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个当“大老板”的女婿葛宝生，郑阿姨是越来越少提及了。
像是冯丹燕和江曼这样，就是穷则思变，变则通。
万云来到广州之时，没有自己想办法去做事，而是想要依靠桂老师的人脉找清闲的工作，后来发现这种依靠很是虚幻，最后自己还是选择出去卖盒饭。
这些，都是从“慢”到“快”的转变过程，从被动生活到主动生活的进化过程。
可她姐和姐夫还没有变过来，如果要解决夫妻长期异地的问题，其中必须要有人做出妥协和改变，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着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运行的。
但是这些话，万云有些理不清楚，她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她姐姐讲，也怕万雪又误会她一个当妹妹的，要给她当姐姐的“上政治课”，可是这种在生活和成长中积累所带来的思维影响，从慢到快，再从快到变，这样才能慢慢地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单单在那里苦等、苦熬某个可能的机会。
当然，熬，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得熬，即使立即去改变，也是有其他的煎熬，可若是不做出新的变动，只是被动得等待，万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也是到了这些时刻，万云才看到了姐姐姐夫的短板，他们在县里吃得开的那一套，曾让她和周长城十分羡慕，可换了个新环境，也要跟许多普通人一样去重新适应。
县里是小池塘，市里是大池塘，大家都是池塘里的青蛙，从小池塘跳到大池塘，他们从前在县里的那一套做人做事的标准，到了市里就要重新开始变通了。
后来万云陆续又和万雪说过两回，让她辞去现在这份工作，到市里去和姐夫团聚，哪怕是自己做一点小生意或者到某个单位去做个临时工也好。
万雪本是有主意的人，但遇上事情，也难免会有慌了手脚的时候，似乎怎么选择都不对。
刚开始她坚决不肯同意万云的说法，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让万雪不得不松动了。
孙家宁到了市里，下半年的工作越来越忙碌，往日里有空他会回来看妻子孩子，可忙起来连休息日都没有的时候，那大家就只能这样僵持着分离的局面，最多就是下了班通个电话，两人诉说一下自己忙什么，三四个月见不上都是常事。这样的日子，给万雪敲了警钟，如果现状一直不打破，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后面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冷淡，渐行渐远是可以预见的，她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而且，让万雪觉得恐怖的，有两天夜里，她带着甜甜，锁上门，睡得好好的，整个物资局筒子楼都关了灯的时候，她的屋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声突兀的敲门声，在万雪的耳朵里不亚于惊雷闪电，吓得她一夜提着心，搂着甜甜，睁着眼睛到天亮。
其实就是有人看着万雪是个美貌少妇，平日里吃穿都大方，带着个女儿，丈夫长期不在家，一些动了下流心思的人就跑去敲门，想打她主意。
后面还再来了一回，万雪也没有应门，只是悄悄起床，手上拿了根结实的棍子，要是有人闯进来，她就动手，好在无人闯门，第二日她就把廖大姐叫上楼，和自己一起睡。

第三回 有人敲门的时候，廖大姐醒了，她让万雪捂住甜甜的耳朵，穿上鞋子走到门口去，隔着门，叉着腰开始骂：“哪个王八蛋杀千刀的半夜敲人家门啊？你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半夜赶着跑来报丧啊？”
那打坏主意的人从那晚就知道里头睡了不止万雪一个，此后才没有这种吓人的敲门声，但万雪也没让廖大姐再下去过，她和甜甜两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总是弱势一些的，廖大姐来帮忙壮壮胆也好。
