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搜索关键字：主角：海因茨·加兰 ┃ 其它：第三帝国，纳粹，德国 01.编者序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海因茨·加兰，日记，1947年3月7日 【书名】狱中笔记 【作者】海因茨·加兰 【编者】海因茨·加兰（Jr.） 编者序 这是一个被列为战犯的纳粹军官在狱中的笔记，其中记载着他对于自己这一生，以及他所经历的帝国往事的省思。海因茨·加兰，武装党卫队中校，1936年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AH），1938年后调任帝国安全总局（SD），负责军队的情报与保密工作。当他因为促成阿登反击战而使第三帝国得以残喘，于1946年夏季被判处死刑时，正值31岁的年华。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他用一本党卫队手册大小的笔记本陆续写下一些独白般的文字，用以记录他对这一生的回顾，以及在时过境迁后对当时人事的反思。 这是一本死者写给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的书，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正如作者所属的时代也已被我们遗弃。他带着向死的心境写下这些文字，等待另一个世界的同伴向他伸出手来，和他一起走完这段被判罚为虚无的道路。 不过他并没有走上绞架，而是于1952年假释并加入了盖伦组织，以及后来的对外情报局（BND）。这个前纳粹党员以联邦德国政府成员的身份继续工作，直到1956年冬季执行任务途中车祸丧生。这本笔记是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它记述着他的秘密生涯，以及比这更不为人知的个人思想，后来它躺在了我的掌心。九年过去了，世事变迁，秘密得以重见天日。 我踌躇于它该以怎样的方式面见世人。我们栖息于两种社会伦理，需要多么贴近他的灵魂，才能理解他所坚持的那些“信仰”呢。而这些迅笔写下而不加句点的话是作者想要对世人说的吗？倘或作者果然如他本人所言，“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分子”[1]，我们该怎样看待那些激昂文字之下的恶之花？ 然而倘或要原文中那些颠倒破碎，或囿于时代措辞的句子进行修订，未免有后一时代单方向僭越前一时代的嫌疑。因此即便那些曾被父亲在笔记中自嘲过的文笔粗陋，有时平白得近乎幼稚的句子也都未经删改。我以编者注的形式加入一些背景介绍，或必要的说明。或许这违背了父亲的至臻完美，但只要想想，这个沉默的人曾经在比他更为沉默的世界里，用他一生中再也未曾用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内心，我就禁不住想要了解这个人在这个充满异己的世界上，是怎样执着地生存过。 愿死亡赐予他永恒的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 注： [1] 见笔记1948年，《菩提树》一文。 02.扉页 我们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1] 1946年3月7日 [1] 十年前的3月7日，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地区。 【一九四六】 03.路德维希港 我是在1945年4月成为战俘的。那时柏林守军正在筑起街垒，我的老部队警卫旗在奥地利的崇山之间死战，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燃着战火，而我放下武器，成为镣铐里的人。 在路德维希港我向美军亮明了身份。我的老上司施伦堡说过，我该到前线去当机枪手慷慨赴死，而不是在秘密阵线不为人知地生存。他是对的。后来在达豪时斯科尔兹尼总是笑我，做反情报的怎么把个人信息泄给敌人了。我无话可说。一个确凿存在的人，对于他真实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否认的呢。 于是在经历过若干年灰色而隐秘的生活之后，我要死了。昨天我旁听了达豪对我的审判：由于煽动突出部战役而触犯战争罪，绞刑。 其中原委并不重要，判决书就像处方单，我领了，继而在取药窗排队。这段时间里我回想一切，仍然没有悔改之意，只是很苟同于斯科尔兹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论调。那个大个子因为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搬到了罗马而在轴心国扬名，被抓之后倒是低调得很，除了在牢房里向外抛媚眼造成记者互相踩踏以外，没有别的新闻。审判后他摇了摇我房门上的铁枝，“我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办个假护照，我就可以用另一个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着盟军的装甲车一寸寸碾过德国的土地，每一天我都变得更不想脱下那身原野灰的军装。大概这就是这样向盟军报出真名的原因。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形，某种无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国还没有战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我路过一片焦土的路德维希港，它让我领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来到路德维希港时是1944年的秋天，那时帝国已经开始征发十几岁的娃娃兵，东西两个战场全线吃紧。盟军封锁了德国的石油，补给只能靠国内和罗马尼亚的几家炼油厂，而它们正在遭受轰炸。反击战前，统帅部曾就德国是否有足够的燃料支持这场战役作过激烈辩论，最后安全局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出面向瑞典请求石油进口，反对开战的人才噤声。作为该处人员，我负责在莱茵一带的石油工厂做针对盟军“石油战争”的反侦察。 那年冷得很早，拥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的路德维希港却纷繁异常，白色和黑色的雾从铮亮的大型管道喷出，直冲天际。BASF在世纪初率先将合成氨投入工业生产，后来又开启精炼石油的时代。德意志的犁和剑形影不离，发明合成氨和芥子气的哈伯教授两次改变世界，都与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雾气笼罩着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带，太阳在低空中交错的合金管道上泛着光，它像一个钢铁怪兽那样发出沉钝的响声，琥珀色的汽油从蒸馏塔下流出，是让我们的虎式坦克得以前进的化石食粮。 整个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军挡不住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就想抽空燃料补给，东部的货运铁路频遭轰炸，来自路港的供给反而因为靠近前线而较少影响。我检查各个监视点没有发现异常，但夜里仍然睡不着。地面的反侦察只能防止定点爆破，却对空中袭击无可奈何。五年以来，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纽伦堡，我们最美丽的城市变为废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并没有俯首听命。在阿登反击战中十几岁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他们唱着“守望莱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来不及长大。 活人和死者就这样一起守卫德意志。今天的人们不理解什么是为生命而战，但是当幸存者越过死者的无名墓地，“亡命之徒”般冲向敌阵时，不曾向绝望低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负责保障武装党卫军的燃油供给。这些被盟军称为丧心病狂的部队，是插向西线的最后几柄尖刀。为了获取敌军的空袭计划，我经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西线空军战俘营。当时全国燃煤告急，这些战俘却住着单独供暖的房间，只不过有时暖气会奔到50摄氏度。 疲惫在各处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报部门首先怠惰下来。最后我抓了几个空军的情报官送到柏林的安全总局，他们总算开始加班审讯。但飞行员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够讲出所属部队的地点的人寥寥无几，我周旋于空军战俘营和西线外军处之间，终于没有得到任何盟军将要轰炸路德维希港的征象，直到这一夜真正到来。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点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里，照着碎棉絮一样的白云。莱茵河的这一段开始变宽，平整的土地上起伏着树木的黑影。几天来我都在外军处看档案，想知道盟军的轰炸计划怎样部署，针对西部的轰炸机从哪里起飞，最近的任务由是几个联队执行，其配备如何。这些原本是军事谍报局的职责，现在全都交给本来负责政治情报的安全局六处。我就是这样一个外行的管理者。 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后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侦察上来。轰炸是有针对性的，盟军如何确定选定的地点呢？9月以来，我调到路德维希港，确认该区域内没有人能给空中发布航标，那以后轰炸的确减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莱茵河走，夜色把M40军装隐蔽得很好，冰冷的河水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十几岁时，我就在这样的冬天里跳到他当中，好让参加青年团的火把集会后的心情冷却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国战败的耻辱当中长大的，我们由此建立第三帝国。过去十二年，国家和我们之间好像真有一条血脉相连。那是青春的声音，一段激进岁月，当我在十二年后的冬季重新走在莱茵河岸边，看着德国最繁荣的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烟火时，想到的就是这些：该怎样把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国力已经接近衰竭，他不能两次遭受耻辱。 月亮明晃晃地露着大半张脸。云影里一丛黑点从天边移来，能够看出它们排着菱形或W形的阵。猛然间高射炮的光束划破夜空，天上划过坠落的浓烟，但更多的飞行方队涌集过来。 我听见飞机马达声，肥胖的美式B-24轰炸机夹着两肋的高爆弹，扑向近地。火团向天空卷去，路德维希港的方向升起浓烟，一连串的继发性爆炸响起。合成石油的高塔在浓烟中轰然倒下，金属化为废铁的声音霍然，随后是毁灭性的更大规模爆炸。在打着转儿轻快返航的美国飞机的尾烟里，我看见帝国倾颓的景象。 人们相信生命会在帝国的泥土下永生而死去，活着的人越过他们继续向前，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赖以为继的化学食粮了。第二天我回到空军战俘营，机械地对几个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发问。“您怎样瞄准目标？这一带无数的城市在晚上漆黑一片，您如何在它们当中找到路德维希港？”在被告知BASF已经一片火海之后，美国人颇有同情心地说出答案：这里是内卡河汇入莱茵河的地方，当时月光明亮，从飞机上能看懂河流的三岔口泛着清晰的银光。 它泛着清晰的银光。莱茵河最繁荣的地区本该灯火通明，现在河水在黑洞洞的一片当中指出死亡的坐标。我掏出久在腰间的Sauer，手臂抬到平准于对方眉心的高度，在神色变化之前他已经应声倒地。 我杀过战俘，那个俄亥俄佬再也见不到故乡的玉米地，或许还有他的亲人。 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打响，所依靠的燃油来自瑞典，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尽数供往部队。战后我在纽伦堡和老上司施伦堡交肩而过，他复杂的目光泄露了个中原委。最后我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已经是前线，敌人越过西墙，和东线的苏军会合于雅尔塔的阴谋。 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04.化学工程师 【原文】 路德维希港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小镇，内卡河在这里流入莱茵。如果不是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定址于此，它不会成为莱茵河的第二港口。三十年代的路德维希港有绵延不断的码头，冒着浓烟的货轮长啸着缓缓走在河道上。法本是德国最大的企业，BASF的技术居于世界化工首位，在凡尔赛束缚下的三十年代，那里的工业奇迹再现了威廉时代的风景。 当时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自由基聚合高分子，海德堡有许多教授为BASF做研究，自由基开启了老辈不曾设想的新化工时代，耐腐蚀易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工生产。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我也多次到那里见习。商业研发把知识变成直接的效用，我们在联合实验室里写下卤代烃高聚物的生产流程，窗外弯曲缠绕的合金管道在秋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白色的烟雾蓬勃着向天空飞去，人造橡胶被生产出来，用于制造军用载重卡车的车轮。 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往下走，我会在化学界的顶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从事世界前沿的化工研发。德国稀缺能源和材料需要替代物，我求学时所有的骄傲都会在这个领域延续。 但就在我读大二那年，纳粹上台，凡尔赛条约废止，萨尔州回归，军队开过莱茵区，一切都焕生奇迹。两年后我终结学业，投身为警卫旗仪仗连的一名士兵，每天身穿军礼服在总理府前迈着正步，像一枚坚毅的锡兵。 如今想来，德国就在那时朝未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我的个人命运也在那时转向深渊，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1933年我刚满十八岁，德国显现出复生的假象，我投出的第一张选票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人生是不容假设的，当时我所选择必有原因。但现在我坐在死牢里，设想能迈过设身处地的青涩，以今日的洞察力再做一次选择。让时光溯流十年，我重新站在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上。 “你不该退学。”我年少时的伙伴说，在海德堡金色的落日下我们有过一次争吵，伤筋动骨直至分道扬镳。我是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我的导师曾设想日后由我来接任他的教职，但如果，我没有“退学”：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故事里我的挚友如是说，故事以外，他成为党卫队的御用学者，但德国没有别的历史学，某天我惊悉他的犹太血统，而他在布痕瓦尔德死里求生。 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仍然能够坐在我面前，会摆出怎样的道理，来训斥我这个囚牢中人。 1946年7月23—25日 【编者注】 加兰先生早年学习化学，其后在军队或情报机构工作。三十岁后他第一次用文字写下内心所想，比较于他的知识背景，这篇文章显现出罕见的流畅。或许这故事已在他脑际盘亘多时，只当契机到来落笔成篇。 “如果按照优秀学生的人生套路，在学术领域走到尽头。”他以全知视角回顾人生，重新选择，但是1945年坐在施潘道小屋里的化学家仍然逃不脱被审讯的命运。直到篇末，作者仍在设想那位故友会拿出怎样的理由，说服他本该走上另一条无罪的道路，但人生和历史一样不容假设。 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05.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作者的经历。当时加兰先生是警卫旗侦察部队的排长，他参加了这场不懂一刀一枪的“战争”的全过程。在他笔下，德奥合并在军队进驻中顺利完成，人们走上街头，欢迎这些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军人。 质疑者声称这是纳粹的谰言，鲜花战争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很奇怪，这些人却无偿相信着美利坚东部十三州西进运动的合理性，罔顾西部一度是印第安语和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真正的思考者来洞悉这段历史，从而发现德意志兰的真正边界。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仍要指出作者是和一切身在历史当中的人一样，并未写下全部的事实。 片面的真相都不足以成为后人的导引，但人们已经一再触犯这种无心的错误，远至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近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君王们所造的历史。鲜花战争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还是彻底的政治宣传？这些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无助于确立公正的立场，无非能揭发双方各自规避的真相。 那么以下是一位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所见的事实。跟随美军到来的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但然而成王和败寇，不过是两位最引人注目的说唱家。奥地利人拥有另外的事实。为了不使编者高于作者，我将在《帝国安全》（它与本篇在时间和逻辑上都衔系紧密）的末尾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进行综述。愿人们在获得尽量多的真相之前，不要自行陷入“我还能相信谁”一类的虚无论中。 【原文】 1938年3月10日深夜，一声紧急集合号响彻利希特菲尔德军营。我从床上爬起来，扯出早已放在枕边的背包，汇入冲往阅兵广场的大军。这是我进入警卫旗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德军自挺进莱茵、萨尔回归之后，第一次在境外活动。不过那里很快也是帝国的领土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并肩前进，战后分隔两方，现在德国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与奥地利合并。 我把瓦尔特P38式手枪在腰间别好，站在排前清点人数。二十出头的列兵身型挺拔，飘着冰沫的夜里，原野灰制服的银帽徽闪闪发光。担任仪仗和警备工作的旗队如今身负国家扩张之责，成为帝国的尖兵。 “我们将告别施普雷河，在一天内穿过萨克森的密林，越过巴伐利亚的群山，在马达声中飞速前进，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奥地利——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迪特里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旋即宣誓声响起，“我的荣誉是忠诚”。没有哪种语言比德语更适合发布军令，更适合军人的誓言。 这次的主力是国防军第二装甲师，从维尔茨堡出发。警卫旗以摩托化步兵团的配置紧随其后，从柏林长驱420英里，与之会师于德奥边境的帕绍。轻型卡车从利希特菲尔德开出，车的两面装饰着旗帜，铮亮的武器在士兵们手中握紧，让这场出征更像是凯旋。残冬的雪水把军用卡车的篷布濡湿，车声震撼了勃兰登堡的荒地，两旁是不见五指的漆黑。车灯犹如火炬般照亮前路，人们的眼睛也被车灯照亮，个个睁得铜铃般大。 我领着侦察排开动了摩托车，施令时声音有点抖，嵌着三颗星钮的领章勒着脖子，仿佛在发烫。 由于统帅部确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会开枪，因此侦察连只需要夹在队伍当中前进。我坐在三轮摩托的斗车里，不时摸摸手里的望远镜、新发的地图、仅仅在射击场上用过的枪，激动的心情和其他的新兵蛋无异。 从柏林到帕绍一直是急行军，二十多小时不间歇地行进，在第一个晨曦初露进入莱比锡，第一个落日越过雷根斯堡。3月12日凌晨，我们来到边境。步兵团的很多人由于兴奋而整整一天没合眼，而全部配备摩托车的侦察连，根本没有合眼的机会。到帕绍时，整个排的人艰难地翻下车，恨不得给自己的关节上机油。 帕绍是一座安宁的小城，多瑙河在这里最后一次眷顾德意志兰，奔向奥地利。天色很黑，景色无缘得见。睡意潦草地安抚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军容和疲惫的黑眼圈未及休整，我们在清晨又跨上摩托车，冒着飞雪和横风继续向前。 一进入奥地利，市民马上包围了我们。参加过一战的男人向我们敬礼，女人则拿出食物，我的斗车立刻装满了各种面包。本来是不允许收受市民的东西的，但是拒绝这样热忱的馈赠就太矫情了，我们只好拖着面包向前开去。 在维也纳，照样受到了盛大的礼遇。人们在欢庆中涌向军队，撕扯他们的扣子。我不得不让士兵们把子弹卸下来以防走火或丢失。两挺冲锋枪的保险栓不太严实，干脆就把枪托拆了。余下的几天里，高级军官与奥地利上层互相访问，普通士兵徜徉于维也纳的名胜。3月15日，警卫旗作为帝国最优秀的仪仗部队参加了大阅兵，希特勒在阅兵台上演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帝国”。这的确是一句政治口号，但谁能造出另一句口号，来驱散这油然而生的心愿？ 几天欢庆下来，我几乎忘记了这本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合并过程十分顺利，警卫旗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待命，除了阅兵就没有什么任务了。那天我们列队走过多瑙城的笔直道路，欢呼声缭绕耳边。