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说：好像没有，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我们属于配合警力，善善后，维持维持现场秩序，纯粹打酱油的。

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想莫非是狗咬狗，内讧了？这便是天助我了，便问：晚上在哪？

他说：海月阁。

我心想：怎么这么晦气，昨天刚去过，今天又是。嘴上应着：一定到。

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从后面拍我背：问完了，走吧。

我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快？

袁城问：几号开庭？

我说：下个月八号。

他沉思片刻，说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吧。

我说：去哪？

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说：城管局。

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纷纷扰扰，天空竟也有些黯淡。

42、城门开

佟帅，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1976年生人，现年二十八岁，育有两子，长子五岁，次子三岁。 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临走时他爸叮嘱他：踏实做人。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后纺织厂改制，佟帅应声下岗。

下岗时佟帅二十岁。 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一只热水瓶，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外加一床棉被）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胡乱扔在了一旁。

有那么一刹那，佟帅忽然觉得，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被胡乱丢在了一旁。

何晶，连水县何滩人，1976年4月生人，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何晶叫他二哥，其实隔得很远，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念过大学，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 那一年也是1993年。 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始终同吃同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说家乡的小麦熟了，又一年农忙到了，你也该回去了。

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

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迎接香港回归，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

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他说：你看，香港都要回归了！是的，香港要回归了，然后是澳门，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留在城市里。

其实他并不知道，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她望着天花板，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展开。

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每个人都在想，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

我和袁城回到律所，从事发地开始走起，一路走到城管局。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想还原整个故事，这期间，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

事发当天是个周六，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九点收摊回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准备准备，下午四点再次出摊。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全天都是安全的。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为多挣一天钱。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

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 十年了，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它们在沉睡。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

十年了，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暂住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 因为没有户口，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还是胡同的死角里。

佟帅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何晶也是一样。十年前，年轻人以逃离的速度与姿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脚步轻盈，欢快活泼，而十年后，他们又以衰老的腔调与节奏，冷静地眺望着远处自己的故乡，他们步履蹒跚——然而依旧快乐，快乐源于对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满足，源于这满足背后对城市宽容的感谢。

所以当城管踢翻了他的煤气罐，将他摁倒在地的时候，他仍然是感谢城市的。 然而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恨，只不过他恨的不是城市，而是这所谓城市的管理者。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管理城市的资格，在城市给了他一席生存之地的时候，这些自以为可以管理城市的人，违背了城市的意志。

当拳脚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并没有产生任何极端的想法，他只是在想，让这一切快点过去。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失去城市所给予的一切。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和往常不同，他挨了打之后，这帮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在错愕之中，佟帅被推搡着来到了面包车的侧门前。 他愣了几秒，仍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图。然后哗啦一声，车门被拉开，他被身后涌上的力量挤进了车厢里，死死的夹在其中，动弹不得。

面包车沿街开过，他从车窗里看见小贩们混迹在人群中立于马路两旁，他先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凯旋而归的战士，然后看见妻子跪倒在路旁，便丧气起来，想不过是个游街的囚犯罢了，后来他看见了我，心里又有了几分底气，甚至生出几丝得意。

这种得意一直持续到他被带到城管局。那帮人不能理解他的得意，理所当然的被激怒了，带头的那个将他推进一间办公室，然后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

我是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骄傲，尽管我们并没有任何私人来往。 他从心底因为认识我而感到自豪，或许他从未沾我这个城里的大律师一丁点的光（甚至从来不肯多收我一分钱），然而仅仅是因为认识我，便使他有了底气，使他可以慢慢地站起来，站在了三个城管的面前，像每个人生来平等一样的站立着，平视着。

他说：我朋友是律师。

三个城管被他的愚蠢给逗乐了，他们当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站起来，但他们希望他站起来，因为只有站起来，才为再次将他击倒提供了可能。 为首的那个右腿微曲，明显是在发力，然后他一跃而起，左脚蹬在了佟帅的胸口。年轻人再次倒了下去。

城管们再次控场。 剩余二人将跌坐在地的佟帅死死摁住，拳头如雨点落在他身上每一块有衣物遮挡的地方。 从看到我的那一刻所建立起的自尊完全销毁于这再起的拳脚之下，佟帅真真实实地感到了绝望。 他知道自己或许能熬过今天，但他也知道自己熬不过每一个相似的明天。 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看见了未来，他脚下的路不再向前延伸，而是一点一点向内翻卷。

但是施暴者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反抗而表现出一丝的怜悯或是懈怠。 二十四岁的那个昨夜刚在麻将桌上输了一千块，这足以抵上他大半月的工资，而他的工资，每个月都拍在了房贷上，一分闲钱都拿不出。 平头的那个刚被女友抛弃，女人说，更想找一个刑警，她甚至绝情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粗俗丑陋的环卫工人，只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扫把，而是铁棍。 戴眼镜的那个也刚失恋，只不过形势略有不同：女友跟另外一个同事跑了，今天在风风光光地邀请全局同事举办婚礼。他当然是不会去的，但他也不甘于坐在家中顾影自怜，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发泄。

佟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否定了自己刚才的乐观想法，而是悲观的认识到，自己或许连今天都熬不过了。 他下意识地捂住裆部，捂住男人最重要的地方。他只有两只手，否则他可以挡住的更多。 但是裤袋里突起的硬物膈得他胳膊生疼，他知道对于挨打自己已经无法可想，大脑便转去思考那硬物究竟是什么。

