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郁一笑，放下手机问：“常征是找你来当说客的吧？难为他居然能说动刘老板出马。”
刘京阳脸色都没变一下，提高声音道：“别转移话题！我犯得着替他当说客吗！”
“行了，咱俩谁不知道谁。”陶郁切了块鸡腿肉边吃边说，“脾切除的事我谁都没说，我爸我妈那么要面子的更不可能跟人说，知道的人里只有常征认识你。而且刘爷你这么没原则没是非观的人，见兄弟受罪先得把别人骂个狗血喷头，今天说话这么有条理，一看就是按刘老板模式打开的。”
“说得我跟精神分裂似的。”刘京阳“嘁”一声坦白道，“你说对一半，他是找我了，不过刘老板是替人打听消息的，不是说客。他说你不接他电话不回邮件，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所以雇我给他探探。虽说是雇，我可没收国际友人的美刀，代价是他跟我交换消息，我得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好么敢情儿您肚子里这下水不是整套了，精神也有问题！我就纳闷儿了，你都能得抑郁症，这是世界流行怎么着！”
陶郁摆弄着叉子，半晌说：“刘老板，这生意你可是不赚……”
“别不识好歹了你！赚不赚我自己说了算！”刘京阳丢开鸡骨头抹了抹手说，“他就让我看看你身体怎么样，精神好不好？明儿我就回话：人活着，能自理。刘老板的业务到此为止，剩下是我问你，你放心多余的我肯定不跟他说，我想听听你们俩这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怎么想？”陶郁苦笑一下，“我要是能搞明白怎么想，我还抑郁个屁！”
“你就说你还想不想跟他过？”
“想，但是……”
“但什么是！”刘京阳打断道，“你想跟他过，他也想跟你过，这不就完了吗？有什么可矫情的！”
陶郁知道在别人眼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无关的人看到的只是结果，而放得下放不下这个过程，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光想一起过就行了？在哪过？怎么过？我爸我妈想让我留在国内，你知道我爸当初反对那架势，现在只要我在他们身边，别的都能接受。你能想象我爸那样的人会服软吗？当时在电话里听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可常征在那边有工作，有家有业要靠他继承，我也不能要求他跟我回中国。就说我是不孝子做到底，不管我爸妈跟他在美国生活，他一天十八个小时在医院，节假日随时听召说走就走，我自己对着一空屋子我图什么？受伤这事在我爸我妈面前不能火上浇油、还得替他们说话，可受罪的人是我，我他妈又不是上帝，心里没想法？不愿意挂在嘴边而已。可除非我生病住院，要不平时连和他多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为什么不接他电话？面对面都没话题好谈，打电话又能说什么？”
刘京阳一边听一边喝光了整瓶啤酒，撂下酒瓶问：“既然这样了，干嘛不分了算了？”
陶郁看了看手上的戒指，说：“这段时间我也一直问自己，真分了就好解决了。可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我最难的时候我们走到一起，最惨的样子他都见过，一直在我身边。他让我看见过生活里可能的美好，哪有那么容易说放手就放手？”
刘京阳不是爱情顾问，也不知该如何劝下去，索性不再问了。两人聊了一晚上别的话题，大部分是刘爷在喷，偶尔能勾得陶郁回一两句。最后刘京阳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陶郁知不知道前两天纪X的找过陶父问话。
“什么？！”陶郁震惊道，“没听我爸妈说，因为什么事？”
“我听我爸说的，好像是有人写匿名信。”刘京阳安慰道，“你先别担心，收到信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正常程序。你们家老头那人丁是丁卯是卯的，也不怕人查。”
陶郁也不信他爸会有什么问题，但心里毕竟存了个事，又是一夜无眠。
第五十二章