这件事，万雪本来还不打算告诉孙家宁，可廖大姐坚持主张必须要跟家里男人讲：“说呀，你必须得说！家宁都三个多月没回县里了，下回你们见面估计就得等到过年了，你一人带着孩子在县里多不容易啊，就是要让男人知道你的不容易！别当什么贤妻良母！趁着男人现在还有良心，就是要让他愧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说！你不说我替你去说！”
万雪这才把这事儿写信告诉了孙家宁。
孙家宁一读完信，满腹怒气，又惊又怕，立即打电话回县里，问万雪有没有被吓着，万雪捂着半边脸，带着点哽咽：“阿宁哥，我不想跟你分开。”
“阿雪，别怕，这一周我就回去。”孙家宁本来周六有个排班，他请了一日假，坚决回去看了妻儿。
脆弱的夫妻两个，在这一刻关系却变得更为坚定。
夫妻两个见了面，搂在一起，甜甜不知愁苦，见爸妈抱着，她也要凑上前来，嘻嘻哈哈的，一家三口抱住。
那一晚，等甜甜睡着了，孙家宁和万雪两人连夜把手上的钱盘算了一番，最终做出一个令人心痛的决定，让万雪辞去县小学那个铁饭碗，带着甜甜去市里和孙家宁团聚，孙家宁再以家庭实际情况，尽量申请一套一居室或二居室的分房。
至于万雪未来的工作，去了再说吧，一家人团聚了再说吧，顾不上那许多了。

本命年,犯太岁，流年不利。
这是周长城今年感受最深的事，他在昌江精密过得是一日不如一日,成日都想着干脆辞职换工作算了,可看着每月到手的四百八十块钱，又觉得自己有些不知好歹，如果离开昌江，他去哪里能找到这么高工资的岗位？
是的,他又涨了点钱，比于小山和郭泉几乎高出三分之一，大家同为助理，薪酬相差这么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涨薪了,周长城还不敢声张。
可这完全是劳心劳力赚来的钱,其中滋味,只有周长城自己知道。
今年前头的几个月，并不忙碌,大家过得也是较为闲散，不慌不忙地做事，一直到四月份的时候，新订单确定下来,是欧洲的新客户，订单一波接一波，整个厂子开始忙碌。
设计部门根据客户来图做出相关的图纸，梅长发、王忠良、周长城等人跟香港那头的连线会议开得更多了,因为梁志聪不是日日都在广州，所以一些细节对接的事情就交到周长城手上,比如生产进度和用料测试等，加上周长城写得一手好字，设计部门大部分的报表和图纸都是他手上出去的。
不论是王忠良还是梁志聪，都开始认可周长城的签字。
于小山和郭泉两人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工作，对外沟通这些杂乱的事，全都推到周长城头上去了，这就有个问题，就是他两头不到岸，谁都不认他的身份。
香港那边的同事，认为周长城是广州厂的人，有什么事如果联系不到生产负责人，或者采购不力的话，直接就怪周长城工作不到位，跟梁志聪告状说这人能力不行。
而广州厂的人认为周长城是香港同事的“爪牙”，因为周长城时常代表梁志聪和销售那边过来传达客户的新要求，这些要求有时候奇怪苛刻，机器、人手和技术等因素跟不上，大家就有怨言，好似被人故意刁难，这种怨气发泄不到香港同事那头，就全都算在周长城头上，普通职工不敢对他如何，可是个“小官”，比如组长和有经验地位的大师傅，就态度嚣张恶劣，硬是拖着不做事，后面还要倒打一耙。
周长城在做生产工的时候，靠谱且勤奋，人缘很不错，可自从跟了梁志聪，整个人就散发着倒霉的黑气，他时常觉得自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工资涨上去了，但基本的尊重得不到。这是钱解决不了的。
每一日起床，他都抱着很大的压力去上班，同个部门的于小山和郭泉两人对他不咸不淡的，周长城从刚开始的难受，到现在的适应，也习惯了，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事宜，没有必要就不开口说话。
除了管着自己手头设计上的事，他还得适当跟进项目进度的情况，但凡是在广州厂生产的项目，周长城手上都有登记，进度在哪里，卡在哪里，需要谁的协助，人手数量，排期如何等等内容，他的工作比于郭二人重得多。之所以让他注意这些项目进度，也是方便在开会的时候，跟姚生和梁志聪等人汇报。
他一个设计部门的人，还干了统筹的工作，香港总部和广州厂对他的权限极度不分明，不管他最初的定位是什么岗，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做事的人，可大家竟也这么适应下来了，甚至某些审核流程，都绕不开周长城这个助理这一关。在这种情况下，周长城就逐渐养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做到了初步的项目协调。
抛开内心苦闷那些情绪，周长城的个人能力是得到了很大锻炼的，起码现在广州厂的设计部门隐隐以他为首，其他部门的同事尽管与他有为难，但遇到问题还是得跟周长城讲，他成了中间一条必不可少的沟通纽带。
