的锻炼体系之后，它又为培育选拔人才打造出了什么新的，更优越的标准么？
很可惜，没有。
当然，科举横跨数千年的光景，历代贤人志士所做的变革不计其数，但究其实质，无论唐宋之诗赋策论，抑或明清之八股文章，又真的与科举创生之初有什么差别？建元初年汉武帝于未央宫策问取士，考求经义；而由唐至宋由明至清，科举形式体裁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不还是在考察儒家经典的“经义”，策问士人于国家大政的见解么？
就那么几部寥寥数千言的儒家经典，再如何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又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但是，虽然经义策问的本质千年不变，可后世又怎么能与西汉比拟？汉武帝虽以经义取士，但被推荐选拔上来的士人却早已在家族与师徒的私学中接受了全套的行政军事能力的训练，撰写经义不过是向皇帝展现对帝国价值观无上的忠诚而已。可宋代以后这种贵族私相授受治国技巧的模式已经完全崩溃，如若再生搬硬套以经义取士，又会选上来些什么？
那当然是威力加强版，而且偏科偏到极点的小镇做题家！】
皇帝敲打着长几的手终于一顿。
……等等，偏科？
皇帝稍稍停手，而后缓缓的，缓缓的吐了一口浊气，顺带吐出的，还有心中一闪而过的惊惧：
……是的，偏科。
天幕只有寥寥数语，但正是这寥寥数语，却终于点破了李二陛下一直视而不见的某个盲区：原来以科举经义取士，是会偏科的！
天可怜见，李二陛下自小出身贵胄娴熟弓马兵阵，生平所见的也都是文武全才理政带兵无所不能的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数十年潜移默化下来，他早就将这些技巧看作与生俱有的天赋，自然而然的便忽略不计，以至于思考科举制这么久，居然都一直未曾突破这个思维的盲区：
如果真要选拔家境窘迫的寒门，他们还能拥有这样的“天赋”么？
设若不能拥有，那么满朝都是只会讲求经义的儒生，局势又当如何？！
皇帝吐出了第二口浊气。
……还是草率了。
【简单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看似完善，但在选人上纯粹是个残缺版——唐及以前是对接受了完整贵族教育的士人进行文学经义的选拔；而唐以后则沦为了纯粹文学经义的比拼。至于什么治国安民带兵列阵兴修水利？——懂不懂什么叫一心只读圣贤书啊？懂不懂范进孔乙己的含金量啊？
当然，以宋朝那蔚为壮观的文学成就而言，这种模式在选拔文学家哲学家上确实卓有成效，但考虑到科举的实际作用，那它便等于选拔了一堆从书山中卷出来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来管理整个国家。而偏偏——偏偏自秦朝以来，华夏中央集权干强枝弱，天下的安危治乱，大半就仰仗于朝廷大臣的素质！
两相搭配之下，这可就真是要了命了。
总的来说，自宋朝以来，臣子们素质参差不齐，但以总体的施政水平而论，相当于汉唐简直是惨不忍睹的消费降级——不要说维持汉武唐宗开拓进取的雄风，革新制度的壮志，对后世的朝廷而言，即便维持华夏已有的局势，都已经艰难之至。
由靖康至明末，整个中原居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而天下倾覆家国兴亡之时，明宋两代士大夫的作为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理喻，堪称类人迷惑行为大赏！
用王夫之的话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能够壮烈殉国的，都已经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于什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绝世操作——你做什么梦呢？而今有这样的人物么？
说白了，平时读孔子读孟子读春秋读得太多太深，士大夫们深自砥砺，的确可以磨练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气，但浩然正气磨砺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变实际什么呢？道德批判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士大夫们莫不成是指望着用道德批判来推动这个世界吧？
这才是科举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个人都是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天然而然伟大光荣又正确的道德高手，辩经能辩得天花乱坠浑然忘我，所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肉转经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却是一泡烂污，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秩序也在这种崩溃中急剧萎缩，最后退化到连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
是的，是连一千年以前的秦汉都不如的地步——若以军事而论，则西汉时布警备于四方，朝廷甚至能为驻守边境的底层士卒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尽数淤积于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营的底子么？
而至为惨烈者，还是基层秩序的比较：秦汉之时中央的权力触手可以延伸到亭长一级，即使从而今遗留竹简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看出基层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维护法律秩序的兢兢业业；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则迅速自乡里一级收缩，仅仅只在县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谓的“皇权不下乡”正式发轫，华夏基层从此处于空芒一片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种的退缩，保守、溃败，难道能归之于生产力，归之于某一个皇帝么？秦汉时以竹简牛车都可以维持的秩序，为什么偏偏到大宋以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可收拾？
归根究底，还是南宋遗民马端临那句痛彻心扉的话：“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风气浇漓颓丧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以科举选拔的士人成千上万，也不过只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货而已！
如果纵观史论，那么这种因为行政能力匮乏而带来的秩序崩溃，对华夏的戕害简直无可计算。满腹经纶的辩经高手们唯一擅长的只有道德批判，而当现实拒绝按照四书五经的道德运转时，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骂拼命攻讦，然后捂上眼睛视若不见。
所以我们能看到后一千年令人迷惑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皇帝肆无忌惮的凌辱这些只会玩弄嘴皮子的辩经家，毫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另一面却是朝廷果断抛弃了一切他们那贫弱的能力所不能负担的责任，蜷缩于区区几个大城市之中，真正开始了与乡绅贤达共天下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时代的罪孽，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辩经家们所创立的。权力厌恶真空，当朝廷的力量彻底从乡野中消退，宗族与豪强便接管了一切；随之而来的，便是宋代以后族权父权与夫权急剧的扩张，以及女性权益的迅速萎缩。乃至于沦为彻底的工具。
秦、汉、唐时，地方的官吏还能主动介入家族的纠纷，以法律稍稍维护妇女的权益；而宋朝以后，朝廷则默认宗族拥有处置族人财产地位来自身家性命的权力，我们熟知的“吃绝户”、“欺寡妇”便堂而皇之，闪亮登场
当然，仅仅默认还不够满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两朝，这种摧残、打压与折辱更是抵达了巅峰。士大夫们摆脱了对女性最后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将“节妇”、“烈女”定义为了儒学新的规章，开始公然的允许宗族表彰“节妇”、“烈女”；于是族中女人争相求死，而地方县志中的“节烈传”开始迅速增长，终于蔚为壮观，自成一脉。
这是什么？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无力维持组织与动员，军事上衰竭得连祖宗疆域都无法维持；于是士大夫一转攻势，开始在女人的节烈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与泪水都因此变得甘美，而士大夫与宗族豪强们举杯痛饮，欢呼着这吞噬着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