我在柏林的外交场合或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已参加过几次阅兵，仪仗靴又紧又硬，但只要拔高腰杆就能让动作流畅，这个诀窍是仪仗连教给我的。 不过由于奥地利警署正在交接，侦察连收到了旨在防止潜在的破坏活动的巡察令。我所在的排被分配到利奥波德城。 这是犹太区，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德意志裔使之历来是犯罪多发地，为跨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掩体。在德奥合并的时局下，肯定有大量的反对派和境外势力蠢蠢欲动。但这时奥地利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国内安保工作本不该由军方出面，连长再三交代不要贸然行动，开枪更是严令禁止的。 利奥波德城拥挤的街道两边黑压压地林立着各色商铺。东欧式的混乱当中，连空气都弥漫着犹太小食店特有的味道，清戒派犹太男信徒穿着黑色长袍穿街过巷，蔚为奇观。我们分成三队逡巡在杂乱狭窄的街道上。人们对一支德国军队的到来感到好奇，满面髭须的东欧人干脆停在路上，用油腻的眼睛打量我们。 “避开他们的目光，这样他们也不会老是盯着你看。”我示意部下只去注意街头巷尾可能存在的可疑人物。 过了一会儿，“排长……他们还在看。” “别管他们，我们的主要是来排查潜在的敌对活动的。” 士兵们没有多说，低着头走过一道道街巷。 这简直像中世纪的罪犯游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犹太人看在眼里，他们在我们身后交头接耳，快步跑开或奇怪地停下。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也有犹太人，多半从事金融或教育行业，从口音和举止很难将之与德意志人区分开。但是利奥波德城的这些人顶着黑黢黢的毡帽，留着络腮胡子，油污满脸，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行经城区中心的一座犹太教堂。明显的土耳其风格将它与其他房屋区分开（该教堂实为摩尔复兴式建筑，是维也纳最大的犹太教堂——编者注），时值下午，深色皮肤的小学生结束一天的学习，和他们前来祷告的亲人一起走出来。落日仿佛能把这气氛放大，我发现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 老迈的拉比也蹒跚而出，为之送行。他看见我们，目光立刻变得警觉。短暂的犹疑后他转身走回教堂，脚步刻意放慢以显得若无其事。 教堂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们迅速交换眼神，决定在这周围埋伏下来。 其后的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跟随我的有一个班，我让两个人分别向其他分队和连部通报，其他两两散开，排查教堂的出口。这不是个好计策，即使便衣警察也和这一区的犹太人相貌相迥而无法隐藏其中，何况我们身穿德军制服。 教堂占地足有几百平方米，可以从外观发现的出口有三个，其他就无从得知了。我让大家尽量远地埋伏下来，但是教堂位于道路最宽阔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小型广场，实在不适合隐蔽。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每一分钟我都在希望当地警察赶到，或是连部发出指令。这是紧邻市中心的平民区，军队的过激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 教堂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应该是走私或非法越境一类的，因为他们害怕的是军队。 那么是阴谋行刺？炸弹袭击？武装抵抗？ 连部对这种尚未发端的潜在威胁是何态度？ 如果这时教堂有异动，我是否应该独立行动？ 这些问题在脑中盘亘，而时间一分分过去，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嫌疑人早已混在当中逃掉了，或是在教堂内找到妥善的隐蔽点。我又派一个人直接向最近的警署报案，留在现场的总共八个人。 这时，几个头戴毡帽、身穿脏兮兮的翻毛领大衣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打扮和利奥波德城随处可见的犹太人没有两样，但是肤色太白了，而且虽然穿着破旧的皮鞋，步态却是典型的上流式的轻巧。 他们不是这一区的犹太贫民，而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 为何能进出犹太教堂？ 他们是敌特！ 这些想法并非井然有序地出现在脑海，我先一步下达命令。军人们端着75口径的步枪[1]围了过去，假犹太人立刻试图混入人群，但已经被包围。他们就往教堂里跑，混乱中和几个拉比撞在一起，几个木匣子掉落在中间，里头的纸张散落一地。 “举起手来！”“立刻投降！”“缴枪不杀！” 各种口令从我们嘴里冒出来，宣泄着我们的生涩和慌张，而最年迈的拉比大声喊，“抓住他们，我不是他们这一伙的！” 情势不由人细想，我们跨进大门，这时才看见地上的文件有着“国际刑警协会”的抬头。假犹太人拔出枪向我们射击，他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有一个人架上了老拉比，威胁我们退出去，但我们来不及停下，那个人就骂了句“该死的犹太猪”，把他崩了脑袋，事态严重了。 这些人八成是西方间谍，但是蹩脚而缺乏胆略。我们呢，初次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对抗，对方还不是正规军。拉比们钻在桌子底下，一边祷告一边哀声说一切与他们无关。假犹太人调转枪口朝我们射击，子弹擦着肩膀飞过。 我条件反射地开了枪，同时命令还击。 枪声在教堂内交织，子弹穿过木质桌椅把石柱打出弹坑，有人应声而倒，其他人很快束手就擒。一共五个嫌疑人，并不流畅的德语，没有明显的东欧口音。真难相信英国人也这样莽撞又残忍，我原以为他们会是契卡。 缴获了木匣子和其中的文件。那是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我猜测在德奥合并前有过更严重的反动活动，只是大都被剿灭。这就解释了为何合并当天希姆莱就撤换了协会主席，改由奥地利国社党人出任。 反对者已经彻底失败，只能运走这些机密以图流亡。他们在多瑙城无处落脚，就来到犹太区，利诱这座教堂的拉比把它作为中转站。拉比可能答应过他们，但这时我们巡逻到这里，拉比又害怕了。他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穷寇便引发了刚才的混战。 侦察排的其他分队在听到枪声后赶到，只赶上清理现场。之前的混战中几个躲在桌子下的拉比试图逃出去，子弹误伤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桌下还有小学生，很奇怪他们没有叫喊，后来才发现有的已经惊吓得晕厥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则更不幸，已经死亡，使之致命的是75口径的步枪。 1946年9月1日 [1] 步兵团的标配是90口径，98K步枪，但是并未全部到位，我所在的侦察排仍然使用75口径的步枪。 06.帝国安全 【正文】 那天的行动截获了国际刑警协会的一批行将运往英国的机密文件，也让我关了禁闭。在德奥合并的和平背景下，维也纳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迪特里希的第一反应是对警卫旗进行约束，这是军队长官理应有的做法。 但是第一次遭受责罚的滋味仍然不太好受。如果我少年时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是否就不会为这种例行的惩戒抬不起头？黑洞洞的狭小空间强调着罪责，而血脉贲张的战斗和触目惊心的流血却让我极度亢奋，无法思考。 对于尚未确认的破坏活动，是否采取防范性干预？ 当箭在弦上，军人应该遵循服从的天职，还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后果由谁承担？ 总而言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起横尸的拉比苍老浑浊的眼睛，枉死的儿童明澈失神的眼睛。同类的血腥味让人肠胃发紧。 如果我没有开枪。 我竭力恢复平静，但是在理清头绪之前，小黑屋的门打开了。连长走了过来，“我希望你明白团部这样做的道理，”我站起来立正，他随即话锋一转，“但是不要自责！要坚信自己是出于信仰才这么做的！” “是责任，连长。”我想还有鲁莽，但它们都不涉及信仰。 “不管怎样，我现在命令你！整理好着装，马上接受团部的嘉奖！”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 整备衣冠后我来到团部。已经入夜了，迪特里希仍然一身戎装站在那里，皮带勒得很紧，像是刚刚出席过非正式但重要的场合。在警卫旗大家都爱戴地称他为老爹，但他的亲和力并未削弱他的威严。 “加兰少尉，”他连着军衔一起叫出来，“我想你已经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了！” 我擅自行动，在维也纳市区内开了枪，我的士兵由于这个命令而误杀一名儿童，这已经够军法处置了。而整件事更对德奥合并造成恶劣影响。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双苍老但慈爱的眼睛里目光严厉，仿佛一位教子不成的老父亲。 “你想过这么做后果吗！” “没有。”我低声自责。当时情况紧急，但也许我是太鲁莽了。 “再出一次紧急情况，你是不是还要自作主张！” “我是军人。” 我沉默了片刻，再次看着他的眼睛。他的严厉当中饱含对我的过错痛心疾首，这让我敢于承认罪责。但这并不是他的要求。 “你总算明白了！我希望这次教训能让你记紧了这句话。过来领勋章！” 事情越发奇怪了。一枚崭新的突击奖章被摆在我面前，但我立了什么功，误打误撞，截获国际刑警的一堆旧文件？这仍然功不抵罪。 沉默在僵持中延续，迪特里希叹了口气，疲惫在他五十开外的面容上显得岁月无情。“我为了你这件事被元首召见了，刚刚才从他那里回来。”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叠纸，“中央决定这样对外宣传，不能更改！你自己看看。” 那是第二天的《维也纳日报》的稿件副本。如果置诸报端，开枪流血事件会对德奥合并造成极大的舆论影响，但是发生在市区街头的枪战实在无法对媒体掩盖。我忐忑地拿起稿件，内容却让我惊愕： 《党卫军大破利奥波德城的犹太非法武装》 昨日，党卫军某部某分队在利奥波德城逮捕一支犹太非法武装队，涉案人员除1人被当场击毙外，其余5人全部落网。事件中1名犹太儿童丧生，未造成更大伤亡。 一支6人组成的犹太非法武装潜藏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准备发起对多瑙河北岸的袭击。犯案人在该区的犹太教堂藏匿枪支弹药，计划对多瑙城内的学校、银行等公共机构实施报复性袭击，以期破坏德奥合并，对拥护统一的维也纳市民造成严重伤害。 昨天下午5时，党卫军某分队果断采取行动。事件中非法武装分子对党卫军开枪射击，并射杀1名犹太儿童。党卫军予以坚决果敢的还击，当即击毙其头目，并抓获5名涉案犹太人。 行动中还缴获了非法武装分子窃取的维也纳刑警的一批机要文件。现在这批文件已妥善转交警方。警方表示，将加大力度巡查全市，增强合并期间的安保工作，确保帝国的安全。 这不是事实。老拉比是英国人射杀的，犹太儿童死于混战中，是我方的子弹使他致命。事件的挑起者是在野政客和国际间谍。至于武装报复行动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根本没有证据。 我脸色煞白地看着迪特里希。他还以更严厉的目光。“这是宣传部的口径！” 我才知道他元首把他叫去是因为什么。这个事件引发了国社党高层的紧急会议，新闻报道体现了利害权衡下的“最小代价方案”：犹太叛国暴徒与英勇的元首警卫队，德奥合并的时局下最符合当局形象的说辞。 “这件事涉及到整个国家，你只是一名军人。”迪特里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军人在执行命令时如果心怀疑惑，就完不成任务。”他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在这个动作中我体察到他这位一战老兵、一个职业军人在政客面前的无能为力。 宣传部的说辞将作为事实记录在军部的档案里，而我将作为“勇敢阻击犹太非法武装的党卫军战士”接受嘉奖。我看着那枚躺在盒子里的勋章。该对充满狡辩的“事实”说什么？我成了唯一在鲜花战争中被授予突击奖章的人。 “我可以不佩戴它吗？” 没有人乐意接受捏造的事实。不过在收复东部边土（指奥地利旧称Ostmark，德奥合并后它作为地名取代奥地利，现已禁用——编者注）的1938年，我并没有细想。“我的荣誉是忠诚”——多少次我们笃定地信任着国家，这是否也是绥靖的一种？ 当时的主要报纸无一不按照宣传部的口径进行报道。人民观察家：《在德奥合并的光辉下·人物系列九——党卫军某排长遏止维也纳犹太反对活动》；奥地利邮报：《维也纳枪击二死五伤，当局称系犹太叛国分子引发》；黑色军团：《党卫军某部剿灭维也纳犹太叛国组织》；冲锋队员：《忠诚的赞歌：雅利安战士一枪击毙犹太卖国贼》。 对这些报道，我不得不按照命令保持缄默。 为何要接受这个被强加的角色？出于集体观念或是身不由己，无非是对同一个境况的两种解释。我拒绝过，《人民观察家》要做一个人物专访时，我被告知不能“透露不恰当的信息，以免对国家安全的形象造成损害”。因为涉世未深或愤世嫉俗，我拒绝了这家代表整个帝国的中央宣传刊物的采访。 但他们从党卫队的新闻联络处得到了标准答案：“警卫旗某排长、优秀的雅利安军官意志坚定，政治过硬，对犹太敌人决不妥协，凭借训练有素的精湛枪法一枪击毙其头领，制止其妄图颠覆国家的行为，完全体现了在元首的号召下，日耳曼的优秀儿女对祖国的忠诚。” 那位记者连我的面都没见过，但是在他笔下，我的“优秀的雅利安战士勇斗犹太歹徒”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后来这个形象为我在达豪审判中赢来一次死刑。 另一件事稍切主题。鲜花战争结束后三个月的一天，我被叫到希姆莱的办公室，事前已有耳闻那会是一次工作调动。党的高层惯爱在警卫旗抓出一些可以充门面的年轻人，摆在鞍前马后作为副官。我的几位战友都未能幸免。 会是哪位长官？我在心里盘算着推脱的词眼，虽然既往经历告诉我这会是徒劳。 “您就是那位保护了东部边土的首府的英雄！”希姆莱坐在一张古董桌后面，审核我的一头黄毛是否掺了杂色，眼睛够不够蓝，“您比我想象的更年轻。” “……” 人们不因为你的反对而给你起绰号，从矮子丕平到红胡子巴巴罗萨，那么多的查理有铁锤、有秃头、有恶棍。国王尚且难幸免，这个叫海因茨的小人物自难逃标签。来要人的长官是个奥地利人？或是将要被调往奥地利？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思考方向完全错了。 “您是军校鉴定上说您……”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份档案，扶着眼镜念了起来，“性格严谨精确，拥有独到的逻辑分析能力……唔，由于性格原因在集体生活中有时显得疏离，但是毋庸置疑他的集体荣誉感……唔，该死的逻辑……” 他自言自语起来，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我看挺合适的。” “……” 其一我不知道逻辑为何该死，其二我猜不出我和这个未谋面的长官哪里合适。 但是希姆莱笑得像一尊喜剧木偶，“您也许听说过，安全局在招一批文职官员，我了解您，您很有保安意识！” 他那个瞟着一双大眼睛的副官咽了咽口水，强装严肃地低声说，“是安保意识，领袖先生。”这兔崽子是我的军校校友，在警卫旗一起当排长，修理过新兵，又一起挨过训。现在他站在希姆莱身后对我一顿坏笑。“海因茨·保安”这个绰号很快会从他这里传遍利希特菲尔德了。 “总之，您在维也纳的刑警方面立过功，可以看出您很善于甄别潜在的敌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在柏林的警察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希姆莱透露道，鲜花战争中我截获的那批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帝国安全局证明具有重要价值。他沉浸在自己关怀后辈的幻想里，眼镜片反着光，遮盖了他期待我为此表示高兴的眼神。 那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柏林保安大队？专管抓小偷？我很想问问他把我调离警卫旗的真正原因。那是元首的卫队，虽然它的平民色彩使它并不倚重学识，但一群年轻人在同样的激情下汇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谊足以让人付出青春。我多么不想离开它！ “我还能上前线吗？”我用最大的克制使自己不至显得在冒犯上级。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只得摘下象征精锐部队的LSSAH肩章，去负责“帝国的安全”。你能违抗的东西最终绕个圈子，回来绊你一脚。你所遇到、撞破或绕开的那些障碍，最终描绘出国家的轮廓。 1946年9月1日 【编者注】 历史学家评价古人功过时，总以为古人也像他们这些后来人那样能够洞悉全局。这缺乏常识的想法何以到处发酵？因为只要承认冢中人并非全知，对功过的评价就变得无比复杂，超出了书生们的才具。 何况社会是在恒河沙数的人类个体中运转的，正如北大西洋的飓风可能发端于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翅膀，该不该追究这只蝴蝶的责任呢。 作为一个战后大学扩招的潮流中在拥挤的宿舍和占不到位子的图书馆之间摆渡的“知识分子”，我的老师每每教导我，要和我的每个阿姨的儿子一起去向那些退伍军人、寡妇孤儿、破产工商业主传播正义。要捂上他们的耳朵，好让这些真正经历过战争和极权的人们听从我们这些当时还在学步的小家伙，还有我们来自西方净土的老师的宣讲： 鲜花战争是一场假象。在这之前纳粹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对其他内阁成员发出恐吓，并对与奥地利结盟的意大利等国家实行收买政策，使其倒向德国。这些不可至于阳光下的阴谋才是奥地利失去领土独立的原因，国防军入驻的光辉事迹只是掩盖了这些真正原因，才呈现出奥地利自愿加入德国的假象。 这是课本的内容，不过我能够保证，刺杀和恐吓都真有其事。但事实的一部分是否能替代另一部分的事实？ 我更情愿去思考那个时代某些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对外族的态度，以加兰先生的利奥波德城枪击案为例。“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这句话出自一个隶属于种族主义的党卫队的人笔下，令人毛骨悚然。 是魔鬼，还是魔鬼的替身？从纽伦堡的法学家到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人们在各自的领域思考大屠杀何以实现。有人诉诸体制，有人诉诸现代性，也有人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发掘欲加之罪，死者已经长眠二十年，定论却遥遥无期。 事情总是一些人在做，而另一些人默许。当加兰先生持枪在犹太教堂门前片刻停留时，他仍然尊重着他们的异教信仰，但下一刻这种潜意识里的尊重就被关于国家的宏大话语淹没，死亡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07.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但是只从神态也能看出您的祖国。我来自法兰克福，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他的偏见带有德国式的固执。 而他开始变得更不乐意。 “您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我补了一句。 “好吧，”他无疑受过尚算合格的高等教育，能模仿一点他以为然的上流礼仪，“我的确是犹太人，希望这不至使您蒙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家族曾在奥地利生活，而我生于美利坚的纽约市。——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我的同事，莱昂·戈登逊。” “看，必要的宣泄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我也是纽约人。我和您是同龄人。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如果您想倾吐一些什么的话。我们是中立的。”戈登逊体谅地用了简短的词句。 有时候憨厚的态度比精巧的语言更利于沟通，在这位友善的山姆面前，我不禁为两个同样说德语的人的隔阂感到悲凉。不过，伪装的善意倒是不如直白的恶意更具表达力，我能轻易捕捉吉尔伯特的想法——他是个有受迫幻想的犹太胜利者，想用纸上谈兵的心理学知识解释纳粹党人何以统治德国。但我难以猜出戈登逊的来意。 “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极权已经造成一代人的创伤。 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 因此我仍将利用这些谈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纳粹党和30－40年代德国的政治伦理。这对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将尽己之责，为包括您在内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为您的真诚战胜了我过往的愚顽。感谢我们短暂的、纯私人的交谈，它打破了我思维里的民族壁垒，现在我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德国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所有人的良知。 诚挚希望上苍能给予您更多怜悯。如果能为您的自由尽绵薄之意，将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诚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信是戈登逊带来的，他坐在我面前观察我读信时的神色变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我变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远比吉尔伯特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我没有回应。 “您性格里的坚硬是否得自对友善的拒绝？”他让翻译把这句话变成德语。 是来自对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医生会慰借你心灵上的缺失，心理学家则只是解剖它。戈登逊让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医生，他们用人类活体做试验。我问他每周探访多少人。 他温和地笑着，“不多不少。履行医生的职责之余我也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听众。说真的，承受了这么多的偏见之后，像您这样缄默的人在我的造访对象里不太多。” 他感到愉悦，尽管倾身向前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但美式英语跟随情绪的声调起伏出卖了他。 