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七舅问要多少桌，七舅掐指一算：每次上桌。我转身差点给厨子跪下了，大爷，我只有三万块钱呐!
厨子和蔼地说：“小伙子，三天的宴席其实只有四顿饭。你看，你们今天下午才到，中午那顿就省了。明天的早饭是不用摆的，到了后天，吃过中饭就下葬，丧事也就结束了。”
“那五百……”
“也不贵。”厨子说，“从桌椅板凳到锅碗瓢盆、筷勺，从买菜、洗菜、烧菜到摆台、刷锅洗碗，从颠勺的、洗碗的到跑菜的，我们一手抓到底，一以贯之，全然不用你们主人家操心。
“行了，就你了。”阿朱说。
我不同意，我拉他到一边说：“你到底认真想了没有啊?五百块呐!这深山老林的。”
阿朱说：“正因为深山老林才要让他弄，否则你上哪儿买菜去?还有，别老在乎什么钱不钱的，老吴在这儿呢，钱花完了再问他要啊，他不给就打他啊。你这人就是实诚。”
我望着阿朱，仿佛从来没认识过他，阿朱问：“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比以前聪明多了?”
我印象中的他没这么精明。
阿朱笑了笑，说去别处帮忙，就走了。
厨子还在等我的答复，我回身给他数钱。厨子龇开一口黄牙说：“小伙子，你选择了我们这个优秀的团队，你真有眼光。”
带着几个老妇女流窜在乡野的葬礼现场，还好意思自称团队，另外谁选择你了?
除了厨师，还有“八音”“八仙”，吹的、拉的、弹的、唱的、哭的、抬的都要钱，连在棺材前面摆个猪头都要我三百八。
我说：“你把我的头剁下来放那儿吧，我这头不值三百八。”他们说：“小哥，你省这点儿干吗呢?都是为了办好丧事嘛，丧事办不好，也对不起老人不是?”
头一天我就花了两万七八千，接近破产，除了这些，还有和尚钱。对了和尚呢?
我去问文胖，文胖高深莫测地摘掉了帽子，帽子下原来是颗锃光瓦亮的头颅，接着，他从包中摸出一袭金黄的袈裟，他爱抚后悍然披上说：“和尚来了”
我哭了。
文胖解释说：“这就是三千元套餐的标准配备，如果是八千元套餐，就有真和尚了。”
“那中间五千元那档呢?”
“也是我。”文胖说，“不过我会提示是，住持和尚。”
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念心经，但据徐真人反映，他趴在那儿的一个小时，嘴里念的都是“股票涨基金也涨”之类的朴素理想。
晚上开饭已经八点多了，果然全村都来了。大家吃得是杯盘狼藉。
吃完了睡觉又是个问题，老吴家的房子是危房，亲戚家又都被远来的女眷住满了，我们只能睡车里。
这是八月乡间的夏夜，蛙叫虫鸣固然静美，但开着车窗便是喂蚊子，关着的话，不到后半夜我们就得闷死。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先开车窗，外头用蚊帐罩住，再往里睡。
我和阿朱睡一辆车，我命苦地睡前座，他睡后座。自从那次跳水事件后，阿朱一直对我紧迫盯人，这让我感觉很微妙。固然我乐意与他厮混，但也烦恼他始终认为我可能是精神分裂。
我睡不着，太热了，开空调又没那么多油烧大概到了晚上十点，阿朱突然轻声喊：“桃儿。”
我正有点儿迷糊，就没理会。他又说：“桃儿，你睡着了吗?”
我没说话，他就开始伸手摸我，先摸的是脸、耳朵、后脑勺，再下来是脖子，脖子摸了好久。他的手很宽大，很粗糙，手心里有老茧，那是长期打篮球的缘故。我也有茧，在握画笔的地方。
我已经无法自制地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匹饥饿的、独自越冬的狼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对方是森林里偶遇的人类。我完全可以一口咬断他的喉管，这种嗜血的兴奋让我不住地战栗，但这个愚蠢的人类不知道，他甚至不设防，还以为我是那个在月亮下柔肠百结的歌唱家。
他在摸我的肩膀、胸口，胸口很痒，腰，我的腰……直到这时我才从幻觉中反应过来。
“你干吗?”