周长城在跟多了十来个项目后，心中对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和情况就有了较彻底的了解，上游的客户和下游的供应商，在他心里都慢慢构建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梁志聪这人烦人归烦人，可不阻碍下属的发展，有些跟大老板们开会的时候，他会给机会周长城说话，周长城刚开始汇报时，嘴里磕磕巴巴的，姚生好几次都很不悦打断批评他，销售的同事也多有不满，认为他能力不足，不足以担任这个协调的岗位，要求广州厂必须要派驻能干的自己人。
可谁去呢？首先梁志聪自己就不干，别说其他人。
八月份的时候倒是招了一个当地人，让其帮忙统筹整个厂里的项目，可人家也不愿意当夹心饼干，还未过中秋，这人就跑了，于是事情只能又落到了周长城身上。
姚生也头疼，重赏之下，竟招不到勇夫，这就是当时人才市场的情况，他无人可用。
被人当众嫌弃口齿不清，好丢人。
知耻而后勇，周长城自己没日没夜地窝在办公室，一点一点地对进度，有些汇报语言还要特意写下来，甚至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汇报过程，同时揣摩跟各位同事领导如何汇报，各部门的人想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重点，汇报完这些，不要给自己和自己的部门埋下祸害，办公室斗争是时刻都存在的。就是梁志聪这么强硬的人，也会和周长城感叹香港办公室可不是什么清净之地，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
多开几个月的会，周长城再开口，已经是言之有物的人，并且能指出问题核心，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大家时间，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为老板、梁志聪作为设计经理、销售同事对接客户时呈现出的态度，以及大家对整体项目的考虑是怎么想的，打工仔的思维有了新的转变。
这些都是在生产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
周长城一边痛苦，一边成长，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与自己的软弱拖拉抗争。从前他坚信沉默是金，现在转变为有嘴就要说话，尽量表达准确，错了也不要紧。
那时候的工程师是值钱的，只有真正的工程师，大家才会在姓的后面加一个“工”字，比如梁志聪，人家心服口服称一句梁工，而一年到底了，周长城偶尔也能听到别人称他为周工了。
总是有进步的，不是吗？做年终总结时，周长城自嘲地想。
其实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对昌江精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1990年，日经指数一直不停下降，日本银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经济的泡沫，到了同年8月，为防止日圆外流，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提高了银行贴现率，减少民间和企业贷款，号召大家把钱留在日本。
这个事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是，从银行贷款出来变得困难，企业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涨，裁员率升高，资金收回困难，国际进口比出口要贵，收支不平衡，原本的模式开始转不动了，外发订单减少，尽量把工作岗位留在本国，大家要想其他办法生存。
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大家习惯了高流动的行业模式，如今要变，必定会揭露出究竟是谁在中间“裸泳”。
姚劲成在八十年代时得益于日本的制造外包，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他十分看好这个国家的科技和制造水平，陆续招了十五个日语销售，专攻日本市场，从汽车到家电再到玩具，都是姚劲成的目标，除了广州厂，如果日本持续跟八十年代那么发展下去的话，他还想在东莞和深圳两地建厂的。