有多少人对戈登逊袒露心曲，或试图借着这位心理学家的笔记，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辩的衷肠？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云深雾绕，避让你提出的每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我对他说，“两个狙击手互相以对方为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他笑着点点头，“您还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没有枪，只有瞄准器。” 为偷窥狂干杯。 但一个人不能既坐在我面前，又假装成树洞，任由我自说自话，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绑上一点树枝才行。我这样说，他接腔道，您看来也没有自居教导主任而把其他人当成小学生的习惯，能够在那些手捧小笔记本的人面前滔滔不绝。 “我的臆病不太严重，在您看来，刚刚够患上一点轻微的民族主义狂热。”我指出他心理医生的身份，“而您，则从未给您的任何一个病人开过药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冷漠，医生？” 他政客般地笑了起来，表示这个谈话很有趣。 “您是一名职业间谍，这是否让您总是想刺探对方的秘密？” “您是一位把病人当成小白鼠的医生，您为何不去奥斯威辛？” 谈话大抵如此。我问他为何对我感兴趣，在他所托的吉尔伯特铩羽而归后仍然前来，他反问何以见得吉尔伯特失败了。“可见您的确关心他的成败。”我笑道，“一般人会问为什么说幕后人是自己。”他也跟着笑了，恭维我思路敏捷。 “您在这期间去过什么地方？见过哪些人？纽伦堡的就除外了。” “秘密警察都是这样审讯嫌犯的？” “即使动物园的狮子，偶尔也拿山鸡练练手。” “谈谈您怎么对付羚羊？” “您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法官，在谈话中偷偷给对话方定罪。” “伙计，这可不好玩。” “看，一旦被暴露，您就不玩了。” 我像一个用锄头把鼹鼠刨出坑的农夫，可这只鼹鼠不肥。 “您想必抓过很大的鼹鼠，盖世太保先生。” “您则未遭受比挖苦更大的迫害，地下党同志。” 他说不定是个间谍小说爱好者，我真想把他引荐给白兔先生，一位经历颇为传奇、且热爱宣扬自己的传奇的扫街间谍，看他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副精明客观的学究样子。 他看看手表，“我还有别的安排。过几天我会再来。” “祝您在那之前找到更合作的病人。” 我想他会在笔记上写“此人拒绝访谈”作为最后一句话。 1946年9月15—18日 【编者注】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是纽伦堡审判配备的心理学家和翻译。审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与被告人在一起，聆听他们公然或私下的言论。其后成书的《纽伦堡日记》即为这段时间的见证。 莱昂·戈登逊则是一位心理医生，他不但访谈了纽伦堡审判中声名煊赫的被告，还聆听一些同样在纳粹政府身居高职的证人的言论，包括曼施坦因、迪特里希、达鲁格等。他的意外身故使其手稿交由一位历史学家编撰为《纽伦堡访谈》。 很难猜测他们对本文作者的兴趣来自何方。他们的书页是为那些远为重要的人物而留的，吉尔伯特只关注纽伦堡的22位被告，戈登逊的视野也只略及作为证人出席的一些军政界的明星副手或影子人物，而加兰在纽伦堡审判中没有任何角色。此外，戈登逊在1946年7月既已回国，他于是年9月出现在兰斯贝格是否专程到访？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求问了，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未被刊载。为何作为编者和作者的我们都关心这两位医生的来历？因为一些迹象暗示，他们不是出于对加兰先生在纳粹时期的官衔的兴趣而到来的。另有一条暗道通往尚未被青史记载的角落。 1961年，吉尔伯特将《纽伦堡日记》全本刊出，同年戈登逊猝死于心脏病，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负责人艾希曼亦于这一年被捕受审。这些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吉尔伯特和戈登逊在兰斯贝格寻找着什么？他们共同介入了哪一段未被着录的历史？这在本书出版的今天还不能坦言。时光会淡忘这些无名英雄，但尘封的档案终会让真相昭然若揭。 08.组织犯罪 【原文】 光线从窗外透进来，宣告着它的灿烂。我的囚室的窗口能够看到操场一角耸立的绞刑架。它贴着墙根建造以便取得更稳固的依托，几乎与屋顶平齐的高度足够吊死任何体型的欧罗巴人，堪称一绝。由于绞刑架立在户外，雨天是不行刑的。只在晴好的日子里，死神勤恳地收割他的果实。狱卒们点著名字，绞刑师忙着检查刑具的各项设备，即将死去的囚徒将手指划在胸前，一切井然有序。 这些景象已经在兰斯贝格上演了小半年，重复而无奇，每次我都避免去看，只是闭眼去听。 听哪，踏板打开的豁然声、绞索坠落时和摇晃的尸体划过的风声、收紧时的摩擦声、死囚走上绞架时的脚步——有的坚定，有的深浅不一，有的步调紊乱，有的是被架上去的。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以便在条件反射的干呕时我能自信地说，这再正常不过。 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本能驱使我们关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题：生与死、欲望与终结，死刑只不过是这些本能或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具象化。人类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无可避免地被现实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绝如此，便只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经生活在暴行中，也制造过暴行。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狂热的理想与理想的制度化都与暴行无异，坚信理想必然实现的人则等同于暴徒。我曾躬行于此，如今深为怆痛，因为我已身系囚牢，暴行却转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对抗过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统治者赋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对抗过暴行，今天他们则在末日审判下丧生。真实的人生再一次臣服于历史的叙述，极权的政体已被移除，语言的极权从未终结。 暴行总是披着人性的外衣。此刻我听见的声音是正义的歌谣，罪人之死赋予其刽子手一枚骑士勋章，邪恶的灭亡昭示着仁爱的新生。逻辑多么陈旧，十三年前纳粹既如此终结魏玛，于是正义的对立面成了另一种正义。 这是绞刑架第几次在运转？达豪审判进展神速，纽伦堡闭庭前的半年这里已经行刑多人，从集中营的管理者到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少年，他们多半佩戴校官、尉官军衔，只在党代会上见过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国的高级罪恶，有人因为穷途末路而为虎作伥。终于有一回，下属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国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09.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住它。但历史却吊诡地要剥夺他的生命，由此可证，胜利者单方书写的历史纯然是谬论。 回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记忆却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军部的轰炸，三月总参成员的形同陌路，四月达姆斯塔特人烟稠密的战俘营，五月的去留定夺。那是破灭的时代，1946年则在记忆中被抹去了，我无法记住任何逻辑线索断裂、毫无意义的琐碎事件，它们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虚无一物。 我曾做过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时在沙滩上堆房子。没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会被水波冲毁，但人们在童年时眼见此景，心里却带着欢愉。为何我现在悲伤不已？也许悲哀只是来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这无非是一种锱铢必较。考虑到人终将死去，计较于20岁时的劳而无功实为小器的心理作祟。时间会让所有的塔化成沙，绞刑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一九四七】 10.死是不能被判决的 获知死刑后反而感到安稳，它和任何一种被确定下的安排并无不同，符合我对于确凿的要求。人们从异邦人的法庭上回来，互相恭贺，用这种不乏虚无主义的乐观连结彼此。我们曾在同一面旗帜下生活，现在又为相同的原因而死，这种联系让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单位的。 同生共死诚然只是虚构，然而当自由被几道高墙隔离，它就变成切近身体发肤的幻觉。派普说“我真正的团伙在瓦哈拉”时，整个死牢都沸腾起来。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独在中世纪横行于世，也是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在他们生存着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无论如何，我们甘愿成为“瓦哈拉团伙”的共谋，在那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歌，风华正茂——在东欧平原湿润的泥土下，在奥德河畔粉碎的建筑残骸下，在柏林业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亚绵延的、化为灰烬的美丽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够与之合葬，我颇有些欣欣然。少年时代四月欧石楠新开的时候，我们牵着挚友的手，跨过火堆，举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里走上十几公里，听着内卡河的水声，从书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致的曼海姆。那时我们和帝国都还年轻，而今天则都走到了尽头。青春年少转瞬化为灰烬，而我们的生命永远留在它当中。 我不感到悲戚，毕竟它只是事实。此刻我想的是怎样和“我真正的团伙”排好队，免得叫开瓦哈拉大门时显得像一帮法国兵，或怎样在放风时抢到被太阳光烘热的那块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梦。 因为死是不能被判决的，能判决的仅是死刑，它打扰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弹都没有动摇我们决心——尽管它已经碎灭了。走上绞架前，我是个叫海因茨的金发小子，之后是一具尸体，两者都和他们加于我的罪名无关，无涉军人的荣耀。 1947年1月6日 11.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耻辱，而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时空不可逆转，人的经历就无可更改。 但是回忆录赋予记忆另一种面貌，有人借它来为自己的事迹涂脂抹粉，有人借以脱罪。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背叛了。人们在这里揭露同僚的罪愆，从而企望自己能被从轻发落。另一些人把德国的秘密泄露给外国。 我指的是那些反人道罪行的证据以外，依照保密条款应当被保护的国家机密。盟军的《纽伦堡法》里有一条被写漏了：如果你作为德国人而叛国，你就不是战争犯。人们因此在祖国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十二年前，希特勒的《纽伦堡法》让这种选择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现在曾经卫戍着德意志的土地与精神的帝国军人也变得和犹太一般无二。这些人是在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时才对祖国背信弃义的，我不想过多的非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国家机密作为嫁妆，倒向盟国的怀抱时，我听到了日耳曼民族瓦解的骨骼碎裂声。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 12.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13.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让我想起人们用以回忆的东西：发黄的信纸，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监狱广场的另一侧，穿着谈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民观察家报》的年轻记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着走遍世界的风衣走进周末舞场，总有三五个姑娘拥上来。 现在他那么朴素，近乎憔悴。 我惊讶的并非他的憔悴，这是所有困守兰斯贝格的人们的日常。你当然会在最高傲的人那里看见最深的苦难，因为他早已迈过普通的坎坷。我惊讶的是他在这里，一件红马甲昭示他的命运。 卖字为生的人或许真的比卖力为生的人要高贵，即使从未杀过人的纳粹记者也会被“历史”判罚。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窃为之喜，因为只要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判罚的一方，他们就也无偿地不朽了。 这只是一个死囚的狂言。来到兰斯贝格后我时常感到一种死后的轻松，或说从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为帝国情报官的我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见伊利亚斯，却觉得自己会活下去。死牢既然施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用来推翻它的统治。 顺带一提，盟军在两年前的今天进占维也纳，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编者注】 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是前《人民观察家报》第二版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发表反犹言论而获罪，投入兰斯贝格监狱等待死刑。这天加兰与他相遇，几乎交肩而过却让二人心绪难平。他们在柏林相识，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为朋友，各奔东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罗特写于狱中的《兰斯贝格的日落》里，同样留下了名为《加兰，以及人生的断片》的一篇。其更为详尽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隐喻。 他们对死亡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加兰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亚斯用游历世界的方式证言生命的热力。帝国覆灭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长眠的棺材，却让后者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在狱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学意味。 我在后来的调查里得知，加兰在这次相遇后一改常态，开始暗中联系从前被他拒绝的一些人，包括三个月前试图让她写“赎身状”的美国OSS菜鸟办事员。当时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经更名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国的代理——盖伦组织。 此后的事或许都在这条隐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亚斯在1948年获释，不久后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兰走出监狱，旋即参与BND（联邦德国情报局）的组建。带着这些假设，这本笔记里的《纪念720》《相逢》《国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味。 “他不会让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为信仰的一般等价物。”伊利亚斯这样评价加兰，但我想，他或许会为一个新的国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录伊利亚斯写在同一天的日记。我在萃集这本笔记时，已经无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为我年幼时撒欢膝下的人，我妄揣这位亲切的长者会宽恕我的冒昧。 14.纪念720 晚饭后，人们聚在读报栏下盯着到处开天窗的报纸（盟国向在押战犯有选择地提供报刊信息，凡不适合提供的即行剪辑——编者注），报端上日期写着7月20日，我是这样想起三年前的刺杀元首事件的。 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弹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离现场，爆炸时已经走在通往政变的路上。一群预备役军官想颠覆政府，但众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我正在东线外军处，接到调遣令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后我回到安全局，却接到了对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国官员戴着手铐走进自己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我被隔离审查数日，幸而获得信任，进而参与这件事的审理。 那时施陶芬堡已经死去，涉案人员大都押送安全局，余下的正由四处（秘密警察——编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侦探冲进五处（刑事警察——编者注）的大小部门，由于五处长奈比已是叛国嫌犯，这些意法联军迫不及待地鲸吞同僚留下的势力空洞。 那位独目断臂的伯爵则死得大事化小。比起这位现在被奉为大英雄的人，其党羽引发的帝国军政界洗牌更令人焦头烂额。“据传，缪勒（四处长——编者注）也抓到了卡纳里斯的把柄。”我板着脸对我的上司施伦堡汇报。国防军谍报局和我处同样署理国外情报，是一对欢喜冤家，缪勒对军谍局局长下手，难免要顺藤摸瓜，给他的死对头施伦堡下个绊。 施伦堡摇着半杯兑了伏特加的威士忌，若无其事，但烈酒实是他减压的办法。几天后卡纳里斯的案子神鬼不知地移行六处，大量文件在搬迁中仗着盟军的高爆弹付之一炬，我们甚至把军谍局也接管了过来。 “总不能为了捉几只蟑螂，把房子给拆了。”他扑闪着明亮的眼镜耸耸肩。可是在美军压到了西墙（德国西境的军事防御系统——编者注）的节骨眼上搞垮军谍局，我们和刺杀国家元首的施陶芬堡们有什么不同。 他玩味颇深地看着我，“您会知道有什么不同。”随即把我也关了起来。 “眼下几十个将军尚未受审，以你的少校军衔，甚至还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他倚在禁闭室的简陋桌子边上，西装前襟斜斜地敞着。720事件引发国防军高层的洗牌，有干系的中层军官塞满了审讯室，更低层的直接枪毙。 “枪毙我对您并无好处。” “有时也只好鸡飞蛋打。” 他笑着，眼睛里写满天真的残忍和世故的人情。“我一贯不喜欢强迫人，这您是知道的。不过……我想您有一位左派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社民党人，几十年来一直不认同纳粹的政策，我很少与他往来。但没有人会把筹码当作威胁，而逻辑从来不是我的弱项：“如果您打算‘保护’家父，我相信您一定能为他找到躲避轰炸的上佳地点，日后遇有万一，这将成为您的善举，和暗中释放集中营里的人是一样的。” “您一定也不会畏惧更为极端的手段。”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失望和不经意的疲惫。 我的上司在1942年就主张与西方和谈，那时德军首次露出败相，但陆军部相信只要冬装配给到位，德军一定能再度围剿列宁格勒。现在战争又进行了三年，兵力难以为继，航空燃油的匮乏让战役只能在地面展开，地中海战线破裂，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明眼人都看得出德国的败局。 几年来他四处寻求援手，包括他一手培养、如今负责与陆军总参联络的属下，但那时我站在陆军部的一边，直到此时相遇，他柔和的目光里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淡漠。 “您从不是个怕死的人，威胁您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么让我听听您拒绝的理由。” 在我担任他直系下属的几年里，他一直告诫我为人不要过于黑白分明，往日的盟友会成为未来的敌人，而曾经的仇雠也会联起手来。“何况那些本无仇怨的人。说说看，现在您还对统一欧洲抱有希望吗？” 他的眼里露出少有的锋芒，这在当时无异于篡逆之言。 而我也露出鲜有的抗逆：“但如果投降只会让德国回到1918年，军人又是在为什么而战。” “让您改变初衷也是徒劳的。” “我会跟您走。”我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抬起来，看见他稍纵即逝的讶异。能够让一只灵巧的狐狸片刻失算，也不枉我跟随他多年。“让我们谈谈，如果无法让军队停火，盟军如何相信您的诚意。” 从海德里希在任的时代起，安全局一直试图插足军部，但直到720事件国防军试图以刺杀元首的形式夺取政权，始终没有得到大角色。