陶父是老三届毕业生，当年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待了很多年。和他同期的知青有人把根扎在了当地，有人为了回城抛妻弃子，陶父没有在匮乏清苦的岁月中蹉跎青春，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以二十七岁高龄考上了石油学院，成了陶郁姥爷的学生。陶母比丈夫小八岁，两人同一年进入大学，分在不同的专业。
毕业后两人结了婚，第二年陶郁出生。那时别人对陶父的称呼还不是某长，而是工程师，陶工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行走在祖国偏远地区，搞能源实地勘探和开发，直到四十岁上才开始转做行政。陶母则在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受到单位重点培养，国企改革时曾被调到下属子公司任一把手，几年时间通过改制转变了负债经营的局面，每年为集团带去可观的利润。从那时起陶母正式进入决策层，并一路坐到集团高管的位子。
陶郁上中学时家里就常有人登门求办事，父母总是客气地将人连东西一概送走，在他印象中一板一眼的父母，怎么可能扯上经济问题？听了刘京阳的小道消息，他默不作声地将自己留学期间一些重要文件整理出来，包括在读证明和成绩单、奖学金证明、租房合同、受伤医疗记录、手术和康复费用、以及常父当时为他争取的赔偿金。他将几年里的大额收入和支出列了明细，把所有文件备份，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带回家。母亲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收好文件，让他不要胡思乱想，养好自己的身体是正经。
谈话事件像一粒石子入海，没了后续；这似乎也验证了父母的态度，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没想到的是春节长假后的一天，母亲竟然在单位被“请走”，没有回家。
陶郁如热锅上的蚂蚁守在父母家，直到半夜才等回了父亲。陶父像被一下抽走了精气神，疲惫地陷在沙发里，对儿子讲述了这一天听到的消息。
“挪用国有资产？！”
陶郁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我妈怎么可能干这事！”
陶父嗓音沙哑道：“几年前他们有个子公司亏损严重，高层决定不再投入人力物力，而是从外面聘请一个团队经营，对方自带人员和资金，以那个公司为合作平台，所得利润集团收取一定比例。当时你妈作为代表，和那个团队签了合同。”
陶郁觉得这听起来像租个门面做买卖，挣了钱付房东租金，不同的是母亲单位出租的是一个公司壳子，还是个国有的，想必那个团队也是借这个名号更容易接到项目。
“……本来已经快倒闭的公司，这几年起死回生，对双方来说确实是个双赢的局面。但是去年那个团队的两个负责人又和他人合伙成立了一个私人公司，这中间有很多账目问题，涉嫌将这边的经营所得转移到新成立的私人公司。这两个负责人今天已经被收审了，你妈妈现在只是停职‘协助调查’，并没有进看守所。”
陶郁想不通其中的关窍，提高声音问道：“事出在对方身上，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陶父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知道他们开私人公司的合伙人是谁吗？”
“谁？”
“你表哥方小龙。”陶父说完按着眉心，又接了一句，“他今天早上也被带走了。”
陶郁瞪大眼睛看着他爸，半天没说出话来。方小龙是他大姨的儿子，比他大三岁。陶郁从小就不喜欢这表哥，小时候一起在姥爷家过年，大人不在的时候表哥带头作乱，大人回来了又一本正经教育弟弟妹妹，于是暗地里陶郁喊人家“两面派”。无奈这“两面派”成绩好，在学校属于五道杠那行列的，从小被教育“你表哥如何如何”，陶郁自然而然对又加深了一层“别人家孩子”的敌意。虽然是小孩子赌气，并没有深仇大恨，但长大后兄弟也不亲近，同在北京一年也不见得联系一次。此刻听了父亲的话，他反应过来母亲这是被牵连了，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官司，涉及国有资产就不是民事案件了。
“我妈事前知道吗？”陶郁小声问。
陶父摇摇头，随即又叹口气说：“这种有亲属关系的，最难说清。”
“金额多少？”陶郁听到自己声音有些发颤。
“七千万……”