其实经济周期有起伏是正常的，且看美国的经济史就知道，但当时日本股市下挫得太厉害，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姚劲成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次日经下跌，说自己在中间卖空买入赚了多少输了多少，指数波动过大，就引起了他的警惕，实业制造是需要稳定的一个行业，姚劲成放缓了开发日本市场的脚步，又尽快确立现在手头有的日本订单，能发货就赶紧发出去，不要拖拖拉拉的，同时催收客户的回款。
好在是私企，船小好调头，不必经历一系列的文山会海才能决定，姚劲成以一己之力的敏感，挽救了昌江精密可能会遇到的损失，跟日本一个家电公司的订单完成后，回款到位，一分不少，他松了一口气。
再过了两个月，有同行已经收不回款项了，国际官司都打不响，因为好多日企在那几年陆续宣布破产。1991年后，日本进入后人所说的“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失落期。
同年十月，东德和西德合并，德国避开了这次的泡沫，东德的并入，给西德带来喘息机会，劳动力增加，蛋糕变大，泡沫分摊。精明的姚劲成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调转枪头，目标主要放在欧美市场上，日本客户被他放到了最后，原先庞大的日语销售团队，到了年底只剩两人。
自然，转型是困难的，姚劲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对这种转变的阵痛接受度很高，只是从前规划的制造机动车配件的厂房和机器就得舍弃掉一些，因为西欧和北美对大陆制造商的认可度比日本人的更低。昌江精密的目标客户也跟着转变成技术相对较低的消费品公司。
消费品的利润额肯定没有大件品高，客户群体的变更，对昌江精密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仿佛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但，不得不转变，不然的话，就只能等死了。那些年，有不少特别倚赖日本客户的纯制造业工厂，几乎都消失了。
整个公司策略的调整，对于周长城这种螺丝钉来说，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他跟的每一个订单和项目中，英语的比重在升高，梁志聪不耐烦的程度随着项目复杂程度在增加，周长城那种用中文学英语的方法，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了。
世界改变，也促成个人改变。
面对这些不停变化的事件，除了强迫自己适应，没有其他方法，周长城时常觉得苦闷，他只是想在这行稳定地待下去，当个小工程师而已，怎么事情一件接一件，挑战一个接一个，世界变化太快，他忙都忙不过来。这些事情，和小云说，她不懂。小云忙着自己卖盒饭的生意，又操心着县里的姐姐，且她没有在一个正规的公司和企业待过，许多烦恼说出来，是讲不到一起的，不如不讲。
周长城在这方面的朋友，就是葛宝生，幸好还有葛宝生。
可葛宝生更帮不上什么忙，他的生活比周长城的更混乱。
两人时不时买几瓶啤酒，夜里相约在珠贝村对面的电影广场的阶梯边上，哥俩儿一坐下就对饮，争前恐后诉说着自己对生活的牢骚。
彭鹏在上半年时，跟葛宝生说过，要给他介绍生意，葛宝生就屁颠颠儿地跑到白云去了几趟。
白云也有模具和注塑厂，又不是只有海珠才有，像彭鹏这种生意人为了成本和进度控制，当然愿意在自己厂附近找这种合作商，可既然是葛宝生找上门，他也给了八千个肥皂盒的订单，交到葛宝生手上。
跟着葛宝生一起去白云的还有江曼，江曼听说彭鹏的厂子还在不停地扩大，心思早就活络了，她走得是“夫人外交”路线，先去找的彭颖，想侧面打听彭鹏那儿要不要兼职会计管账。
可彭颖如今一门心思都放在女儿身上，只是偶尔去厂里看看，基本不管这件事，何况江曼打听得又不是那么高明，谁人不知她想在彭鹏身上赚钱呢，当晚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
彭鹏彭颖夫妇刚跟葛宝生江曼吃完饭回家，哄女儿睡觉，就说起江曼的事。
彭鹏脱掉鞋子，打个酒嗝，要笑不笑的：“这个江曼，目的性太强，你跟她逛街吃饭可以，谈事情就免了。葛宝生笨是笨了点，不过为人还算坦荡，现在确实是困难期，发展发展也可以。”他对女人的野心有戒心，对男人的笨拙却很包容。