42年后，六处和陆军东线外军处曾有合作，但也随着这次政变告终。我恰巧负责六处与总参的联络，和外军处过从甚密。“但是您不信任我。”我对施伦堡说，他挑起了眉。 “我刚下飞机就被蒙头带进审查室。您在孤立无援时还考验我的忠诚。” 他很有些孩子气地垂下眼，话音柔软，“我无法否定您所说的。” “您因此错失了一个机会，”我忽然把他摁在墙边，惊讶于自己的愤怒，“端掉那个从骨子里烂掉的军谍局有什么用？反而和英美闹僵。我们该端掉的是拥有大量苏联情报，对德军主力举足轻重的东线外军处。” 陆军总参素来轻视情报，直到莱因哈特·盖伦成为东线外军处的指挥。他通过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大量情报，也打通了总参的人脉，使自己成为人物。但左右逢源也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720事件，如果趁此将外军处收编，安全局在军方就有了一份厚重的筹码，顺藤摸瓜进而牵制东线战局也未可知。 “以他的上校军衔，也是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我直视施伦堡的眼睛。 “您让我惊叹时间的伟大。”他沉默良久，说出这句话。 我进入安全局还是个只知道扛枪冲锋的傻小子，那时他对我的坚硬和固执报以苦笑，然后带我走进间谍这个灰色的世界。六年以后，我终于学会在不分敌我的时代韬光养晦，在背叛的关头倒戈一击。但我失去了信任，一切晚矣。 720事件后，古德里安成为陆军总参，羽翼未丰因而让盖伦成为他的眼线和左膀右臂。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外军处成为六处的对手，在这局满盘皆输的棋局里，争夺那一点狭窄的求生之路。 “事已至此，我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我对我的上司，帝国安全局六处长瓦尔特·施伦堡少将说，那就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那也是帝国内部最后的联合。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古德里安动用未成年人组成的军队发动阿登反击战。施伦堡想将之作为和谈的筹码，他联系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以获取海外燃油，并借由这条线与西方联系和谈事宜。而我意图保障这场行动的威慑力，于是前往路德维希港，确保地面补给线的通畅。这条在720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阵线牵动了战争末期的策略，德国到1945年夏才战败，当中有我们的负隅顽抗，或称丧心病狂。 现在我身陷战犯监狱，读着开满天窗的报纸，看到新政府纪念720事件的新闻。施陶芬堡的塑像被安插进总参旧院，德国大小的街道以他为名。这真是值得纪念，他成为德国的光荣，我也在这光荣无比的烈士报道里，猜出了一些高墙外的事。 阿登战役开启时，东线外军处放弃了军事侦察，开始整饬人员和资料。他们想用苏联情报向西方讨个好出身，现在料必如愿以偿。连同在720事件里不清不白的处境，也变成其首领在新国家里的功绩了。 1947年7月20日 15.艾丽大街 我们谈到失去故土的感觉，悬浮在半空中的生命是孤苦无依的，伊利亚斯说。当时我们用勺子刮着碗里最后一口汤，兰斯贝格的贫乏让人幻想更大的世界。 我游历过世界，但是当岁月无出其外地剥夺一个人的富庶——无论物质或心灵，人们便眷恋故土。乡音与亲友能让亡魂安宁，热爱思考的人向往的精神故乡，也无非是它的抽象化。 此刻我看着窗外奇怪而高的天空，铁栏阻止不了这样的好高骛远。从布列斯劳到斯特拉斯堡的地名已被兰斯贝格僭越，人们聚集在这里，老德国蜕化成孤独的信念，我们有了共同的葬地。但这个葬地是无法让人瞑目的，因为在共有的信念之外，个体仍有独特的皈依。正如所有天主教徒都向牧师告解，忏悔则从不雷同。人们师习语言、获得思维的方式殊异，宗教也无法消弭这样的独立性。 出生档案记载我是法兰克福人，但法兰克福包罗万象，人们回忆的却是自己所在的那一小片地方。我真正的故乡是维多利亚—艾丽大街。 这条大街名不副实，只一条隐藏在城市边沿的小巷，居民是一些五方杂厝的读书人。他们因为附近一座大学和附设初等教育的建立而前来此地，真理是这些自由骑士毕生侍奉的领主。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骑士。他们不讲本地方言，我最初的口音是汉诺威标准音，童年在一群言谈千奇百怪，而又吊诡地热衷于普遍真理的父辈当中度过，他们领我进了一扇知识的窄门。 知识界自成一体，俨然新教弘扬后复生的另一个跨国教会。艾丽大街的人会为某个见解而大声吵闹，他们来自萨尔茨堡、吕贝克还是哥本哈根，则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爱国主义”。世界以抽象的形式栖息在这条小巷，国家是信仰的选择，地域观只在真知与冥顽之间壁垒森严。我的母语是汉诺威音，后来学会明斯特方言、柏林话，我最意气相投的朋友、渊源最深的人来自其他的城市。 何处是故乡，这个问题容易得到感伤而肤浅的回答。兰斯贝格隔断了正见与异端、生活与反常，哲学意义上的荒漠给予思想无限空间，我有足够时间思考一个不失分寸的答案。 故乡是意识的入口，一个人成为其个体的意识根植其中。我的故乡在哪里？海德堡温和民主的气氛滋养了最善辩的纳粹，年轻的警卫旗成员在利希特菲尔德度过激昂岁月，后来他在柏林笔直而空洞的大道上忘记生活，又到过东斯拉夫的冷冻土、荷兰内涝的海港、不列塔尼扎着都铎古楼的荒地。作为地理坐标的故乡毫无意义，我只眷念艾丽大街上一扇铁枝的矮小院门。 庭院里没有多少花草，白墙顶着红屋檐，一双父子伶仃地站着。我的父亲在妻子亡故后没有续娶，他精心饲养我，带我去看他走过的世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不合，家里饭菜至今是我牵肠挂肚之物，但一些抽象问题使我们沉默多年。 就像艾丽大街无处不在的争执，学术或政见、立场或宗教。自由骑士们喝着同一壶咖啡，争论时却能把桌子砸出裂缝。父亲师学于抽象理论，我从书本和辩争当中取得知识，形成了一些根本的观念。 它们不切合于实物。我对法兰克福口音的眷念远不如对内卡河水，我在那些因为冥顽、偏见或利益而不可沟通的人面前收获了绝望。盟军法庭进一步把绝望确定为无可挽回的毁灭，似是而非的罪名、各怀鬼胎的盘问、监狱里意图不明的谈话，最终让我除了沉默别无他选。 绝非所有人都对沉默无法容忍。但是砍去贩夫走卒的手脚会让他成为废人，为何那些犯戒的古代学士往往是受割舌之刑？文明社会擅长不杀生地摧毁一个人，死刑不过是一道附加险。 我走过不太长的道路、建立过短暂的功勋、获得并非神判的罪愆。模糊的地理故乡让我能够接受尸骨撒进伊萨河的终局，但精神的乡音仍难改变。使我成为自身的艾丽大街、那些自由骑士赋予我的精神无不在召唤我，到那里寻平安。 没有什么能阻止狐死首丘，也没有什么能抚慰死不瞑目。 1947年10月2日 16.风蚀作用 【原文】 死亡是意义的消解，那些终会被放进英灵殿的人只是脱离凡胎。——多少独裁者许诺过这样的英灵殿，只有耶稣建成了它，历代君王的许诺无不成为其僭主所称的罪行。 多少人在死前高喊过某种口号，最近的例子发生在纽伦堡。这些人面对罪行累累时也面露惭颜，却竟然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末日审判般的正名。逻辑在恐惧面前不举，因为此时逻辑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 逻辑实则从来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意义是信以为然，一切哲学在这里遁入宗教，笛卡尔与海德格尔互为仇敌。前者选择生活，后者选择存在。 无论从学界地位还是株连甚广的社会影响来看，海德格尔都主宰着这个时代。战争不是最残忍的毁灭者，他身后的复仇女神践踏了一切美德。为了向胜利者乞求偷生，人们不得不自我否认，昔日同袍之谊变为尔虞我诈的法宝，信念成为累赘，生存高踞于一切之上，乔装成意义本身。 我们吟唱过的歌诗无不成为笑谈，共同度过的岁月让人得以更彻底地互相告发，世故里不含天真，冷漠变为麻木。恐惧不仅仅让人放弃逻辑，也包括信念。 真正的死亡犹如风蚀作用，摧毁任何人造的纪念。 1947年10月30日 【编者注】 在瓦尔特·施伦堡作为被告人的外交部审判中，海因茨·加兰的证词如下： 美国国家档案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后续审判—外交部案，卷37：海因茨·加兰党卫军中校证词 海因茨·加兰（1915—）自1938年至1945年是瓦尔特·施伦堡的属下，曾担任RSHA四处E科二组成员、六处二等副官、六处一等副官等职务，亦是RSHA六处与国防军总参、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 谨以名誉为誓，确保呈堂证供的真实和准确。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一 1、我出生于1915年1月的法兰克福，1936年于海德堡大学毕业，其后加入警卫旗。1938年6月军队进驻但泽后，我调任党卫队保安处，并在这个机构供职直至1945年4月。 2、我进入保安处时，它正在改组为帝国安全局（RSHA），许多机构面临撤换改组。我在办公室留侯派遣，当时的办公室主管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机构内部的日常文书、协调部门间的配合、组织员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德国在东线已经转攻为守，不过一年前的快速推进中捕获了大量苏军俘虏，此时正直动摇期。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飞艇计划是从战俘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 3、很多集中营也兼做战俘营，当时人们不知道那里也关押犹太人，今天则以为它是专为犹太人而造。 4、飞艇计划的具体活动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即使它不涉及保密条款，每个部门也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一般而言，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这仅仅是我的推论。 5、飞艇计划是利用获释战俘到苏联境内从事地下活动，它没有屠杀战俘的理由。 6、我未曾听过战俘营里存在战俘非正常死亡现象。 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愿作出以上陈辞，已尽我所知，并力求准确。 速记人在第三段第6节末尾脱漏一句：你们是否听说过45年后德军战俘非正常死亡的传言？（手写，英语）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17.往日 狂喜可以是无比宁静的。让人获得解脱的不止超越体能的运动，把困惑已久的问题想出清晰而简洁的答案，人们便获得与俗利无关的成功感。如果答案甚至改变了既往的愚顽，它就直指向极乐世界。 在海德堡时我有幸遇到一位乐于辩论的朋友。二十岁上的粗糙理念被辩论反复打磨，对方的思维、措辞和辩论的手法、攻诘时的要害也被谨记在心。日后我们各奔前路，遇到更新的问题，仍能设想对方的见解。这些真正发生和想象当中的辩论随着经历而日渐精致，最终塑造了我们笃行的人生法则。 热爱思考的人很多，赖以为生的人则很少。对我来说，思辨的重要性不亚于德国猪肘。这不意味着放弃一半伙食来寻找思辨的话题，二者的关系就像空气与水。我惊讶于一些人能像空气兰花那样只依靠很少的水土便能生存，也惊讶于他们每以为只有空气是必要的。当你谈及阳光或知识、水源或思辨、微风或挚友、蜂蝶或快意江湖时，他们便嗤为不切实际；当你谈及泥土或家学，他们更横生妒忌。 只有戈壁上的动植物才这样坚忍而冥顽，但生活在温带大陆气候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当中，有着富饶而强大的国度的人们，竟也认定存在“低层诉求”和“高层诉求”，又对后者敬而远之。富可敌国的人训诫子嗣务要子承父业，而不是开创自己的理想。 如果信念是一种奢侈品，那么我就是个富翁。奇怪人们认可前半句话，却推导不出后半句的逻辑必然，因而我只能与很少的人分享这快乐。 我们谈及时代的涡旋。那时化学重新臣服于量子物理，后者却又遭受政治的攻讦。折弯的真理是否仍是真理，臣服的学术是否仍是学术？我的朋友引述了一句古代箴言，“没有一个屈膝的人是日耳曼人”。 那是在海德堡众千条小路之中的一条上，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行走当中交换思维，共同成长。时代因此而前进得更快，我们也更早地度尽青春。拿人和真理作比是错误的，因为不屈膝的人未必是握有真知。 “但追逐真理的是人，到处闲逛当然也有在路上捡到金子的可能性，但你总不会因此每天闲逛。”那个有着一头总也梳不平的蜷曲头发的人靠在山径壕沟般深陷于地下的岩壁上，显露出常有的欢愉。 相对于个体短暂的生命而言，这个思维是有意义的。正是“我”在追逐真理或任何种类的道路，“我”必然会考虑世界般宏大的理想是否在我有生之年，愿意垂顾于人类的窥探。 “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和创世传说，亲爱的逻各斯。是你我和众人在选择世界。” “那么学界今天的样子，” “如果有人能把执权柄的人赶下去，就能改变它。” 我们的谈论时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化学家放弃了他们捕捉到的量子世界，物理学家继续前行，但无法让自我的内心超越宗教般的经典物理。守旧的思想统治了学界，正如守旧的军人及其模仿者统治了德国。 “但既然我们选择了秩序。” 所以是纳粹上台，而不是社民党，也不是德皇威廉复辟。 “我们选错了。” 这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四年之久，而《纽伦堡法》已经订立。 “为什么？” 如果没有秩序，德国仍在消沉于二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莱茵兰不会收复，萨尔不会回归。 “连你也回到经典物理学了吗，逻各斯。我们所处的当然是低速的宏观世界，但讨论人与社会时不妨引入微观世界的数理思维。的确每个人都在谨慎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每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做布朗运动。秩序是机械主义的思维，孔德和兰克以及一切试图用必然性解释人类社会的学说都已经失败了。你自以为贯彻到社会当中的个人理想，只是丁达尔效应。” 怎么能相信这些文艺但毫无逻辑的说法呢，起码丁达尔效应和爱因斯坦理论所应用的领域就相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巫师。” 他笑得无比灿烂。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元首是另一个巫师吗。” 我眷恋那些无所不谈的日子，让思维前进到边地，濒临于真理和谬误之间。心智由此成长，此后我不再需要附庸于他人的理念。很多人把盲从视为虔诚，然而我找到一条出于内心的独立之路。 是的，我参加过青年团，投身于纳粹党中，参过军，也曾供职于这个国家最阴暗的暴力机构。但信徒和自由骑士的区别是，前者对他托身之外的其他组织和理念怀有狭隘的仇见，而这仇见根植于冥顽。信徒每以为思辨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无所适从，我并不需要这种外在的权威。 那些美好的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当我心生疑惑时我总是能设想一个对话方，在正与反之间辩难。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在交锋当中找出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早已无法用前辈的任何经验来揣测的世界当中，我凭借基本的逻辑向前走。 五十年后会有一群感伤的知识分子前来问询，“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但这一次的答案会与前一次不同。他们会看到一代代的人在这个出离于经验的时代里勇敢前进，走出一个迅速脱离于近代，乃至脱离于当下时空的世界。 1947年11月1日 18.未来 【原文】 “你今年25岁，战争结束时你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会拥有你的未来。” 成为死囚的今天我想起这位长者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他心焦于我所涉足的地方，而我满怀自负。今天我回想起他的时候已经32岁了。他留在东欧的雪原之下，我不断滋生的岁月很快超过了他伪造的年龄。 你今年25岁。 25岁时我认为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无往不利。现在我也拥有清晰的头脑，而失败并不是我所造成，但当时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则再也得不到了。 自由、集体、实践理想的机会、人间的温暖。 如果我没有在推动战争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现在就能以反战者的面目成为社会一员。找一份工作，拥有家庭，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但那会是怎样的国家？会更像威廉时代，更像古代，由特权阶级把持的那个脓血满身的帝国。我和生于一零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反对那些采用卖国手段来反战的人们而成为“战争犯”，我与这些顾及自身远多于大众的国家代表们的分歧永不更改。 于是当德国变成罪恶的代言者，我也就是为虎作伥的罪犯。浅显的经验主义思维夺走我应有的一切。 现在我行将赴死，却回想着1940年的岁月。那时我是安全局局长的得力部下，跟随他单刀前往明斯特，将涉嫌通敌的西墙总司令捉拿归案。刺客般简洁的手法，所有少年期待的冒险。那时我也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有一位深知我性格的弱点，并加以斧正的长者。那也许是我最好的年华。 在两年牢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绪紧张中，我总是设想他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对我投以关切的目光。那些用生命历练出来的灼见，用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国防军军官名为汉斯·莱曼，生于1899年，父辈是阿尔萨斯的农民。1930年后他供职于总参谋部，负责后勤运输，1942年死于东线。 加兰先生未注其姓名，他对那些渊源颇深但又试图逃避的人往往如此。这段日记简略，但或许这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坦诚。 19.世界 世界是一种经验。人文学家将人类经验总和划归为世界的全貌，心理学家则提倡个人经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特感知。他们都假设世界的边界乃在于人类总体的认知，却罔顾个人智力与生命有限。 个人能够谈论的世界仅仅是他所知的一切，因而只需拥有一门能够解释其个人所有经验的语言，就能获得安宁。但真正得到它的人无不被奉为圣贤，可见此道之难。多数人反而去寻求敷合于他全部语言的世界，因而败阵于能力的有限，时运的不济，悲剧的笔法由此诞生。 写这番话前我也沉浸于悲剧意识当中，过往的追求已成罪愆，曾经的信诺都已荒废，但现在我明白悲剧无非是信仰与生活悖离。不应该自绝于生活，因而不应该承担由思维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的痛苦，这让我倍感轻松。 我不需要所谓总体的“世界”，能被限制的只是身体的自由，语言和思想则能超越四维空间的桎梏。 这半年来我过得不太坏，重新看起求学时看过的论文，回忆往事，追溯我的所自，在所有的个人经验里寻找我的世界。它在我读过的那些清晰而睿智的数理论文里形成了最初的边界，又在我所投身的浑浊时代当中被赋予丰富内涵。我所走过的阡陌、见过的树木、赏看过的风景、一再想起的片段，无不是将我如此塑造的世界本身，我成为怎样的人，就必有怎样的归宿。 1947年11月15日 20.时代 最近我在逐步整理思绪。其过程颇类于收拾屋子，将过往的信札捆好并束之高阁，只留下生活所需：一套被铺、两套衣物、三餐定量、四季虚度。生活像被奥卡姆剃刀割过，凸现出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生物体，我们需索不多，作为有灵，则妄想无限的自由。所幸思维无须倚仗同等丰富的物质，只要人还在生存，它就自然生长。 思维使人成为能反躬自问的造物，这既是悲剧的来源，也是至福的起点。身体下坠时思维仍能架空其上，二者的隔离造成了文明中不朽的精神，古今莫不如此，未来或不以为然。我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点上，后世会有人将之作为近代与当下的分野，若您不苟同，敬请观其变。 这种可笑的划分使人类这一固定物种有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兵分多路的归宿。天堂远不是一个没有藩篱的极乐之地，一个在中世纪获准升天的人，会为20世纪人们所向往的天堂而愤怒。且不论因信称义，这个时代不认可苦修，视权威为无物，他一世的牺牲如今都被等闲视之，他的价值将被置于何地。 当我嘲讽一位中世纪的虔信徒时，未免也心寒于自己的处境。身为20世纪中人，我今日所持的价值观或亦在时代终结后被视若无物。认出这一点并不难，每当信仰改宗、观念变化的时刻到来，其前后都横亘着两个互不承认的时代。每当一个人屡遭问难，他就来到了旧时代的葬地。 他或也有过无上的精神世界，但是当目标不再具有普世价值，他所持的信仰就仅仅是个人的操守，而这终将被唾为食古不化。他曾经处于怎样一个时代？以他三十而立的粗浅阅历，尚不足以了解真相。但他先一步发现了它的结束，因而幸或不幸，即使不被赋予可实践的选择权，至少能设想要在两个时代的对立价值中作何样权衡，放弃些什么，从而拥有一些他原本视同草芥的价值。 这只是一个牢狱中人饥寒时的思维运动罢了。人们认为远足户外是一种有益人生的运动方式，在监狱里散步则仅仅被视为维护身体机能。思想或也如此，只是它的藩篱并不在于画地为牢的兰斯贝格，而是时代的堑壕。 谨守旧时代的信条意味着什么？你的灵魂将不被后人铭记。如果放弃？当后人又一次经历时代易变，你将与之同朽。时空是夜晚的路灯和阴影，精神在其中走过，时明时暗。 1947年11月30日 21.德意志兰 从马斯到默默尔 从埃施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现在这段歌词被禁止了，但是被砍头的罪人总会亡灵复活，继而得到对真相一知半解的人们的崇拜。“德意志高于一切”，崇拜是一种多么省事的行为，附庸于强力意志因而不必思考，享受一切懒惰无知的便利，责任则由他所附庸的强权承担。 人民不是因为未被启蒙而选择极权的，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狡黠。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独裁者都一度获得大众的拥戴，等到怨声四起，自有皇帝或外国总统为民做主。砍头！下台！人民喜迎一届政府的建立，又喜迎它的倒阁。 德意志高于一切是那些拥有德国的土地和军队的贵族的吹嘘，他们的特权来自于老德国的法律。