陶父丢下一句起身离开，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此后半个月，陶郁搬回父母家，父子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找律师，提交收入和存款证明，以及陶郁准备的那些文件，表明家里并没有不合法收入，然而陶母依然没有回家。陶父和律师都猜测是在等待对那两个负责人的一审判决，才能决定案件性质。
陶郁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加了量的安眠药也无法令他安睡，有几次他甚至想把整瓶药都吞进去
陶郁的大姨几次找上门哭诉，陶郁知道父亲心里恨方小龙，却又碍于亲戚情面无法说出口，更不能对妻子的姐姐出言不逊。别的忙陶郁帮不上，便主动替父亲拦下大姨，按耐着满心的情绪听她在客厅里一哭一下午，说什么就这么一个儿子后半辈子没有指望之类的话。
又一次大姨赖在家里不肯走，在她心里大概以为两家现在是在一条船上同进退，不停地催问陶父到底和律师是怎么谈的。陶郁看着她的嘴一张一合，声音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眼前有幻觉不断飘过，想逃离却无法动弹，那种感觉刻骨铭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失血迫近死亡的夜晚。他两手揪着胸口的衣服，大口喘气，忽然一下清醒过来，大姨还坐在对面，惊讶地看着他古怪的样子，住了口。
陶郁再也无法忍耐，起身冷冷道：“大姨，您儿子害了我妈，您只一个儿子，我也只有一个妈！您走吧，以后也别来了，您在这，我妈的问题就更说不清了。”
大姨从沙发上弹起来，质问他什么意思。
陶郁什么也不想说了，将眼前歇斯底里的女人请出家门。自己的母亲都自身难保，经过这次的事陶家和大姨一家恐怕不会有来往了。
刚把这边送走，远在外地的小舅又来找事，找的是姥爷留下的房子。那套房当年是老爷子以工龄、住房公积金、又添了几万块钱买下来的，小产权房，不能在房市上卖。老爷子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都在北京，小儿子在外地。当时想这房子不好分，所以陶郁家提出他们按市价把另两家手里那三分之二买下来。当时大姨和小舅家都没有异议，那时房价远不像现在这么疯狂，陶家给了每家八万，这其实已经比市价还高了，九十年代初八万可是了不得的大数目。三家签合同做了公证，表示房子的事到此为止。谁想这些年房价像坐了火箭，升了几十倍不止，小舅一家早就惦记回来找这房子，苦于在经济上还时常受二姐照顾，张不开口。现在老大老二家都出了事，他便回来要求重新分配这套房子。
陶父现在根本无暇管房子，陶郁试图跟小舅讲道理，可对方咬住了要么重新分配，要么按现在的市价把差价补回来。
陶郁憋屈得成宿成宿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强忍着咽下去，过一会儿又吐出来，人已经瘦得没了形。刘京阳春节时陪父母去了海南度假，过完正月十五才回北京。一回来听说了陶家的事，当即就去找陶郁，正碰到陶郁他小舅堵着外甥扬言要拆门。刘京阳二话没说先找来在附近当片儿警的兄弟，把陶郁他小舅唬走，随后上建材城买了扇铜制的防盗门，当即就让人来给陶郁姥爷那房换上了。大门一锁，把陶郁拉去了自己家。
刘京阳家陶郁小时候是去惯了的，和刘家父母也熟悉，刘妈妈见他这样子当即就流了眼泪，给他煮了稀软的面条。陶郁吃了半碗，难得过后也没有吐。
在刘家待了一天一夜，陶郁不放心家里，而且他也没带药，趁刘京阳第二天出门，他回了自己家。父亲没在，他吃了片抗抑郁药，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两个小时，脑子有些迟钝，完全想不出自己要做什么。又坐了一会儿，他起身离开父母家，漫无目的地在大院里走。
走着走着他被人拦住，一路拉扯着将他带进一栋楼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陶郁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人是让他开门。他侧头看了看崭新的防盗门，心里觉得奇怪，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想走，那人却挡着路，于是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聊地把手伸进大衣兜里。手指碰到一个小瓶，掏出来晃了晃，那声音让他想起小时候吃的巧克力豆。拧开盖子倒出一粒放进嘴里，有点苦，他皱了皱眉，又倒出一粒吃了。面前那人原本一直在吵吵嚷嚷，此时忽然停下来，狐疑地看了看他手里的瓶子，然后转身跑了。