彭颖知道在这些事上，彭鹏比自己老道得多，何况跟江曼认识的时间不长，就点头说好：“知道了。”自此也是和江曼不主动不拒绝地处着。
葛宝生把订单拉回来，洪金良态度还是不冷不热的，倒是也给他安排了机器去做，就是质量和颜色都不怎么样，彭鹏收货后没说什么，可后来，葛宝生再来，他就只请吃饭喝酒，再不提生意了。
葛宝生那个郁闷啊，跟洪金良大吵一架，说他对订单不上心。
洪金良叫人把葛宝生赶出去：“什么玩意儿！我这个本来就是回收料做的东西，就一个肥皂盒，还是发往乡镇的，你还想做出花儿来不成？你看哪个农民伯伯会对肥皂盒的颜色挑三拣四的？有得用就不错了！你葛老板这么牛逼，就自己去买新料回来，我二话不说给你新做！”
到了这里，葛宝生和洪金良也算是真正撕破脸了，那张所谓的合伙人合同成了废纸一张。
葛宝生手上的钱，已经慢慢见底了，去年他一门心思想买机器，找人借了三千六，如今只剩一千多了，跟江曼两人日日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江曼指责葛宝生没有当爸爸的责任感，葛澜到广州这么久了，也不见葛宝生带孩子出去玩一下，珠贝村的孩子们都有玩具，葛澜私下眼热，才五岁的孩子，懂事得不敢和爸爸撒娇！又说葛宝生不顾家，成日在外面不知道跑什么，一分钱都不拿回来养家，难不成要饿死老婆孩子吗？
葛宝生的心比周长城还苦：“我就不明白！以前我在广州，她在老家，我每个月只留一百块，剩下的钱全都寄回去给她，不论是她家里还是我家里的债务，几乎都是我还清的。那时候穷，不见她这么计较银钱！现在她自己一个月收入不错，养得起孩子，我不找她伸手要钱，就想自己留点儿钱做事业，她就这么反对？一分钱都要在我身上掏尽！？”
葛宝生说葛宝生的，周长城说周长城。
周长城“吨吨”喝下两口酒，骂起梁志聪来：“这人真是发疯一样，昨天给我发传真，八十套模具的设计图，堆起来比四大名著还厚，打印机都干冒烟了！最后还叫了腾飞来修！他自己贪方便，图纸全是英文写的，我说我看不懂，他竟让我去买本字典从头学！说学不会就换人！张美娟说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要招学外语的大学生来，那天我竟然听到郭泉和于小山说，要是新来了大学生的话，迟早要取代我！我周长城哪里对不住他们两个了？怎么成天都在搞针对？取代了我，他们两个一样待不下去！这破工作是真的没法干了！”
葛宝生和周长城碰了碰瓶子，双双一起叹气，日子真难啊！
“长城，实在不行，你就辞职出来，咱们哥俩儿一起创业，我就不信，凭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发不了达！”葛宝生那瓶啤酒见底了，又用牙齿咬开了一瓶新的，继续喝。
可真正说到离开昌江，周长城又退缩了，他悄然看了眼正啃着瓶盖的葛宝生，心想，我要是辞职了，桂老师第一个就能把我问得趴在地上，小云辛苦卖盒饭的收入本来就比我高，我再跟宝生哥一样，月月没个收入，她养我两个月可以，要是再多一个月，恐怕这段婚姻都难保，已经被电机厂开除过一回了，可不能再让自己陷入这种被动的境地里。胆小就胆小吧，胆子小又不是犯罪。
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姻和金钱是有一定挂钩的。周长城早早就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了。
葛宝生也只是随口一说，他其实觉得周长城没有创业的决心和本事，就适合当个打工仔。
当然周长城在昌江一路加薪的事，也没和葛宝生说过，他的薪资已经比当初的葛宝生要高一点点儿了。
不过，葛宝生大概是受了洪金良的刺激，也是被江曼骂了几回，明白一个男人手上没钱，连自尊都稀薄，他准备到东莞去，再找找之前的那个前领导，让这领导帮忙拉拉线，总有些小厂是需要外请技术人员的，一个月有一两回就够生活了。他的想法简单，用兼职赚来的钱，支撑自己去创业，要是机会多，就带上好兄弟周长城。
谁都不知道这种路到底对不对，但胡乱摸索，好过停在原地。

最近有两件事情找上了万云,使得她分心。
万云的心思全然放在这些外事上面，故而忽略了枕边人的心态得失，只以为周长城是醉心于工作,不想与人说中间的细节。但是这也不能怪万云,一则是周长城自己没有主动沟通的意思，二则是人的关重点在不同时期，总是有轻有重，没办法全盘顾得过来。
就像现在,万云一门心思想着的，是县里万雪的事情。
在十一月底的时候，万雪跟县小学提出了辞职，辞职申请交上去后第二天,她就给在广州的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交上申请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好像完成了什么大事。本以为学校会意思意思挽留一下我，没想到主任收了我的申请,说学校一周就能批复，还让我别担心，要是着急可以加快办理。你是没看到，学校恨不得我赶紧走。说起来,之前我总怕这怕那的，真不知道在犹豫什么。”