与国际金融休戚相关的罗斯柴尔德们则宣称世界主义才是普世价值。二战到底是世界罗斯柴尔德反容克战争，还是罗斯柴尔德与容克反人类战争呢，现在德国人痛恨自己选出的元首，但何时人们才愿意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跟着俾斯麦威廉兴登堡希特勒阿登纳翻身求解放。 1947年12月12日 22.哲人路 1932年我离开家，到海德堡念大学，次年纳粹上台，我的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那时我不是他的青年团员，也不是纳粹党员。世事万端，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末日审判时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至少天主教早已明言怎样可以飞升，怎样则会下地狱，人间的法庭则在事后才条列罪款。 20世纪不愧为博彩的世纪。但我对迄今走过的路并无悔意，因为在每个十字路口上，我曾经审慎思考。至于世事更迭、际遇好坏、事与愿违，则属于现代社会的不可知论。地理学家认为纵然条条大道已经在大地上铺开，每个人仍有其个人路径。其他人称之为经验、背景、履历，或更为优美的心曲，林林总总，无非是长辈、政党、雇主和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的认可。 我的个人路径从海德堡出发，此前是遵循一条固定道路前进的少年期，此后是世界纷繁的可能性。或许每个中产阶级男性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些无根的伪贵族在自立门户时会兴奋不已。 那时我在海德堡镇上的大学和几十公里外的路德维希港之间穿梭，有时也到北山一带的教授家中求学。海德堡经院式的教学方式并未被年齿最幼的自然科学部习染，我一直知道前往教授家中的那条山道有着“哲人路”的别称，曾有名列于教科书的大哲学家在这里走过，但当我走在同一条路上时，却毫无缓步踟蹰的意识。我侍奉真理，人间的琐事都是赘物。 我也罔顾真理代言者的来路不明。科学被认为是不涉政治的，但科学家不是，名垂史册的科学家无不曾是御前学者，碌碌无名之辈则为教职而远走他方。当时我走在这条颠扑不破的人间道路上，尚未惊觉两旁怪石嶙峋。 反犹主义改变学界格局时我持什么态度？ 诚然科学式的睿智敲击过我的心灵，迷恋过一个简洁定理的人会对“犹太人的科学”和“德意志人的科学”这类词无可容忍，它违背了接近真理的道路。当勒纳德物理所的崭新牌匾出现在哲人路旁，我知道德国物理学正遭逢横祸。但学术的不幸往往是学术界人的侥幸，削去一代学术巨擎必然引来革命，每每让人类离真理更近一步。 勒纳德的学术思想让我想起杀死哥白尼的天主教会，但哥白尼实与希特勒同为一流，只有伽利略才是那个时代的巨人，党同伐异是改变不了真理的。 但党同伐异可以改变世界。技术是一柄精钢打造的剑器，而不是持剑的灵魂，哈伯教授发明的芥子气只是提供了一种战术，就像他发明合成氨所提供的农业耕种模式。日后他可以选择忏悔，也可以选择自证清白，就像今日的奥本海默。科学家属于各自的祖国，于是他们强调真理的中立。 对于改变学界乃至让德国没落的种族政策，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如此。我曾把海涅诗集放在枕边，但文学触感过于糟糕，一如当时未涉人世。 名声大噪的哲人路实为海德堡郊外别墅区的一条山道，黑格尔曾在这里思考，这条山道由此得名。对于学生而言，那里是教授的住宅区，登堂入室无疑是一种殊荣，但无济于驱散走在这条路上的拘束感。海德堡和当时所有名校一样有许多身世不凡的教授，庭前种种花木强调着其家眷的矜持和细致，因而我更爱哲人路尽头靠近内卡河的一小段。 那里的蒺藜扑向道路，壕沟般的石路在荒山上蜿蜒，椴树遮天蔽日，适合狂恣的思想。我那位学艺术史的朋友时常在这里堵截我，我们辩论那些因为涉及情面和身份而时常被人文学者糊弄过去的社会规律。纯逻辑的线条凛冽，就像初生的意志。 自然学科使你明白世界，人文学科使你明白人类，哲学与物理学则致力于万物本源，试图解释所有法条背后的规律。意志是在那之上建立的，余者只是某种宗教的附庸。这条浅显的道理摆在人间时却总是招致诸多菲薄，人们惯爱向异端和异乡客投掷石头。 我的个人意志是在哲人路通往内卡河的一小段山路上获得的，它继而向下延伸，跨过河流回到大学、大学边上我租住的公寓、图书馆与广场、人声鼎沸的学生运动，最后抵达一条重归僻静的小路。我的业师、指导我在专业道路上取得每一项进步的卡尔·博施工程师住在那里。施洛斯小径在内卡河南岸蜿蜒，最终没入城镇边缘茂盛的树林。这条漫长的山道上印着我的大学时光。 入学不久我就到博施管理下的BASF实习。应用化学实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最前沿的技术是那些与工厂联系紧密的学者实现的。哈伯教授的合成氨法需要贵金属铂作为催化剂，只有发现铁在高压环境下可以作为铂的替代品，合成氨才能最终成为工业，后者是博施的功勋。我在实验室里学到了把理论变成工业生产的具体思路，在他娴雅的家中聆听这一门学人的丰功伟绩。大至乙烯生产的温度控制所经历的千百次调试，小至波尔多液如何拯救法国葡萄，重要如氧化氘在原子物理实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寻常如常用仪器本生灯开启的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博施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所有从事应用化学的人都理当是实证主义者。 但我纵任的是逻辑、原始概念、基本规律。非常奇怪，在海德堡这样狭小的世界里，人们竟也有如此之多的个人路径，各自通往它外界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下一个阶段的生处死地，在短暂的相聚中迸生电子跃迁般的光，然后回到能量更低而稳定的基态，从容经历漫长的离别（玻尔模型。——编者注）。 我向业师询问应用化学的意义时，他带我去看奥堡银光闪闪的高压合成氨塔。那是他和哈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杰作，它让德意志的犁耕作在更肥沃的土地上。这景象激动人心，但逻辑断裂了：这是应用化学的功能，正如铁匠、军人、教师不失为体面的谋生本领，却与人类生存的意义毫不搭边。 我个人为何从事应用化学，而不是别的职业？它不是必然选择，而在21岁时，我以为成为党卫队员并加入军队有着当仁不让的核心价值，并且势在必行。 不是因为这个组织多么高尚，恰恰相反，它值得坚持的理念和令人堪忧的理念执行者让我妄自断定，它需要我本人亲执矛锐去剔除那些伪劣的国社主义者。我的好友曾用清教运动加以讽刺，他是对的。 大四的一天我走出奥堡的研究所，金属塔上反射的阳光增加了水泥路面的热度。这一带荒无人烟，却种植着德国化工业的未来。与我渊源良深的地方大都如此，由新建的大学殖民而成的艾丽大街、一片荒地上的奥堡合成氨技术研究所，即将前往的利希特菲尔德有着普鲁士军校的深厚传统，但作为警卫旗兵营则是一段崭新的故事。我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历史是在前进的脚步下铺陈的，人类比道路走得更远，不得不披荆斩棘。 我向业师提交了一份结项报告，它已经取得的实验结果不容质疑，但后续仍有大量的操作和计算。我的业师愕然而视，仿佛交响乐刚刚奏完序曲，而提琴手已经离席。 “陈述你的想法。”一段沉默过后他这样说到，我在他神情严峻的脸上读出既往三年的师生之谊。博施是杰出的应用化学家以及卓有远见的企业家，法本不仅仅是一家效益巨大的工厂，更是与国家竞争力衔接紧密的化工科技的前沿阵地。博施在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以外，他作为学者的教导谦然而深具启发。 “我要参军。”我则像一匹不服管束的马驹。 更漫长的沉默让我们不得不找出别的理由退场。我离开奥堡和路德维希港，把几本书还到业师家门前，他没有把我延请至家中。 道别简洁得就像计算结果。我仍然希冀有个错误的算法或不正确的公式引用，才得出现在的答案。为何我的业师未发一言，是否他已预见再清晰完备的逻辑推演也阻止不了一颗冥顽的心灵？ 但我告别了施洛斯小径，回到河对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纳德物理所，那里不再传授“犹太物理学”，哪怕勒纳德先生的实验曾经为量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我向他请求一份推荐信，他很爽快地签了字，后来我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成员。 在哲人路通向内卡河的一段，我与我的朋友激烈争吵。 这条是非不断的道路曾经是机械主义的圣地，从黑格尔到勒纳德无不皆然。我在这条路上去而复返，是否也印证了我思维的肤浅？ 今日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惭颜，时过境迁后面对离别造成生命的干涸，我对这个决定多了一分歉意。当时业师没有和我辩论，像我们在化学上的论争那样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针锋相对。或许在纳粹上台三年后，他对这个国家和跟随国家而去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我曾经是他最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从校友会上得知卡尔·博施工程师逝世的消息。他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前往使他扬名天下的路德维希港，德国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爱的样子，他安葬在学林秀丽的海德堡，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与哲人路遥相对峙。 1947年12月18日 23.一封信 【原文】 几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惊悉你在兰斯贝格吃好住好，又提笔作文表达向死情绪，吾心甚慰。随附一本购于海牙的同题作文，期见。克里斯托弗。”包裹里躺着一册小开本的《狱中书简》，作者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旧识。 往来战犯监狱和外部世界的书信要经过一道审查，我在帝国审核书报，如今有此际遇，也算报应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贯作风用了假名，但审查者会知道我有一位对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着一道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识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带嚣张的笑容，设想他要对我说什么。 “岁月徒长，自斯特拉斯堡一别后又是三年，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而你自诩得到了终局。”凭借多年熟识我肆意想象他的语言。1944年在阿尔萨斯我们交过一次手。那时法国游击队抢在盟军前占领斯特拉斯堡（攻占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国第二装甲师，不知为何作者会将这支正规军与游击队搞混——编者注），德军后退至齐格飞墙一带，我从瑟堡潜行回国，生硬的法语没能瞒过逡巡的游击队。他出现了，对他的同伙宣称我是他的一位波兰同志，“跟我走。” 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作任何的谈判。” 他把嘴紧紧合上，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眼神也能显得坚决。 我看过太多死亡，有罪或无辜，有的出自我手，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您是否想过，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 “为何？” 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即使两国交战，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 他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 他开始讲课，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如此滔滔不绝。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而身为游击队长，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 “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您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 “那么您的正义呢！用毒气虐杀犹太人，迫害不同政见者，使欧洲陷入战争？！”他猛然站了起来，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 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我沉默地与他对视。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 “请坐吧，”我对他说，“您的腿不适宜站立，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 我的朋友两手交叠在方向盘上，沉默不语。法国抵抗者里昂总部在1944年春被破获，其魁首马克·布洛赫成为殉道者。他写有一部享誉学界的《封建社会》，但有的人无法在书斋和外部世界里同时保持睿智。 “你杀了他。” 是的。当时我想看看这位人文主义者对我这个德匪有多大的仇恨。“如果您出狱后仍然要对德军进行恐怖袭击，不妨先在这里表个态。”我这样说，把配枪交给他，他焦灼的眼睛里涌起震惊和愤怒，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生于法兰西，啜饮于她的文化长河，她的过往铭刻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 他用祷告似的语调说完上述一番话，然后涌起不可遏止的愤怒，向我扣下扳机。 但是，我藏在袖中的另一把枪已经打在他的膝盖上。 我不与他争论历史哲学，他却试图和我比试枪法。于是“危险的敌对者”布洛赫教授被转交回盖世太保审讯，他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死在里昂郊区的荒地上，后颈开枪是德国人的行刑方式。 “现在你想和我说些什么？”我看着眼前衰草起伏的荒地，我的朋友的面容疲惫。布洛赫是他所尊敬的师友，因为相似的主张而成为地下抵抗阵线的伙伴。 但他遏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们都是欧洲人，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此刻我明白的却是布洛赫教授的遗言，切换字句后恰如其分。我生于德意志，他的尊严践行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我对他说，现在我的枪也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开枪或放我走，但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说罢拉开车门向荒地走去。 “和当时一样，你另有一把枪。”身后的人有一口汉诺威的小舌音，我的朋友喊出我的名字，“海因茨加兰！单对单。”我猝然转身，小口径的警用手枪指向我的眉心，而这个狡猾的特工也举枪相向，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 我身携一份秘信赶回柏林，准备谋划阿登反击战，我的朋友不知其内容，但猜准了我们立场相左。他扣下扳机前先示意我拔枪，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 现在三年过去，“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的朋友，我们会有一番怎样的交谈。 1947年12月21日 【编者注】 1944年11月下旬法军攻打阿尔萨斯，马尔罗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参加作战。这支游击队虽然武器装备不全，但作为法军的增援参与了多场战斗。其后驻守斯特拉斯堡，并于次年1月与阿登反击战的德军对峙，最终守城成功。 这段小插曲注定要被诺曼底登陆或攻克柏林一类更具战略意义的历史淹没，但并没有逃出文人的笔墨。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作家、小说家、记者或其他文字工作者，马尔罗更是一位撰写传奇的好手，早年曾以一部真实性堪忧的亚洲革命纪行扬名文坛。后来解放斯特拉斯堡成为法国光复的经典战例，阿尔萨斯—洛林旅名噪一时。 加兰先生的挚友伊萨·罗森斯坦因也参与了马尔罗的战斗。这位前党卫队成员在1941年被发现犹太血统，他们再次在德法边境相遇时已各为其主。“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身为法国游击队员、斯特拉斯堡守军的罗森斯坦因对加兰举枪相向，后者还以同样的决绝。 多年后我把这则日记放在罗森斯坦因面前时，他说，“真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一名剧作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谈论这件事时加兰先生已经去世，罗森斯坦因则在法国监狱里，但看上去一派优容。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收紧下颌以使自己不那么像在吹牛。“他可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补充道，“御用文人不也是文人的一种嘛？” 那天他把雪铁龙开到阿尔萨斯一处无名荒地上，试图说服加兰与之合作。“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而我也没有制服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打算，”罗森斯坦因望着前方略高的地方，人们在陷入回忆时是很难撒谎的，“所以我踩下油门，准备把车开到十米外的河里去，反正我们都不太会游泳，如果老天站在我这边，兴许结局会令我满意。” “不，这跟大义凛然丝毫不沾边，我只是信任老天会眷顾我，”他摆摆手，“可是那小子差点把我手腕都拧脱臼了。结果我们只是在车里打了一架。” “但愿您这位文人没有被揍得很惨。”我同情地看着他。 他顿了顿，旋即笑了起来，“实际上是你爹被搞得很窘。噢不，我不能对我的教子说这些，我改变主意了。” 不得不重申我没有什么教父，虽然这会遭来“一个男孩怎么也那么看重名分”一类的调侃。我那一星半点的贫嘴大概都是跟这位大叔练的，现在我好奇他到底对我老爹耍了什么滑头。 “你知道，即使打架也有一些禁忌部位，”他停顿了一下，看见我皱眉后更加好整以暇，“所以我就——噢，当然不会违背骑士精神，事实上我正要发扬骑士精神，像浪漫小说里那样。” 我真的后悔自己的好奇心了，为什么我的父辈从来没给我树立一点正面的榜样。 据称老爹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好友一记头槌。所以当他逃出雪铁龙时，两个人都眼冒金星。他们各自拔出枪，“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上帝知道他们都在瞄准哪里。 一切细节都是信仰的绞刑师，还是来讲述更为宏大的历史吧。他们骑士般的友谊并未因此破裂，但两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血河。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爆发，德军重新攻打该地。阿尔萨斯—洛林旅奉命死守斯特拉斯堡，这支传奇般的游击队抵挡住了德国人的背水一战，最终让战争惨淡收场。 这是史实还是史诗？二者正如这对挚友对他们相遇的说法那样各执一端。在本文作者看来，阿尔萨斯的解放仅仅是德军的战略性撤退的结果，而阿登反击战是由于燃油等后勤补给的沉疴而崩殂。似乎只要给坦克灌满汽油，德军就能再次越过斯特拉斯堡，直抵巴黎。 【一九四八】 24.新年 死囚们筹办在监狱里的第三个新年，圣歌在火鸡肉的香气里飘来，不同的教派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我拿着一只未发酵的面包，看着桌子对面与我一样年轻的笑脸，大口咬下去。 景象和在警卫旗时一般无二，只是这里有一道高墙阻隔了外界，但那时我们也没想过兵营外的世界。1938年的圣诞礼物用普通军袜包裹着的酒芯糖，缩微的巧克力酒瓶就像玩具。塞普老爹反对年轻人吸烟喝酒，这癖好后来沿袭到党卫军青年师的配给上。 那时人们成长得更快。战争末期我们还不满三十，已经在比我们年幼的人身上唏嘘自己的过往。我们这些一零年后出生的人有幸遵循自己的意愿，走上如今的道路。1933年纳粹上台时我十八岁，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生于二十年代的人自幼便在纳粹笼罩下，尚未懂得人生的正道，就被狂热宣言驱使到战场上。这些仅比我们年幼十年的后辈自来被灌输一整套纳粹理念，我们便身负指引他们避开毁灭的责任。 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少年的死亡，很多人死在战场上，现在由于不堪忍受刑讯，十八岁的孩子死在监狱里：几位党卫军士兵的尊严破损，几个人用裤子挂在窗上结束生命。活着的人无法为之鸣枪敬礼。 残存的人布置起圣诞晚会的会堂。没有圣诞树，但是有圣餐，取代帝国时的烛火和煞白的百合，假装成一个简朴农家的新年礼。我们喝咖啡代替酒类，统一的囚服使我们像一家人。我看着故友重逢：身份改换，面容渐老，笑容是苦中作乐，但经年的友谊是真实的。就像在瓦哈拉，只是这里的英灵不享有永恒的殊荣罢了。 自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即使在监狱里，生活的片刻温暖也让人沉醉。于是我扭头看向窗外的高墙和铁丝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实。 新年快乐。 1948年1月1日 25.死亡 死前的记忆总是特别清晰，往事根据它们在我骨骼里的深浅而先后来到，回忆所用的时长也以此为据。这就是记忆的力量。人为了实现价值而生，而记忆就在人所经历的各向同性的物理时空之中，把某些经历赋予更高的价值。 死刑因此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人道。假设安排后事是每个人生命里最后的愿望，那么在监狱里等待可以预期的死亡，就拥有了思考在余生中做些什么的权利。 遗憾的是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美国人令人失望。两年前我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我仍然这里，看着太阳从高墙的一头爬起，又落到墙的另一头。 