陶郁笑了笑，继续一粒接一粒往嘴里放，渐渐地他觉得头昏昏沉沉，就靠着身后的防盗门闭上了眼睛……
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陶郁隐约觉得面前有个熟悉的人影，视线却混沌不清，仿佛站在水下看外面的世界。冰凉的液滴从左手背流入，左臂带得整个身体发冷，他不安地动了动，手被一个温暖而熟悉的手掌包住了。
陶郁微微动了动嘴唇：“常征？”
“我在。”
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回应。
陶郁牵动嘴角，闭着眼小声说：“我想回家……”
第五十三章
陶家出事的消息是刘京阳发给常征的，把陶郁带回自己家那天，刘老板就觉得这人不大对劲儿，恍恍惚惚的，问句话半天才有反应。联系常征时，刘京阳只笼统说陶郁状况不好，具体怎么不好没形容。常征却知道陶郁会糟到什么地步，回国前他就在吃抗抑郁药，如今母亲出了事，亲戚步步相逼，情形只怕比两年前更糟糕。第二天常征向医院请了假，破天荒要求六周短期离职，这是在他保险范围内所能请到的最长假期。当陶郁昏迷在楼道里、被邻居送去医院抢救时，常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没人知道陶郁到底吃了多少片安眠药，被发现时他手里攥着一个空瓶，地上零星散落着几粒。洗胃后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期间血压一度低到要靠升压药维持。
刘京阳带着刚下飞机的常征赶到医院，就见陶父一个人坐在监护室门外。快六十岁的人了，连番遭受打击，妻子的事还悬而未决，儿子又昏迷不醒，陶父的精气神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佝偻着背神情木然地看着地面。
刘京阳打小就怵陶郁他爸，这种场合更是不知该如何介绍。常征见惯了医院里失魂落魄的病人家属，走到陶父身边轻轻喊了声“伯父”。
陶父抬起头看着眼前陌生的年轻人，像是要开口询问，却突然闭上眼、表情痛苦地按住胸口。常征本能地上前一步扶住陶父，让他靠在椅背上，吩咐刘京阳去喊医生，随后问陶父是否对阿斯匹林过敏是否有过肠胃出血，见对方一直摇头，他迅速从随身包里翻出一个药瓶，倒了一粒塞进陶父嘴里——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随身带一瓶阿斯匹林是常征的职业习惯。
当医生护士推车赶到时，陶父的脸色已经有所缓和。常征向医生表明自己的职业，告知患者已经服用了一片325毫克的阿斯匹林。医生点点头，将陶父推去做检查。这之后常征在陶郁和他父亲之间来回跑，所幸两边的情况都逐渐稳定。到第二天下午，陶郁体内的药劲消褪，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度过危险期后，陶郁要回家，常征就真的给他办了出院。医院里床位紧张，不出院就得从监护室挪到走廊等床位，常医生只在911时的纽约医院里见识过这样人满为患的景象，和医生谈过之后开了一周的静脉营养液，便带着陶郁回了他父母家。
对于常征自作主张把人带出医院，陶父没有反对，甚至默认了他留在家里照顾陶郁。然而在一个屋檐下进进出出，陶父的心情十分复杂，尽管他表态能接受儿子的另一半，但事情真到了眼前，心里总归有个疙瘩。陶郁现在身体不好，他又不放心让这两人在外面单住。每每面对常征，陶父总不知该拿出个什么章程，干脆保持着不咸不淡的态度，心里更倾向于把他看做一个医生。
站在儿子房间外，陶父犹豫了片刻，抬起手要敲门，房门忽然打开了，常征走出来，看到陶父道了声早安。
“情况怎么样？”陶父向屋里看了一眼，厚窗帘阻挡了光线，陶郁似乎还没起。
“半夜醒来吃过东西，天亮又睡了。”常征侧身让开门口说，“他在输营养液，您要去看看吗？”
陶父放轻脚步走进屋，见陶郁侧躺着，呼吸匀长，是睡熟的样子，一根滴液管连在左臂的肘窝处，手腕上套着一个轻巧的血压计，显示屏比手表的表盘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