万雪所在的县小学，人员早已经臃肿，像她这种打杂的校工有十来个,大多都是早些年落进来的关系户，想开都不好开,能走一个，对学校系统来讲都是减负，自然是批得快。
终于可以带着女儿到市里去跟丈夫团聚，于万雪而言，不管学校是否没有人情味，她只有欢喜的，既然已经和孙家宁决定要辞了铁饭碗，就要往前走了。当已经过上了有丈夫有孩子的这种温馨平稳的生活后，万雪只想留住这种感觉，她人生的重心是完全归于家庭的。
万云听着万雪那松快的语气，心里却开始紧绷起来，提交辞职申请只是一个开端，后续到了市里的生活是一个新的开端，不是终结，姐姐和姐夫后面还要想办法打开新局面。万雪的语气像是要留在家带孩子，一副没打没算的样子，可她也不想扫兴，现在又到年底了，也该歇会儿，至少让他们过完年再说吧。
“姐，你，你到了市里，还是要把新工作留意起来。”万云尽量不说得那么直接。
大概是晓得妹妹在电话那头的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万雪自己先说破了：“其实我也知道后面的日子长着，可今天算不到明天事，走一步算一步吧。至少我踏出去了。”
是的，对于这种结构稳固的家庭和年近三十的万雪来说，更换生活的地方，更换新的生活方式，她也很费劲，她也会茫然，如果没有孩子，可能一切都更好处理，就像妹妹妹夫那样，没有后顾之忧，一心赚钱养家就行，可有了甜甜这个小娃娃在中间，她和孙家宁的生活步骤就得围着孩子调整，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空间就压缩了。
辞呈，团聚，变化，欠债，对孙家宁和万雪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和造化。
这个电话说的时间不长，万云此后有一阵子都很是怅然若失，她也没有跟周长城讲，城哥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沉默了，且这个事情也说无可说，万雪和孙家宁将要面临的困境，他们在几年前刚到广州就遇到过了，世间万事，唯有自渡，自己依靠自己，才能踏出那阵旋涡。
不知道为什么，万云总觉得今年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似乎一眨眼，天黑天亮就交替了，往往都来不及回头去想，究竟做过什么，错过什么，每一日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不管是自己身边，还是身边以外的大世界，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总是一波接一波，一下子这个国家开战了，一下子那个国家分裂了，常常上一个新闻还未消化完，下一个又来了，让人应接不暇。
而粮票和油票本儿将要取消的消息，又开始在一些地方报上流出来，可到粮店买米的时候，万云还是持桂老师的粮油本子去买的，该抢的时候仍不能手软。
林彩虹现在除了承包菜地和果园，还承包了几亩水田，“吭哧吭哧”地种粮食，万云卖盒饭有一部分的米就是直接在她手上买的，或者由她介绍，跟住在她附近的农民籴的米，情愿加点钱，也费事到处去张罗粮票的事。
反正似乎进入了九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在动荡，快速发展。
万云从不适，到习惯，已经慢慢适应了这种无常的动荡，于她而言，要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抓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定，生活就还能继续往下走去。
十一月过后，广州的天气彻底冷下来，今年不是个暖冬，冬风刮得紧，吹得人脸上发干发痒，难得穿上大袄子，今年很流行一种叫“七日香”的面霜，香香的，润润的，小小一瓶，便宜好用，万云买了好几瓶都用光了，脸上和手脚都涂，用得自然多。
因为风大，虽然没有下雨，可空气中也冷得很，万云和袁东海两人出摊子的时候，每天都是冻手冻脚的，尤其是早上起来骑车去拉菜，一顿往返，吹得万云整张脸都是冰的，郑阿姨洗菜的时候总是抱怨水凉，万云也大方地烧了热水让她兑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