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被剪除了重要新闻的报纸外不被允许接受外界信息，除了无关痛痒的书籍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时间变成纯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26.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气味清鲜。柏林，浪迹的生活被各种事件冲乱。布拉格通往中世纪的查理大道上，春寒让人禁不住竖起衣领。东线，我在一个锈蚀的炮架边上看见一株欧石楠，其下是冰封的年轻人的尸体。 在战争的严寒里，我见过很多的春天。阿姆斯特丹浓雾深锁，日内瓦湖畔风光明媚。1944年斯特拉斯堡空袭后，圣艾蒂安教堂墙角一丛勒杜鹃开的鲜红。但1945年的春天从未到来，我走在莱茵河岸无尽的瓦砾堆当中，这条载着德意志最辉煌文明的河流，此时只是冒着黑烟的废墟。五月，柏林在巷战中化为灰烬。 五月是怎样的季节。 几年来我们对此噤声，好像这样就能让记忆拐过弯去，覆水再收。在一生的终结地兰斯贝格，时间过得太慢，不得不细心查看大自然的琐屑变化，才能发现日月流逝，而我们对此背过身。直到今天我迎头撞见它，才又看着窗上羽翼丰满的斑鸠，寻找五月的气息。 我在海德堡的丛林里呼吸过的空气，在柏林轴心大道上看过的秀小的菩提树，都提醒我春天的含义。那时我们的面容和现在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生与死倒置。在又一个五月初至时我想起生活的感觉，那些过去将带我迎接短暂的未来。 1948年5月13日 27.柏林故事 【编者注】 这是一段极其抽象的回忆。作者不去记叙那些漫长的故事，而是直接落笔为过后的省思。从晦涩的语句中只能猜出那是他一生最鲜明的岁月，他对之作了细致分析，却认为不足为外人道。 这是作者的个人路径，只有同路人能分享一二。如何读懂他的人生，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面对这篇抽象概念组成的回忆，我只感到进入历史的荆棘丛生。 【原文】 在兰斯贝格追忆柏林，就像在远别后追忆暗慕之人。我想念他们，但四维时空里错误的时间地点会导致事件不能发生，主观意愿再强烈也没有用。就这样，我看着新刷了灰浆的围墙上飞起一道山影，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那座城市。 我来到柏林时只有21岁，而以市民的身份生活在其中，则要到1938年的夏天。那时我从警卫旗的军人变成安全局的政府职员，离开部队管理而投入社会，生活一下子多出安排一日三餐和与邻里相处之类的琐事。此前我是在总理府前走正步的“柏油路部队”仪仗兵，高等学府实验室里的大学生，中产阶级家庭独自长大的少年。 但也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弥足珍贵的人，懂得从未想过的一些概念。于生存本身它们只是奢侈品，于人生则善莫大焉。毕竟没有人必须依赖谁而活在世上，但不系于血缘的手足连理却可告慰心灵。 调任安全局后，我在威廉大街与一位大学故友重逢，那时他令人惊讶地穿着党卫队制服。我们的关系终止于两年前我要加入元首卫队时的一场争执，现在他竟也成为帝国枢机部门的一员。他粗框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了许多，我们的和解以向世界妥协的方式实现。 “不，不是这样。”他说，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各自转着浓缩咖啡的小杯，他已经改了喝加两块方的奶茶的习惯，“无非是因为我们选定的道路不够笔直，总不能在到达之前先撞上南墙。” 我们又交谈起人生，交谈起大学时在星形树叶下讨论过的抽象话题。“人生从未如我们所设想，正因为如此，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是放弃自我的理由。”他说，现在海德堡的曲径换成柏林的大道，军装风纪扣取代圆领角衬衫，语言更为丰富，眼神的复杂却没有掩盖如初的固执。 “庸人往往视妥协为识时务，但是灵魂一旦动摇，人就在岁月流过以前先自暮气沉沉。生命是不必有意义的，但如果相信它的意义，就享有年轻和锐意。”是的，我在很多双眼睛里找到过这种激情，而当这独特的目光交遇，彼此无需多言就能相认。 “那么你呢，比当时多懂得了些什么？”他把目光递给我，这个比我小了近一年的人有时会诘难我的幼稚。 我懂得了抽象信仰在传教者的血肉之躯面前的轻佻。践行理想要越过所有社会皆难避免的圈套、暧昧和倾轧，名之为政治未免独大了政治的肮脏。“如你所料，我为它做了缺德事，”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上面沾满污渍，“但看看那些丢掉了魏玛的社民党，这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我们默契一笑，收下彼此的和约，找回各执一端而对立，却和平共处的方式。过往数年，正是在这种最深层的认可之上，建立着我们各有所往的人格。 有的人因为心灵上的异构性而无法成为同路人，但无碍于彼此深刻了解，我和那位大学故友就是如此。有人则是在你试图接近时，先已有了另一个与你无关的寄托。 我在来到柏林，初次濒临世界的冷漠时邂逅了一座温暖的屋子。它激起我从未有过的对于“家”的深情。即使那只是一种虚构，此前我过着另一种更为热烈的集体生活，或我本来、至今，都是个更愿死于抽象理想的人。 那座放满柔软靠垫的房屋是他的心灵，我是这位好客主人的常客。但只有被他视为家人，才能在那座温暖的屋子里久住下来，分享他的喜乐，与他生老相依。而失去这层信诺，就失散在世界的仓促当中。二维世界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必定相交，这在三维世界这就站不住脚，而在四维世界，则是连这两条线本身都可能消失。 死亡会让我再也无法接触到他，而对方的心不在焉或麻木，则是割断联系的更锋利的一柄刀。 我不愿回忆更多，只能信任孤独，告诫自己本身被剥夺的东西不应在别处寻找，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此外我所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时刻擦去妄想说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广大容许亿万种可能，而它的宽容造生亿万种遗憾，人生如此，追袭我每一步的前进。 这番话过于晦涩，只有几个当事人了解其衷曲。但这是我的二十五岁，世界敞开它无所不包的色相，我学着表达我与它的联系，用行动或语言，不以拒绝或否定。今天我想起在柏林的那段流徙而相聚的岁月，就不可遏制地想起这些抽象思辨。 我仍然记得那些谈笑风生的午后。那时我涉世未深，有过偏见与激情，错过一些真理，坚持过不少陋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世界的另一面，用等量的洞见标明我视野的局限。那些跨越岁月的信任是行动的基石，后来我面对各怀鬼胎的人，在满是异己的狭窄河道里穿游，就凭借这些信任，走出自己的路线。 现在我三十岁，在过早来临的末日回想此前获得的这一切。感谢神灵将我投入这并非多好的时代。我加入某个拥有共同信念的组织，拥有另一种更小但更紧密的私人关系，十年的狂热和轻信没有夺去我，因为如果我的朋友尚未使这个冥顽的灵魂懂得何谓正确，至少也纠正过他的谬误。 人们在年少时健谈理想，那时一无所有，因而妄言付出。我有过这样空白的激昂，战事未起时曾用各种漂亮的语言宣誓。今天我们要死了，被剥夺荣耀和信念，打碎理想。看着这些残骸时我才知道，我曾经美好而富足。 在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我一无所有，只是仍记得和挚友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年轻。”他说，现在我们做到了。尽管他在德累斯顿的空袭中生死未卜，我坐在死牢的底部，被外界否定全部的人生，谁也没有对平庸妥协。 所以直到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也能说，在这个誓言下我走过了全部岁月。这是我的盛年，柏林记下了帝国的罪愆，我们的年华在其中等速流过。 1948年5月15—17日 28.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费尔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时间里，写下人类应该自由信仰宣言。后来他因为牵连进一起英国间谍案而死去，因人废言，他的《狱中笔记》在纳粹时代被禁毁。现在自相残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书出版于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书寄给同样在狱中提笔作文的我，居心让我知道血债犹存。 “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给专业管理者以权威，而不是权力。”我的朋友并不喜欢朋霍费尔的民族主义，他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更为淡漠。但这论调异曲同工，我也的确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温和的卓见。 于是我的朋友带着讥讽，为我指出一条安宁的道路。现在我走到狱房甬道的尽头。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逻各斯先生”来访。那是他大学时的绰号，现在“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们可以谈些更好的话题。 1948年6月1日 【编者注】 我在1964年遇见加兰时常提到的这位朋友，当时他因为间谍罪，被关在法国自己的监狱里。伊萨·罗森斯坦因是加兰的大学同学，生于瑞士，长于德国，战后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柏林一同度过寓居他乡的岁月，又在德法边境上剑拔弩张，情节详见《一封信》。1956年，他参与了加兰意图收复东德的那场密谋，事败后加兰车祸身亡，罗森斯坦因则被自己的单位，法国外情局七处判了间谍罪——这个错误，耽于度假的法国人目前还没有发现。 由于一些不便披露的机缘，我得以面见加兰的这位故友。“48年后，父亲的笔锋明显不一样了。”我试探道。 “那小子想越狱。”他扬起嘴角。 1947年底罗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费尔的《狱中笔记》带到狱中，作为密码本。这个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后半年加兰依靠它破译密信。“我告诉他盖伦早就投靠了CIA，后者是他以为缺乏逻辑的OSS的后继。”现在他深陷在沙发里，有着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与狡黠，只在皱眉时显露出应有的书生气，“斯科尔兹内逃狱后去了西班牙。失踪的缪勒据悉在苏联，我建议他多关心古德里安将军的近况。” “为什么？” “东线外军处已经成为美国的雇佣兵，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正要成为美国顾问，而身在苏联的缪勒熟知德国。如果不弄出个狡兔，这些走狗岂有长日？三十年战争即将开始，斯科尔兹内却没有前往与他上司关系良多的英国，可见在这场游戏里，安全局六处已是一枚弃子。”罗森斯坦因的话音缓慢，仿佛置身事外，“别瞪着我看，记者和间谍只是一线之差。”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 29.逃亡之路（上）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样。 萃集这些文字花费我不少时间。它们散见于笔记的诸个页码，时而潦草难辨，时而前后不衔，似乎作者有意记录它们，却不愿让人一目了然。所幸它们共同依循一条逻辑线索，或者说作者相信如此，于是这几十段草率记录的段落得以编辑成文。 它肯定不是作者愿意呈现世人的，其分章布局也并非作者的意愿。但是后来者妄自尊大，以为能窥知前人的思绪。我将之连缀成文，用文中“我变了节，走上逃亡之路，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命名为题，又分为三篇。 上篇与纳粹时代一同终结，故事的主人公成为战俘；中篇下迄1948年，他从战俘变为战犯，端看满盘皆输的棋局；下篇紧衔之而来，生机和变节一同到访，他拽住了那条并不体面的绳索，攀登到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M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提供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提供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的房子沿着运河铺开，而盟军在这里投下第一枚炸弹。 “战后吕贝克也许会被英国托管吧，您的英文怎样？”我领着他走在空旷的过道里，紧闭的房门就像一座座墓室。 他在斟酌词句，“元首不是说……要战至一兵一卒？” “那么这一兵一卒就该好好的想，该如何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档案室。这里藏有一切证据，日后让其占有者据以邀功，或落入敌手成为罪证，无疑是一个机构最秘密的地方。看守者是个戴着圆形眼镜的文人，他并非我的僚臣，但这种时候，人们关心出路远胜于升迁。 “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30.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提供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31.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我们默契地对视，不发一言。 后来韦塞尔间或到狱中找我，交换各自的筹码，刺探对方的把戏。这是个不动刀枪的时代，施耐德只有一群军队出身的老部下，他们是否会在出外勤时操正步，吓跑一条街的鼹鼠？ 他需要政情处的案官和线报网。 他和施伦堡互不相帮，因而找到我。 “可是政情处的档案已经被销毁。”我对韦塞尔虚晃一枪，“他派一个少尉和我一起办的。您也许认识这位荷尔施泰因人。他后来怎样了？” 韦塞尔顿了顿，没有讲出少尉的名字，他在躲闪，“他死于柏林保卫战……兵荒马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在狱中，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去报告？” “但博士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您会把这份厚重的筹码扔进火堆？” 他和我都笑了起来。 我想告诉韦塞尔，人和胆小鬼分属在字母表的M和F，不太容易混淆。六处的档案记载了它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可供要挟的弱点。掌握它就能掌握德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情报工作。我烧了它，但他们相信我另有底本，我就凭空多得一份筹码。 “那么，用这些内情能交换什么？” 韦塞尔的眼睛直了。 盖伦希望与我交易，或是他的亲信韦塞尔想拉拢我。这两条路有着细微的差异，现在还不清楚。直到我走出监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其内情并成为同谋，才能知道今天的应许意味着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我用国家机密与美国合作。 有几成把握不当卖国贼？ 这段时间我过得平稳。时间仿佛回到从前，情报工作新鲜刺激，挑战思维和耐力的极限。我在窄小的囚室里，接收更多的外界信息，思考一些不符合死囚身份的事。 迷索逻格斯给我寄信：古德里安成为美军顾问，盖伦主持了CIA派属不明的地下机构。斯科尔兹内从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试图在零丁的拼图碎片上窥见全图。它们暗示什么？国防军高层幸存的关键人物已是美国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归英国统辖，又在45年后易手美国，再往东就是苏联的控制区。——德国分为东西两半，各为美苏的桥头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鸟，“请帮我把这管牙膏放进信箱。” 三天后，韦塞尔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害我找错了接头对象！”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说明我是谁的东西交给菜鸟，让他放进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里，使用美军监狱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轧扁后再折起来的人只有一个。 但他没有注意牙膏厂牌。 不知道他找错了谁，看来没少吃瘪。 “……很高兴您能全身而退。”我们瞪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这次乌龙说明了两点：一、韦塞尔和此类正规军人真的不擅长跑外勤（我也蹩脚于此道）；二、韦塞尔与我的联系并未让盖伦知道全情。 “我想起来了，六处另有一批档案备份。”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语速缓慢，韦塞尔的眼睛像鼬鼠那样亮起来。 “你也许知道，它们涉及六处使用过的案官和线人，如何联系他们，采用何种诱饵或手段能与之合作。还有各国政界要人的丑闻、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倾向。以及欧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厅、酒吧、下级旅馆可供接头——你也许不知道，六处还有许多尚未动用的鼹鼠，他们捱过了战后搜捕，现在仍在潜伏。” 我说这番话并无把握，但韦塞尔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开个价吧。” 我已厘清了道路。盖伦组织的格局已经改变，战争时代由军人主导的东线外军处变为和平时代的情报机构，分析科科长韦塞尔希望进入情报搜集的领域，与盖伦的其他几张王牌相抗：这些人对苏联以及东欧的军事情报了如指掌，但并未涉及德国境内或西方。韦塞尔想与我联手取得这片空地，成为盖伦手下的一号人物。 我看着这个荷尔施泰因人。他与我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逻辑上我胜一筹，交际是他的强项。曾经我们一起设计外军处二科的编制，互知底细，棋逢敌手，与这种人合作势在必然。 他现在的棋谱是借由我所掌握的六处档案，组建德国境内的情报网，而我的身价，是介入他此后将无暇顾及的情报分析工作。 这是盖伦组织的核心，我要成为盖伦拔不掉的一颗眼中钉。 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墙外的世界在思维里呈现出来。经历威廉时代和第三帝国，两次覆灭，德意志兰又回到三十年战争。为何一个死囚想到即将与己无关的事情，会死而不宁。 这让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带着必死的信念穿过美军的封锁线，成为战俘，现在为世变后的“合理性”愧对誓言。我变了节，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 与任何主义无关，背弃内心本身是一种责罚。但后悔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我别无遗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32.豚鼠 【原文】 午后的阳光斜设进来，我把瞳孔对准太阳的方向。这种消磨时光的方法让我想起埃尔文。大学时他总是把自己镶嵌在一堆抱枕里，说要在黄金般的午后享受字面义的“度日如年”。 我在大三那年认识了他。他是慕尼黑来的交换生，比我低一级。欢迎会后他抓着我抱头痛吻，用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打着响鼻，说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礼。谢谢感冒病毒，让他简化了礼仪。 那年的交换生里有不少青年团员，组织让本地生一帮一的接待他们。由于他那极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当支队长问我对谁最有印象时，我就脱口而出了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里安了窝。 那天他提着“反应颠沛流离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现在我家门口，大喊“这里怎么干净得像停尸间”，我从不知道寄人篱下也可以这么趾高气扬。 他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试图用随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来对床和桌椅让它“变得更有人味儿”，虽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没有得逞。 但某天当我从实验室回来时，却看见屋顶的吊扇赫然变成了火红色。 “被这种颜色的风扇吹着，是多么的温暖啊！” 我真想拧开消防水栓把他冲出去。但我们居然这样住下去了，除了他间断性发作但终告流产的“创造”之外，也算安平无事。 他学艺术史，文科生的课程少，他进而把十点以前的课全画了删除号，取而代之的是通宵不知所踪。自然界的智慧永远超过那些高喊“为德意志的犁取得土地”的人类，在这个仅有一张卧榻的小房间里，只需调配生物的作息习性就能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 说到艺术史，海德堡在个学科没有太出名的教授，那反而是慕尼黑的传统强项。对此这家伙笑出整排牙齿，“如果教授太牛，学生就无处开荒啦。” “教授不就是教你的人么。” “是谁教会莫奈画画？谁教会兰克书写历史？” “没有第谷，就不会有开普勒和他的三大定律。” “那就给我一个第谷！让他去搜集堆垛成山的资料，由我来当那个从资料中提炼出宇宙真理的开普勒。” 我想告诉他，没有玻尔就没有哥本哈根学派，但这个文科生不懂物理。他倒是说对了一点，那些认为学生非得在自己的牵引下才能够行走的人，其实也没有懂得取得智慧的正确方式。 他还用怪诞装束来证明自己和艺术的关系，并给出一个地理名词以蔽之，“波西米亚”。我不明白为何他要用法文来念这个词，这个地方位处苏台德东南，讲捷克语。 我的公寓是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格局并不规整。我用尽办法使它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埃尔文则致力于破坏这个立方体的空间结构。宇宙定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横生，他制造熵，而我和一切终归徒劳的人类文明一样，试图把熵灭绝。 