这一想竟使他豁然开朗：一把切香肠用的小刀。

此刻，身体上的剧痛，对城市的爱以及对这帮城市管理者的恨三者叠加达到了一个巧妙的临界点，因此这把刀简直是冥冥中上天给他的指示，他觉得不会再有哪一刻比现在更好了。

于是他掏出了那把小刀，结果了两条生命。留下的那个重伤。 趟在病床上，他或许会遗憾，为什么自己没死？因为他觉得天堂里或许没有房贷来房贷往。

当我逃出佟帅的视角时，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和袁城走到了城管局。

说实话，我从未试图总结过任何人的一生，甚至连我自己的都懒于回顾。

表明了身份之后，我们在城管局得到了相当大的排斥，但也有人眼神是温和的，这样的人乐于替我们指路。于是我猜想，他大概也恨这制度。

我在案发后来过一回，如今事发的办公室已经废弃成档案室，很明显没有人愿意在这里上班。 我跟袁城在里面站了会儿。他说贾臣你看，当时门虽然是关着的，但是窗户上没有窗帘，是不是没有窗帘？

我说是的。

他继续说：没有窗帘，就意味着可能有人经过，有人经过，就有可能看见了这一切。

我顺着他所指，透过窗户看过去：窗外一米处是一道围墙，因为常年照射不到阳光，因此爬满了青苔等各种潮湿的背阴植物。 紧贴着围墙，有只有一米不到的狭窄距离，谁会从这里经过？我说：不可能的老师，没有人会从这里经过。

袁城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示意我过去。他说你看看，往左看。我便探头朝左。他说：你看那里是不是有个平房？我说是有，好像是个厕所。

他把我拉回来，说：这就对了。

我说：什么对了？

他说：现在的关键是不是要按防卫过当辩？

我说：是啊。

他说：那么现在目击证人是不是很重要？

我说：当然啦。

他说：那么清洁工人就有可能从这里经过。

我说：先不谈经过没有经过，就算他经过，他也绝对不可能来作证人。你没见那街边的小贩路人，哪个肯作证？

他说：这倒也是。你就当我没说过吧。不过也有可能良心发现的，出于阶级同志情怀。

我说：老师我们该走了。

他说：对，该走了。

离开城管局，我们又顺着大路走出几百米，突然从身旁的巷子里蹿出个人来。老头，勾着腰，穿粗布裤子，和一件疑似捡来的大号拉链衫。

他将我们拽进巷子里，又探头出去张望了一番，确保安全之后才说：“二位是律师吧？”

我说是啊。

他说：我可以给小兄弟作证。

我看了一眼袁城，然后问道：你看见了？

他说：看见了，从后窗里看见的。

我又问：你是搞清洁的？

他点头：扫厕所的。

我对袁城作揖：老师乃神人也。

袁城摆摆手：罢了。

43、春天里

我很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重生或者穿越，那样的话我一定将人生过得非常喜庆，非常靠谱。

袁城当然不是神人，他顶多干些人神共愤的事情而已。那清洁大爷的故事完全是他逆推的：有天下午我外出有事，大爷找到所里，要求作证，因我不在，袁城就将他拦下细问了。然后故意带我去城管局逆推，打造他神人的假象。

这事我根本用不着大脑想，两指一掐，就掐出来了。

因此觉得老袁这人有趣，越活越回去了。

听说他悄悄复了婚，一家三口低调地生活着，老婆依旧无怨无悔，仿佛孟琪琪这人都不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这般平静倒使我也纳闷起来，总是恍恍惚惚地觉得这人或许真就没存在过，是我，贾君还有老袁，合力共通生成的一个梦境罢了。

然而又清醒过来：孟琪琪入住地下CBD那天，老袁哭得比她亲爹还伤心，哭几声就拿领带擦一下，弄得胸前尽湿，悲天恸地。那天去的几乎都是孟家人，媒体外人一律挡在外面，老袁哭成那样也没人来劝，孟家人既不恨他，也不因他的悲伤而感到兴许安慰。他老婆就在二十米外默默等着，平静得就好象等他开完一次庭，或是结完一个案子似的。这事太滑稽太荒诞唐，结尾处还带了点结构主义的味道，你要说是梦，我反而倒不能信了。

虚构的东西总是跳不出想象的范畴，但现实却总是能超脱你的思维所及。

是为悖论一双。

我不知道袁城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以何种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他一辈子都走得小心翼翼，偏偏在孟琪琪的事情上全无方向，像一只苍蝇蹿进了密封的玻璃瓶里。我不愿意相信他对孟琪琪的那种情愫是爱，倒不是因为全无美感，而是三十岁以后，谁还有这个资格谈情说爱？

如此纯洁高尚的字眼，请将它留在那时光里，埋在微风吹过的那一年春天里。[1]

我忽而沮丧而失落起来，当我想起曾经那一刻心动时，又想到终有一天老无所依后。

晚上去赴李刚的升迁宴，属于小场面，没什么大人物在场，一共就请了八九个人。除他几个同事外，还有一个始终升不了职的老所长。

李刚是何茜远房表哥，去年春节他家老头子喝了点小酒在澡堂里跟人发生口角，挨了对方一拳，心里气不过，就托何茜问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当即带他家老头去弄了个轻伤鉴定，索赔两万，那人是个法盲，起初嘴硬，后来上门跟他谈，要不私了，要不三年。那人听了有点犹豫，也东托西求的找人去检察院问情况，偏不巧问到林寒川头上，直接一句话扔给他：你这是刑事案件，公安已经立案，这边就准备批捕了。这人一吓，当即两万块送上门。事后品出味了，晓得是被讹了，整天窝在家里写人民来信，不但写李刚，还写去律协告我，甚至还写去纪委骂林寒川。写到后来工作也写丢了，老婆也跑了，还是拿着低保在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