这让我想起玻尔的“互补性”。不单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也是由彻底相反、但并非二分对偶的物质组成的，它们互斥又互补，却绝不构成一个整体。 “就像A小调和C大调，”他歪歪扭扭地哼着曲子，“两种基本的韵律，永远不可能同时演奏。” “听不懂。” “就像语言和……”我不太记得他使用的术语，他指的是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因为一切能用语言表达的认知都是语言本身，而在这之外的东西是人们无法涉足的。 我表示仍然听不懂，他变得非常高兴，声称要是听懂了则我们之中必有一个是疯子，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比喻。 “就像我和你。” “这是循环论证。” 我用“互补性”来概括我们的关系，而他用音乐调式和语言学。我诚然是那个“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我们相处时多半是我在听，一知半解，哑口无言，虽然鲜少赞同。 但我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些行动也时常遭到他的猛烈抨击。最激烈的一次是我决定加入警卫旗时。我们本来应该告别，但我看见的是他咆哮而后负气逃跑，他则看见我无法推翻他的论证，却固执己见。 后来我们各自发现，行动何尝不是一种语言，而信任自我正是信任彼此。 而在这之前更为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一同享有年少气盛。 那些年少的日子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王座山的背面蒿草丛生，那里没有俯瞰巴符公国旧土的城堡，自弃于尘世之人却一再踏访。“而历史恰恰是在这些超脱之人的脚下延伸的。当格尼斯堡的七座桥梁没有因为欧拉和康德而不朽，海德堡的哲人路没有得名于黑格尔的智慧，慕尼黑仍然是王师兰克到来前的样子，历史就留在了旧章。”他肩上椴树的影子边界分明，晾着五月的阳光。 我们一同走过海德堡高低错落的巷道，像一双兄弟。并无相对性可言，不是像光与暗、正与反、阴与阳、过去与未来，而是像美与正义、科学与艺术、逻各斯与迷索斯。并驾齐驱的车辙把世界裂分为二，并无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不可或缺，而是必然。 “那些披荆斩棘的人在脱离于凡世之时也否定了它们。” 他写日记里的每句话都为我所见，我也与之交换我笨拙的词句，或更为敏捷但不诉诸笔头的想法。这些或用语言表达，或埋没于行动的信念，在任何时候都给予我勇气。 1948年7月21日 【编者注】 本文里的埃尔文即伊萨·罗森斯坦因。他是加兰的密友，两人同样出生于1915年，相识于大学时期，一同度过理想主义的岁月。此后终其一生他们鲜少再有共处的机会，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把他们联系起来。 加兰用抽象的方式解释了这个关系何以僭越于世俗利益、际遇、履历、信念与情感，而维系始终：“不是不可或缺，而是必然”，俨然客观世界的定律。 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在题目当中藏头露尾了一点私密的信息。我曾就“豚鼠”这个绰号因何得名询问过罗森斯坦因本人，他罕见地笑得毫无棱角。 在略显冗长的沉默后，罗森斯坦因解释道，这不是绰号，而是个小名。 “那时您已经快二十岁了。” “对。” “而且你们全无血缘关系。” “对。” 他的笑意越发温和了，然后摇摇头，“真没想到这厮会用这种标题，虽然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友谊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我继而得知加兰也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小名，“美洲狮”。那是一种相当孤僻、凶残而秀丽的动物，但据说加兰先生得名如斯，是因为雄性美洲狮的样子和雌性非洲狮相仿——我相信他本人并不知道它的这层含义。 33.犹太 峰回路转，云开月明，有一小撮犹太人把我的名字挂在神罚的名单上游过纽约的中央公园，哥伦比亚电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把这则消息放在奥斯维辛纪录短剧的后面，《时代周刊》也跟着做了专题。 韦塞尔带来这个消息，满脸抱歉的意思。罗斯福的媒体管制被杜鲁门放弃了吗？没有，美国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新的苏联形象。这件事是政府纵容的？何不，他们一直在用宗教美学宣传德国人，只不过是作为上帝的敌人。这真的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民望？——我问了个蠢问题。 这场定约桥牌该怎么打，眼下是三比一的局面？“二点五，”韦塞尔诚恳地说，“我想您明白它还有零点五意味着什么。” 是的，最艰难的决定莫过于兼顾两头，能够当鼹鼠的人都怀有不世之材。我对韦塞尔表示感谢，一个囚徒开出的空头支票。还没想过信任关系可以在一穷二白之上建立，直到此刻双方都别无选择。无条件信任，多么纯洁的词汇，而那又是多么陌生的两个人。 “我告诉您这件事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我知道。” “我会尽一切努力，用……” “您不需要发誓，我相信您。” 这是个怎样的时代，简直可以唱着《国际歌》空手套白狼的联合起来。掉进口袋的士兵向各个地方突围，应该庆幸这个时刻居然有人同路。 “您在施耐德博士那里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的零点五来源于此。 “我需要您作为副手，我坦白了。” “您不打算请施耐德把我弄出去？您太高看我了。” “或许我是高看了自己，施耐德也是。” “世界取决于魄力，但愿这句话不至于太抽象。”我对他说。 盖伦并非一个有魄力的人，他单凭缜密的逻辑支撑起东线外军处，但那时他背靠的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现在德国在美苏之间左支右绌，军队被解散，盖伦寄人篱下。照走外军处的老路，他的组织不会维持太久。“他最好把我囊括旗下，不是我吹牛。您也最好去和他谈谈。从善如流并不会损害您的主见。” 我不知道韦塞尔能否英明决策，人们做出选择时通常离经济理性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是盖伦？真不愿意想起那个戴少将军衔的Enigma机。我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寄出一封信。 他是CIA的案官、犹太人、学者、退伍军人。这些身份哪个会起作用，让我免于被那帮不知受何方唆使的犹太人吊死，或者干脆让我立刻了断？我对赌博毫无兴趣，但我所身历的世界是一场巨大的赌局。 1948年8月2日 34.狱中笔记 据说含着石头说话可以矫正口吃，或让辩论更加犀利。这个坊间偏方法力无边，操作方法妇孺皆知，为何数百年来人们还是患上一样的毛病。 此刻我对那个在爱琴海边含石朗诵的古代人心怀崇仰。我实则对一切徒劳的悲壮行为都心怀崇仰，以免被愚人视为冷酷无情。但是智慧之一是分辨人与牛、可以相谈的人和只能拔刀相见的人，我却不精于此道。那些经过艰苦的字斟句酌而终于突破了我那中学水平的语文功底的呈堂证供如今都成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胆怯求生而最终逃不过正义制裁的笑话，这种长句子对于那些曲解我的犹太人而言，却十分容易理解。为何用于聆听的耳蜗是螺旋形，因为它更适应一片瓣膜对面的大脑的循环论证？ 写下这番话时我并不冷静，其措辞也与体面相去甚远，因而不适合出现在一本处心积虑地想要把言论留传后世的《狱中笔记》当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圣徒是无惧于牺牲的，认为对死亡的蔑视也意味着对误解的从容。远非如此，自辩是源于痛苦，自辩的人不希望被放逐。 我应该承认，接到绞刑执行书时我甚至哭了一场。大快人心事，兰斯贝格终于摧毁了我虚伪的庄严和无谓的信念，让我不但失去拥抱真理的机会，甚至对错误引颈就刃。此刻我坐在窄小的狱室里，在这个环伺我的世界里倍感四面楚歌，时而大口喘气，时而靠在墙上休息。 在所有的设想当中我都预设了时间的无尽延伸，世界会变化，笑与泪会互换，仇恨与爱伴生，人们会回心转意，再次成为对手，再次相拥，再次离别，再次相逢。在黑暗的时刻我知道夜与日的交替，天父与撒旦的较量，拜火教徒向往的永恒光明是不存在的，但是当长夜过去，黎明会再次抚平人们的愁绪。 但世界不是这样的，当死亡夺走生命，一切可能性都不会出现于未来。此刻我数着剩下来的时间，五天，120小时，足够对重要的人互致再见，不足以做更多的挽回。我们还是赶不上时间的脚步。 不要泄气，凡人皆如此。如果不能跑在时间的前面，那就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如我们已经做到的那样。我的朋友！我曾经在激烈的辩争中怦然心动，或从未因心灵的切近而彼此需索的朋友们，我将在此道别，不久后我的灰烬会在伊萨河上被鱼类啜食，但不久后会有另一个时代容下我的心魂。 让真知灼见抚平一切的创伤。 1948年11月9日 35.菩提树 【编者注】 这篇笔记写于加兰先生获知死期的当日，如果这个日子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一个人在这天所想到的事情，是否可视为他内心缱绻不散的羁绊呢。加兰先生在这天写下了他对一位朋友的印象，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的介绍如前文所述，加兰先生鲜少和我谈起他——毋宁说他鲜少和我谈任何事。我曾以为他那有着化学分析师式焦虑的眼睛只看见他的工作，但原来这个抽象派理想主义工作狂，在即将死去的这天也会用笔尖回忆一位私人的朋友。 我对阿本德罗特先生比对加兰先生更为熟悉，他在我家的时间更多，我叫他伊利亚斯叔叔。他风趣幽默，说话时嘴角上翘，倜傥而温和，和加兰先生那张终年结冰的脸对比鲜明。他们毫不相似，然而在这本将死者的遗世之书上，加兰先生用他不多见的流畅笔触写下了他对伊利亚斯的情感。 身为局外人我很难从这篇短小的文章中揣测出一些什么，但比起写于同天的前一篇笔记，《菩提树》的笔触远为平静，希望加兰先生在这篇记叙中，或在伊利亚斯身上获得了安宁。 【原文】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变成一头美洲狮，它绕着一棵青绿的树走了好多圈，最后挨了上去。美洲狮睡着了，醒来时我觉得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睡眠。 我在放风时看到了伊利亚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围墙的边沿，那上面浅浅地浮着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亚另一侧的山脉。伊利亚斯对着它们发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样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让我回忆起梦里的那棵树。 我发现它是一棵菩提树，从前伊利亚斯家的窗下，有很多这样的树。那条街的名字也以这些树来命名。它在柏林，在我们离开大学，开始为帝国工作的地方。 那时我23岁，从警卫旗调至安全局[1]，伊利亚斯在《先锋报》当记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尔文在领袖先生[2]的私人部里写书。柏林是一座喧闹的城市，擦肩而过的路人的脸却像雕像一样生硬，我刚刚脱离集体开始独立生活，有时会因为晚餐吃什么之类的小事而徘徊一阵子。 大约那也是一种较浅层的孤独。或许正因如此，我总是到伊利亚斯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家里蹭吃住。埃尔文有一句话写得花俏，“在柏林最繁华的林荫大道上，菩提树沉默的影子加重了它不肯投入喧嚣的孤独”，我写不出这种词。反正，在伊利亚斯的家里我们吃喝玩乐，三个外地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发下班后的时间。 今天我们已经33岁了，当我坐在兰斯贝格监狱的开阔地上看天时，会想起柏林的天际线从来不曾这样空无一物。我记得清晨斜射的阳光会让楼宇显出灰黑坚硬的轮廓，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笔下就难得的流畅起来。那些真正经历过、体会过的东西，会成为思维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思维里，有我的菩提树。夏天时叶子沙沙的响声，推开窗户，树木的味道飘进来。我多久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记下了这些味道？后来我很少再到伊利亚斯家和朋友相聚，保密工作让人有诸多避讳，渐次就找不到话题。 再后来我去了东部，回到柏林，奔向莱茵，在战局最坏的时候，以中层军官的身份去为本该由高级将领们操心的事情而奔走[3]。德国的命运就像我们这些被判了刑的人的命运，每一个德意志的城市都在战火中燃烧过，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帝国覆灭，我们以罪犯的身份等待不名誉的绞刑。 我们是罪大恶极之人。托世界反法西斯分子的福，今天我又能以海因茨·加兰而不是SD情报官的身份，坐在地上回想菩提树青绿色的叶子了。在监狱里我像个天生天养的动物，只关心吃饭、睡觉和放风。我对此深感惬意。这丝毫不是幻想主义，更不是忏悔后的轻松，直到走上绞架我也会说，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从最初到现在我也都眷爱年轻时度过的时光。 于是现在我能够毫无愧疚之心地坐在空地上，畅想监狱里从不存在的自由树木。23岁时我每天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那些树龄很小的菩提站在伊利亚斯家的窗下。十年光阴恍如昨日，那时和现在我都一回头就能看见他，我年轻时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死期将至，但是当我们穿着死囚的衣服向兰斯贝格空洞的天空伸出手时，往日时光就在指缝间重新流淌而过。 1948年11月9日 [1] 那时还没有这个机构名称，但是秘密警察和安全处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2] 时至今日我私下里仍习惯如此称呼希姆莱，在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一种戏谑，当然这在战犯法庭上会让我被视为死硬的纳粹分子，对此我也不否认。 [3] 那阵子有一拨的中层军官被迅速提拔，比如派普、斯科尔兹尼、盖伦，我也忝列其中。其原因并不全是因为高层将领的战死，而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忙于把自己向西方卖个好价钱。 【附录】 门前有棵菩提树，生长在古井边。 我曾在绿荫间做过无数美梦，也曾将甜蜜的诗句刻在树干。 无论快乐还是痛苦，常在树下流连。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双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同伴，回到我这里，来寻找平安！ 36.爸爸 【编者注】 最近社会学家和公共人士热衷于谈论纳粹的起源。有人把这场浩劫归罪于某个奥地利艺术落选生的失意或他的梅毒，那么维也纳美院和盘尼西林的发明者都要对历史负责；也有人说希特勒并非独裁者，他只是把德国各派旧有的势力搅成浆糊，他们共同犯下罪行，那么谢世于1945年盟军炮火下的亡灵的远祖们也都生而有罪。 把罪责归于一人或推广至民族全体，只不过是国际间就赔偿问题作的一场文化傀儡戏。如果那十二年里的所有罪责都可以总括为纳粹暴行，就得说清楚这些具体的罪行是怎样犯下的。我们得把目光切到个体的领域，看看纳粹精神怎样寄生于一个个人的思维，从而铸成某个民族或时代的社会共识。如果不找对“病因”，废除普鲁士邦或解散德意志都无济于停止这场“瘟疫”，就像不能用屠杀来解决犹太问题。 如果的确存在纳粹精神的话，加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它怎样在一个德国人的心里扎根，怎样指导他的行为的范本。1933年纳粹上台时刚满18岁，已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从海德堡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他中断了在当时很有个人前景的化学领域的追求，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或许当时他真的对国社党的宗旨怀有信仰。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那个年代竟然存在过如此多的理想主义，共产国际、十月革命、阿姆斯特丹运动、纳粹主义。它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人们跟从它，我们必须提及信仰这个词，它起了关键作用。 只要考量这样一个事实，即纳粹帝国为何恰好在加兰先生这一代人涉世未深的青春期时崛起，在他们的事业巅峰期走过盛年，又在这些信徒接触到更多的真相，因而开始怀疑原先的信仰时轰然崩塌？它恰恰占据了一个人最美好的时段。 历史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故事的讲述者则是个体本身。每个生活在纳粹帝国的人都在其中扮演过角色，纳粹信仰也正是在这些角色的活动当中，为德国带来巨变的。这个事实只是很难被人接受罢了。 【原文】 当我行将死去，盘算着该把在狱中写下的笔记交付给谁时，我想到了弗朗茨。时隔多年这位绅士的脸重新显现于我的脑海，带着有节制而开明的微笑。现在我们即将永别，儿子先于父亲死去，我留给他的既没有财富更无荣耀，只是一颗死不悔改的心。在这条他无法苟同的道路上我走到了底，准备承担罪责但毫无愧疚地死去。 这想必得不到包括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人们的宽恕。也正是如此，它会成为这位仁慈的老先生记忆他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方式。我们将被葬在两处——法兰克福或兰斯贝格，家族墓地或战犯坟场，正义或邪恶的两端。这对父子永远走不到一起，这样想着，即将到来的生死之隔就微不足道。 我并不悲戚。我和爸爸的感情比一般父子来得淡漠，死之将至时，我对他的记忆的也断续不明。他是个君子，但不足以担起“父”的权威和教谕。我在少年时就脱离了他的管束，无论在精神还是信仰上都与他背道而驰，促膝谈话总是以他默然走进书房，或我的出走告终。 这样的记忆充满了我的十六七岁，我的人格在那时形成。读大学后，我就不常回到那座有着他温文而谨小慎微的气息的房子里了。爸爸仅仅是我生活上的供养人。 这个中学教师在魏玛时代依靠学识过着体面的生活，我沾过他的光。如果1923年马克贬值时我还太小，那么在那所有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中央供暖的房子里，1929年的金融危机也只是报纸上的文章。幼年的寒暑假，他总是带我四处周游。曼海姆、斯图加特、帕绍，有时远至奥尔登堡。我对那些喧嚣、宁静、秀丽、荒凉的城市记忆犹新，也包括每次旅行时爸爸拍下的风光照给我的陌生感。 爸爸说，当我看着那些直插天空的教堂尖顶的时，他的镜头瞄准的是教堂下姿态各色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我和他最初的不同。他把我归为“神权主义者”，尽管我连教堂都不进，而他这位把公民权利挂在嘴边的社民党人，想必对公知之名深感惬意。 我和他的分歧在那时就无法弥合了。后来我加入青年团，成为国社党员，每年感恩节的团聚都带着危险的意味：一个人道主义者、好心肠的老先生在家里接待一头狼。魏玛式的善无法服庸于原则，那种被爸爸视为豁达开明的软弱使他失去了他在儿子面前的威严，他那个政党也出于同样原因失去了他们亲手缔造的魏玛时代。 爸爸什么时候才懂得自由与放任并非同义词？而他的儿子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又走了很长的路。 今天这条路被视为罪恶之途，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升起魏玛的旗帜（美国狱守的仁慈就是向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传达民主与自由之类的新消息），现在弗朗茨先生脸上想必吹满春风。他等待了多久？从1933年正当盛年，到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和那些被他视为善良的人一样，除了等待还做过什么？他所爱的共和国就是这样输给他所憎恶的帝国的，而我们扞卫过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我脱离父亲——这位知书达理的绅士的教养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当我快要死去，想到如何交代后事时，我仍然想起他。他在年轻时失去所爱的女人，现在要失去唯一的儿子，我不知道这位老鳏夫会度过怎样的晚年。在我小的时候，他一有余暇就陪着我，想用更多的父爱来弥补我先天缺失的母爱。我记得那些明媚的日子，他摺起一架纸飞机，那时德国被凡尔赛条约夺去了空军，我们的希望就借着它飞向天空。一对父子在莱茵河畔奔跑，我很小，他很年轻。 亲情是一种渗入血脉的躁动，无人能剥夺这种本能，把这个人定名为“冷血的纳粹分子”也没有用。现在我坐在监狱窄小的床边，用一支蓝色圆珠笔芯写着最后一篇笔记，字句因为笔芯难以握稳而歪扭。一个孩子想起生养他的人，想到即将失去他，再也得不到他的怜悯，他低下头。 铁窗外十一月的星空忽然显得寒冷，我终究要死了，我把最后的话留给他。 1948年11月11日 狱中笔记·完 【附录与编后记】 01.伊利亚斯 遣词造句，以这种你所熟悉而我不擅长的方式来纪念你，你必会揶揄我的生涩，而我从中想象你的笑容。 【编者注】 这是加兰先生为他的朋友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写的悼文。 在兰斯贝格的死牢里，他们接到了日期相同的绞刑执行书，他们在这个“找不到任何一棵自由的树木”的监狱里度过最后一夜，在长达十年的相识后，第一次相拥而眠。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约定共同面对死亡，如果有过，那么它将成为加兰一生中屈指可数的爽约。事实是加兰的绞刑延期执行，但他并不知道先他一步被带出囚室的伊利亚斯已经被释放。笔记在11月下旬后留下大段空白，直到第二年冬春之交才又零散地记录了一些不相干的事，当中没有任何关于伊利亚斯的词句。直到1952年出狱，他才重新翻开笔记，在最后几页写下这则悼文。 【原文】 此刻我理解了词汇和语言的差距。如果有必要，我自信能够把德语大字典背下，但那对于我将要表达的意旨毫无帮助。过去的时光在被经历后会清晰地记入脑中，然而别有一种事物是不成形、不具像，因而无法描摹的。人们称它为感情。其定义的模糊性让人无所适从，如果必要用它来形容我和伊利亚斯的关系，那么它在刚刚萌生时，就被生死割裂得荡然无存。 今天当我写着这些话时，心境未尝不轻松。尚未成形的感情在初生时就走向死亡，伊利亚斯不在了，我得以依照一己意愿将这段关系盖棺定论。 十年前我们就在一起，白天干自己的工作，晚上在一起消耗单身汉的晚间时光。那时我是书报审查专员，伊利亚斯的社论经过我的手，总是被删去大段。晚餐时他举着叉子，挑衅似地猜我是否真的会不顾情面，把他塞进集中营。我们之间的误会直到帝国覆灭时才有所缓解，但我记得他把袖子轻轻挽到肘部，光着小臂做饭的样子。 在兰斯贝格，我们卸下社会角色，以自我的身份生存。我在他凝望阿尔卑斯余脉的目光中读到了某种固执，他或许也读懂了我。但我们没有逾越那条界，直到死刑将至的那个夜晚。 那天我们坐在沙地上，看着傍晚过后逐渐变黑的天空。伊利亚斯笑称我身上有老德国的味道，我霍然站起来，强调自己才刚刚23岁。[1]在等待死亡的最后一夜，我们以囚徒的身份坐在一起，曾经坚持的信念已成非法，只有私人友谊未遭责难。我在他身边，想象着他的领口有菩提树的香气。我一侧身吻了他。 爱情乍生乍灭。我呼吸他的气息，用手臂将他勒紧，心跳像时间一样声声流逝，我们的绝望与叹息，都将在天亮的时候随着涂油的绞索绷直而被生生扯断，想到这里，我更深地嵌入他。 伊利亚斯说，我们是太虚无了才拥抱，或为了转化临死的恐惧。但这无法解释他在过后抱着我，梳理我头发的动作。夜晚的脚步飞快，窗外现出模糊的青灰色，狱守敲了门。我们整好衣衫，面对卑琐的命运之神不发一言。 他走出牢房，消瘦的身影在斜射光下被拉得很长，形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我再也无法听这位哲学系的家伙充满机辩的感叹：我们的关系必须在爱情之外另立名目。 是的。我拥抱的是在他的家里度过的傍晚、冬天壁炉前的谈笑风生、夏天推开窗户时市区的暑热。但既然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本来都没有名字，那么给它贴以标签就不会影响它原本的属性，某段关系及其始末也是如此。 ——伊利亚斯，我想要你。 现在所有表白都已太晚。物理意义的死亡并不阻止精神世界的毁灭，但它仍然剥夺了两个灵魂间交谈、理解、相爱的权利。在监狱里我找不到任何一棵自由的树木，我在将死时紧紧拥抱同伴。现在我重获自由，但内心用以存放温情的一隅，却因为他的死而永远禁闭。 1952年1月7日 [1] 这故意缩减的十年是被帝国偷去的。 02.无题 怎样叙述现在的状态呢。绞刑令下达三个月后，我仍然坐在这间空无一物的狱房里，摸摸颈后绷紧的筋络，二月早春的寒气使我精神起来。 使人相信死亡的事很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计划着它的到来。若要在这个偶然世界里维护秩序，就要谋划万事。1944年秋我谋划帝国的最后一场殊死之战，1945年夏我谋划自己的归途，兰斯贝格的三年里，我在这方被烙以耻辱的墙内空间谋划一檩体面的棺材，载着我被废止的荣耀，过往的生活。当世界将我禁闭，我另辟蹊径窥知它的阴谋，以便在厄运之前先一步整理仪容，轻蔑它的虚张声势。去年深秋绞刑令下达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收拾不多的衣物，把纸墨寄往远方，和平生相逢的兄弟告别，再谋划一场绝望的爱情。理论上，人的一生是可以在几天内走完的，只要有极高的智慧和极强的行动力。我们赞叹伟大人物的壮丽人生，其实他们只是在心智和身体机能上比我们更强大罢了。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遭受失序的懵然。从我投身情报工作起算已经十年，足以患上妄图洞悉一切的精神病。我在二十多岁了解到帝国政权的脉络，外部国家的觊觎和手段，可以联手的力量，需要针对的敌人，此后一切话语都骗不过真实的博弈。但是带着这种无所不知的自负，我却错估了自己的死期，这真不令人愉快。为此我甚至怨恨莱因哈特·盖伦先生，是他的仁慈令我在美国人手里活了下来。 求死不成的另一恶果是，灵魂经过犹疑终于回到躯壳里，却发现它已经老化。我井然有序地告别一切，现在又依序回访当时拥别的人，对于他们的狂喜我只好道个歉，假装飞机误点，轮船停开，绞刑架在养护，总之，我回来了。 也在这一刻，我嗅到枯败的气息，来自那副仍在壮年的身体，来自将我驱逐在外的世界。有一些东西在你与之告别时灰飞烟灭。 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却感受到它的缺失。少年时我们轻言抛弃，过后才为之唏嘘，如今我懂得了那时未知的道理，却发现仍有许多事物不在我的认识之内。 它们存在着，风吹走铁栏的霜气时会唤醒我的激情，但它失去了方向。无关信仰也无关自我，无关一己的内心，但追风入骨，令人惶不知所措。如果这就是生命最初的醒觉，那么此刻我就开始了另一番人生。 和过往不同，或与一些事交肩而过。 1949年1月7日 03.附录·残句 【编者注】 这本从1946年7月开始撰写的狱中笔记结束于1948年11月初，但加兰先生的人生并未戛然而止。如全书开头已经提到的，他在狱中继续度过四年，于1952年提前获释。 这四年间发生的事一如他漫长人生里所有的事情那样，并未被其本人记录。或许这才是加兰本人的风格。他无疑擅长剖析自我和回顾往事，但这是那些拥有基本逻辑的人的本领，而未必是兴趣，或许从46到48年间的笔墨才是一种反常。 这些反常的笔墨当中有一些残落的句子，它们放诸任何一章都会破坏前后文的线索，因而被作者圈了出来。这些句子是这本反常的笔记中最为反常的部分，绝不适合断章取义地引用，不过既然它们存在过，也就有了保留的价值。 附录也包括了加兰与他的父亲和一位挚友的书信。对照日期可见书信和《狱中笔记》的关联，这是我把这些私人信件收录书中的原因。它们和整本笔记一样未经作者批准，不过它以更私密的方式表达了加兰先生的内心。 历史便是由这些正反两面的吉光片羽组成的，它们需要人严刑逼供、扪心自问、反复推敲，在残酷与温存的字句之间看见万千世界，最终也无非求得一己内心的安宁。 加兰先生真正的死亡时间是1956年冬天，对一些人而言姗姗来迟，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从未离开。 A 时间过得真快。为何人们很少多时间致挽歌，至多铭记自己的岁月？因为后者是有内容的。客观流逝的时间与客观的距离一样都属于数理的范畴，从兰斯贝格到柏林的道路如果不参照于帝国的兴衰，对胜利者而言就毫无寓意。 而如果参照于一代生于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帝国时代度过人生鼎盛年华的人，它就凭空变成了生命的创伤。 B 人们以为我们是一群头脑僵化的人，缺乏幽默，不懂人生。有的人甚至说德意志没有近代化，没有走过威廉时代的开放，没有近世大学、最早的人文主义。我没什么想说的。 眼下我只是啃着用腌黄瓜代替香肠的美国热狗，看着高架在墙壁顶端的小窗口上蓝色的小块天空，继而想起总参食堂的饭菜。猪肘子、酸菜汤、代用黄油。回想这些畸零的往事并不使人伤今悲昔。你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前线时是豪迈的，你怀着必死的心情蹲在牢里，也理应把每天都过得轻松惬意。 C 和盟国在纽伦堡上营造“恶贯满盈的纳粹继承人”的形象不同，戈林一直是帝国的笑料。我在安全局实习时接待过一些告密者，他们喝着茶，把左邻右舍创作的政治笑话传授过来，我则把它们端端正正地抄录成册。真没想到局长还是个相声迷。这些笑话中，戈林的出场率是最高的，大约是位列第二三名的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的总和。 D 我充任安全局对陆军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时和冯·施陶芬堡有过交集。这位贵公子与东线外军处处长盖伦过从甚密，其父是符腾堡国王的枢密大臣。他晋身于骑兵这个在战争初期就淘汰的兵种，在法兰西几乎兵不血刃的战场上得过铁十字勋章，此前最大功勋是用马匹给军队运面粉，可是早在二十年代德军就用装甲车来做后勤补给了。[1]他贴红边军裤的军旅生涯，始于一句“我父亲的朋友哈尔德”。 [1] 这是个笑话。20年代古德里安向陆军部力陈装甲部队的优越，总参的人答复他，“真见鬼，这些装甲车只配用来运面包。” E 这段时间我时常想起柏林的菩提树，遥远的地理成为切近的记忆，但不可踏进分毫。一扇无形的墙横在面前，带着他所有的善意，发自肺腑的温柔。他用啤酒和笑声卸去我倔然挺立时的无助。他的善不因爱而起，这是他最动人的地方。好几次我在他家门前走过，仅仅看着树形秀小的菩提后是那扇窗子，那是我们应有的距离。 F 而我的故乡呢？我在法兰克福出生，渡过少年时期，至今没学会它的精明。人们多半以为我本籍是北威州或埃森。那里有连片的城镇，年轻而焕发，后来我也干脆假装是明斯特人。我在那里第一次参与重要行动，获得第一枚铁十字，遇到一位亦敌亦友的人，我今天的路都在那时埋下伏笔。 如今它尖锐的教堂塔楼，铺满青石的巷陌，都已在盟军的坦克之下。 G “政情处封锁了国防军谋求和平的道路，将欧洲推向战争”“政情处勾结不爱江山的公爵出卖了英国”“苏联人民在反德战场的巨大牺牲是因为狡猾的敌人采取了分化政策”。很快这些言论会见诸报端，以供仓促上阵的和平主义者学舌，但是无人能知道它的细节。 “在不了解犯罪细节的情况下定罪，会让正义名誉扫地。”我这样对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的少尉解释。 “但是他们一定会来定罪，”他的眉心拧紧，”烧掉证据只能让您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们一定会定罪。”我把他的话返回去。 H 怀念马合烟的味道。这肯定是最差的香烟，不过比之更好的烟我没有抽过。人们在抢救时才需要注射吗啡，极少人会继而开始吸食鸦片。 在东线时抽过这种烟，那时只怕比现在更窘迫，不过领子上还挂着军衔。 I 马丁·路德：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我的葡萄树。 04.附录·狱中信札·致父亲 弗朗茨， 在战俘营给您写信。 月初路过法兰克福，没有回家，料想那时您已经在瑞士安定下来。那里一切可好？应该总比国内好些？代我问候舒尔茨叔叔，他的盛情我无以为谢。 我的计划是向美军投降，没有比这更时髦的了。您会说，我终于输得精光：青春与前程，个人与国家，仅仅一代人的鼎盛年华，换作下一代人的沉疴。不想与您辩论，您是政治老师，我只是个不谙人事的理科生。 在您眼中，我仍然是那个为了够着您的手而踮起脚的小孩子，这让我深感不必为自己的结局负责。 当然是玩笑。此刻我正在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里。这里没有土豆，更别提面包了。肉体与精神总是对立的吗？哲学家真是个不错的职业，他们从未饥寒交迫。看看您的西方朋友带来的这些人，他们说盖世太保活该被饿死，所以我每次开饭都排在最后——作为一个老社民党人，您对这种民主主义的复仇是何见解？ 没有其他要对您说的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事亦然。脱离您的羽翼是一种自由，怀念它则成为悲伤。因此我总是朝前看。 只希望您放心，无论天父或己心把我带往何处，您教给我的倔强将伴随我到最后。 不要回信，我的地址随时会变。 海因茨 1945年4月22日 —————————— 弗朗茨， 罐头收到了，不会透露我有多开心的。 海因茨 1946年3月12日 —————————— 弗朗茨， 您会为我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骄傲的，它们如此之少，仅仅是我的俸禄节余。祝贺您的儿子没有多拿国社主义一针一线。 能请您用它支付海茵的学费吗？教育问题一直是我们家的火药桶，您宣称对儿子的教育取得全面失败，可他还跑来和您就孙子的教育问题进行磋商。送他去私立寄宿中学吧，我不会放弃监护权的，除非您宣布不接受这位纳粹战犯的钱财，以使他的险恶用心得逞。 不是因为我对警卫旗这种集体的狂热。寄宿中学的经历会让人终身受益。它更为平等，在这里结识的伙伴无论家庭门第，共同成长的经历足以铸造一生的友谊。您一贯开明，希望在教育问题上不要成为暴君。 兰斯贝格的一切都好，请相信我，对于无力改变的现状只能祈祷不是吗？至少我还有一支笔，几张纸，有足够的时间写信。有个考古学家曾告诉我，人类其实是食腐动物，这解释了在这么多的荣耀和风光过后，身负污名而失去自由的人为何能生存下去。 我旧日的朋友是否还会造访您？收到一些对您顺致问候的信，但不知道外面世道如何。把它们转交给您了，如果您认为不至尴尬，就告诉他们地址（让囚犯来说友谊长存这几个字，或许太厚颜无耻）。 收到舒尔茨叔叔的笔记本了，已经用它来写东西。即使磕磕巴巴的文字也能让人心平气和，虽然驱不散腹中空空——字面义和引申义。发现舒尔茨很像我的一位朋友，不是外形，一种隐然的气质。您在六年前的魏玛见过他，惊讶并高兴于你们相谈甚欢，如果他前来探访，请待之如旧。 想必您已获悉我的庭审结果，但想必在更早之前，您已经在纽伦堡的实况上明白美国的真正意旨和手段。不是聆听安魂曲的时候，我会再见到您。 海因茨 1946年7月12日 —————————— 弗朗茨， 当然知道海茵只有6岁，可是读完小学不就该念中学了吗。我还记得他的生日快到了，您看该给他买点什么？ 海因茨 1946年8月4日 —————————— 弗朗茨， 要变成儿童教育学论战吗，也许海茵问题的分歧乃根源于我们父子俩本身的异见。而您从未有过与伴侣争论的机会，我则从未组建过家庭。父子俩都太自我了。 还是要重申我才是海茵的爸爸。好奇您在31岁时是否也对父亲角色自命不凡，实则毫无经验？凡事总有第一回，无论是生而为人或生为人父，相信生物的本能吧，这两者都不太需要指导。 真想取回被您剽夺了的命名权，我本来想给这个婴儿取名弗朗茨。 海因茨 1946年9月16日 —————————— 弗朗茨， 您会得意忘形还是：我有点想您了。 在兰斯贝格的每天都斗志高昂。美国人自以为在出演《战争与和平》，我则领衔《傲慢与偏见》。唯一遗憾的是，也许他们会让我的名剧歇演，我则永无叫停他们那出闹剧的权利。 您在《太阳报》上看到的消息是真的，半年以来这里每周都要执行绞刑。有时街头小报才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我总有一种直觉，这种事轮不到我。非洲草原上的鬣狗害怕比自己更高的动物，人类也会害怕杀死比自己更有雄心的人的。 但是乐观的舒尔茨叔叔送给我的笔记本太薄了，也许日后我会向他索要更多的本子。 很高兴仍有旧军人探访您，但我不认识什么戴单片眼镜的瘦猴。也许他乔装了？那样的话您不必再见他。最危险的人绝不是佐尔格，而是这些冒冒失失的菜鸟间谍。细想之下，时至今日为何还有人关注我，乃至要顺藤摸瓜地找到您？也许我在外面的世界还有一段路要走。 预祝您一周后的生日，与您同在。 海因茨 1947年1月30日 —————————— 弗朗茨， 您是否还留着我的一个深蓝色的文件盒子？如果它还在，请寄给我。那是舒尔茨叔叔给我的几份哥廷根物理所的论文。如果找不到了，能否请舒尔茨叔叔再寄一份？最新的更好，我还没有忘记当时所学。 海因茨 1947年4月7日 —————————— 弗朗茨， 收到法兰克福的照片，看到家了。 它让人软弱还是涌起斗志？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两者都是不必要的情感。您浪漫主义的顽疾是不治之症。 把您和海茵的合影摆在床头，仿佛同时看见自己的过去和将来。我在他这个年纪是否更嚣张（你是不是想把海茵当女孩养）？等我和您一样岁数，是否也看上去年轻。艾丽大街那张照片让我想起门前的路灯，夜晚走过时光影更迭，您和我讲许多植物的名字，虽然它们在路灯下全都看不清。 十四岁以来我有多久没叫过您父亲？ 也想看莱茵河的照片了，记得您在那里放的纸飞机。说真的，那时您已经四十岁了，但在这个举动更像是青年所为。大事不好，随着年月变化，您在我脑中的形象会更加年轻，总有一天我会想摸着您的脑袋，叫您弗朗吉。 海因茨 1947年10月2日 —————————— 弗朗茨， 如实相告，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 其他的事情您也希望知道吗？只要把报纸当成骗子，就能猜出大概。细节就略去吧，已经收到您的关心了。最近我过得比原先好些，因为关在兰斯贝格里的人越来越少，探望我的人越来越多（真奇怪，人类总是无法和睦相处，宁愿去默念死者带来的好处）。也想听听您的近况，您的腰椎间盘突出好些了吗？ 见到了埃尔文，隔着玻璃，一如既往地斗嘴。他正在找您，请把您的地址寄到这里：65 Marceau，75008， Paris，·le-de-France， FRA. 时间不会改变一切，虽然它已在很多方面得逞。 海因茨 1948年6月12日 05.附录·狱中信札·致罗森斯坦因 克里斯托弗， 收到牧师的书，会读的。您在海牙玩得开心吗？差点忘了，您在哪里都能找到快乐。 弗里德里希 1947年12月21日 —————————— 迷索逻各斯， 你个菜鸟。去问问那位作家什么的人，再检查一下自己忘了什么。 逻各迷索斯 1948年6月3日 —————————— O， 1、鼬鼠；白兔；长臂猿。 2、告诉我狐狸的近况。 3、已让F把他的地址寄给你，一切如旧。 4、这里十分无聊，但法语教材还是免了，我可付不起寄费。 G 1948年6月12日 —————————— O， 收到一盆大丽花，但看不出它的种属。替我查查它的拉丁名，如有可能，介绍一下与它类似的品种。 G 1948年8月1日 —————————— O 1、当然不会告诉你那盆大丽花的俗称，也没有它的照片。您猜不到吗？那么我大概知道它的学名了。 2、搞不懂鼬鼠的习性。墙角已经有很多小坑了，没有一个变成隧道。可能需要一本鼬鼠行为学介绍。不过，对于能否有机会读完它，深表怀疑。 3、也许我们还是赶不上时间的脚步。不要泄气，凡人皆如此。 G 1948年9月4日 —————————— 埃尔文， 只用这个名字称呼你。 我在保外就医的间隙里给你写信，准备伺机跑向邮筒，或者找到一个感情充沛的家伙，给他讲个动人故事，他准会成为信使。——以上皆是玩笑，知道你会派人来接头。 这真是个疯狂的决定。我被三个美国人“保护”，你却让我把东西交给一位法国牧师。牧师全都是仁慈的软蛋，能相信他们吗？但总算能光明正大地谈点什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看，我致命的感情用事一点不比你逊色。 鼬鼠仍然在和我联系，但那群想杀光党卫军的犹太人仍然把我的名字写在宣传语上，扬言要在11月看见我的尸体。肯定有内鬼，鼬鼠肯定知道，背后肯定是苏联人，鼬鼠肯定一时无法摆平，我可能会成为弃子。 没有更多事要拜托你了，只看我们和斯拉夫人谁跑得快。 关于伊利亚斯。当然不能和鼬鼠谈！那会把他卷进来。别告诉我你搞不到他的赦免，他可没在名单上。 如果可能，我将在瑞士给你寄出下一封信，请兑现我们的那场酒。如果它无缘寄出，请到伊萨尔河边，随您怎么挖苦，反正我听不见了。 仍然觉得不是道别的时候。但倘有万一，代我去见弗朗茨。绝不会把海茵让给你饲养，但可以考虑由你来赡养弗朗茨。 加兰 1948年11月1日 p.s.看见你的牧师了，真担心他会卡在天堂的窄门上。 06.篇末 四年后我离开兰斯贝格，挂着铁丝网的高墙从此在身后变成记忆，我得到自由，然而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被留在第三帝国。 1952年1月7日 ☆、编后记 1965年秋冬，我将这本潦草但篇章大致完整的笔记抄录、修改，并最终付梓。它距离海因茨·加兰的死亡已有9年，距离那个使他身陷牢狱的纳粹时代的结束则刚好20年。这段岁月亦记载着我的童蒙和成人，现在我25岁，刚刚结束博士学业，正待社会把我冲向不知名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年纪里，我的父亲度过了他最好的年华，“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如今这些默片般的往事已经一去不返，记忆则在遗忘和坚守之间日渐鲜明。这就是调整照片对比度的暗房技术，所有别有用心的政客、胆大妄为的煽动家或忧心于此的知识分子，都熟悉这项技艺。 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他对这段经历的叙述有多少个人色彩，就会有多少偏见。然而如果认为读者只会鹦鹉学舌，这只是书报审查的惯用逻辑罢了。 1957年新年时，我就有了把这本笔记编校出版的想法。那时我在慕尼黑的寓所等待父亲回家，等来的却是几位BND调查人员。他们很有干劲地撬开书桌，却失望地只找到这本笔记，旋即弃之不顾。那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新年礼物了，我荒芜的人生里仅有几人曾经朝夕相处，其中并不包括他。 这本陈旧但保存良好的笔记就像一方精神的棺椁。它和父亲的其他东西一样整洁，其内容则凌乱恣肆，当中记载着一段我未曾到场的过往，他远比表面看来更激烈而决然的内心世界，他的人生。 当我试图追踪父亲的过往，就一次次地来到他旧日友人的跟前。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悠缓但不时停顿地讲过一些琐事，伊萨·罗森斯坦因则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背景知识。我在祖父弗朗茨·加兰的沉默当中揣测到这对父子默契的隔阂，而他珍藏的照片弥补了作者刻意隐瞒的青涩。后来我向更多的人旧事重提，不慎走入一段本该被埋葬，却死灰复燃的历史。 1960年初的冬天，我在维也纳旅行，这个城市因为奥地利的永久中立而成为东西阵营的情报战场。我在一家旧书店里遇到一位美国公司的经理，他讲一口地道的德语，自称在战后才来到欧洲，巧的是50年代时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北非卖过轮胎。 姑且把这位名字不便透露的先生叫做汉斯。他告诉我一些“你爹跟我说过的他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可是他用不着装，他缺乏了美国占领者的趾高气昂，反而更像个在老欧洲经历过大战，失去过挚爱的人。 “您是在战争时期就在德国的，或许就在帝国安全局工作？”我轻易就能把一个心碎的人辨认出来，这类人在德国有许多，他回敬以“令尊在世时想必不希望你涉及他的过往”的微笑。 这种对话很危险，接近一些被禁止的信息时，会感到仿佛有刀锋在鼻尖前划过。但世界也没那么无情，或者说生于大战之中的我比老一辈人更虚无，从而造就了汉斯先生的相对仁慈。总而言之，和这位江湖老手的相遇并没有使我尸骨无存，反而得知了一段有关我父亲从纽伦堡到普拉赫的故事。 海因茨·加兰在1948年接受了盖伦的邀请，几经周折后于1952年出狱并成为盖伦组织成员，1956年联邦德国情报局（BND）建立时他是对苏反谍处的负责人。这是他散见于《狱中笔记》的讳莫如深的内容，我根据汉斯先生藏头露尾地透露的信息把它们编辑成《逃亡之路》。至于汉斯的目的，或许是希望我这个沉不住气的小鬼去做些什么。 我想起1957年初闯入家中的BND调查人员。“您可否给我普及一下波匈事件？”我问道。汉斯说，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有着近乎直觉的逻辑。 那年我和汉斯先生那位性格尖锐的儿子一起在中欧四处探查。我想知道有关父亲的事，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了解一段历史也不能仅仅去看那些过去有意留下的资料，未来是更为铮亮的一把钥匙。汉斯先生默许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舒尔维克跟我一起行动，可能只是为了保证事态不至于因为我的万一失踪而变大。 但这是六十年代，我们这一辈人远比父辈设想的更胆大。1961年底，BND与东方阵营暗中媾合的丑闻被《明镜》周刊踢爆，这一年我21岁，只是科隆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个普通学生，亚历山大则刚满17岁。当西德媒体把普拉赫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时，我们只是像恶作剧的孩子那样，互相扮个鬼脸，然后飞快地逃往任意一个街角。 我最初的目的是弄清海因茨·加兰从1948年到1956年的经历，他是死因，现在我却知道了东德与西德的一段至今未曾透露的当代史。与之相关档案还需尘封30年，但有一本小说记叙这些只能作为可能性来讨论的事件，它名为《槲寄生之箭》，前几年已经在英国出版。 它和这本《狱中笔记》一样，是为我那位陌生而秉性无比相似的父亲而编写的，我已经独自长大成人，愿他在后辈的追索和理解之中得到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