他顿了顿，说：“你醒着?怎么不回答?车钥匙掉前排去了。”
那你摸我干吗?我没开口问。
过会儿他自己解释道：“我怕掉你身上。”
他一定很尴尬，我准备给他个台阶下，便开始找钥匙，钥匙果然就在脚边，我递给他后，他说：“睡吧。”
我哪里还能睡得着，于是爬出车子平复一下情绪。空气闷热潮湿，可就是不下雨，蚊虫就像战斗机一般朝我身上精准地撞来。在我的右手边，有条死水河，在老吴的描述里，那是关于家乡的最美丽的回忆，现在已经是一块蚊虫的滋生场所。
老吴还在守灵，眼睛熬得通红，我想替他守一会儿，他说不用了，肾上腺素的作用，反正他也睡不着。
我说：“你和邵丽明离婚，怎么也不说一声?”
老吴问：“需要说吗?这是私事儿。我们因爱而结合，因爱而分离，如今我们依然相爱。”
你就扯去吧。
我说：“邵丽明长得多漂亮啊，全校女老师数她最漂亮。”
老吴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回忆许多年前毒害过他的一本书，叫作《少年文艺》。在这本书里，漂亮姑娘不是成天高举着牛虻的拐杖，冲着阴霾的天空发出战斗宣言，就是瞪大了警惕而敏锐的双眼，关注着周围人思想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惧怕漂亮姑娘，邵丽明就是这么一个漂亮姑娘……
我说：“你这个理由找的，就像在说自己是个懦夫。”
“我的确是个懦夫。”老吴说，“不过我是不是懦夫无所谓，只要邵丽明能找到她的人生境界就行了。”
我说：“可是邵丽明也有三十四五了吧?据说过了三十五岁那就是高龄产妇……”
“你还不去睡?再缠着我问这问那，小心我揍你!”老吴说。
我逃了。
老吴在灵堂里高喊：“阿朱!阿朱!你再放这小子出来我就弄死你!”
阿朱在车里睡得正香，见我逃回来便含混地问：“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怕老吴伤心过度，跑去安慰他了。”
阿朱说：“明天一大早就得起来，你抓紧时间睡。”
我怪窝心地躺下了阿朱待我多有耐心，多温柔，多善解人意，这以后，不不，没有以后，我得赶紧睡。
凌晨四点半左右，七舅和文胖就开始叫早了，接着满村子都在喊：“起来!起来!该去火葬场的都去火葬场了!”
文胖还专程钻进车里来掐我说：“起来啊，你事儿多着呢。”
我痛苦万分地睁开眼，问他：“用得着这么早吗?”
文胖说：“你不知道，现在去排队说不定得排到中午，一是咱们这儿路程远，二是天气太热，死人都急着烧呢。”
厨师架起大炉子，轰隆隆地烧白粥、蒸馒头，我们跑去最近的四舅家水井边洗脸刷牙。整个村庄都在醒来，远处传来孩子的哭闹声和犬吠声，但遗憾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个清晨有多美，大概是无处不在的垃圾与发了酵的臭味败坏了我的兴致，或许现在美丽的乡村只出现在影视剧中。我们系经常外出采风，走过许多农村，除了专门拾掇起来迎接游客的，其余的都像是被现代化急行军所抛弃的一堆废墟，由孤独的老人与孤独的孩子守护着。
这个村庄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外地打工，是葬礼把他们召集回来，从某种角度说应该感谢吴家老太太，是她在喘不过气来的生活中为大伙儿提供了一个与亲人相聚的机会。
我们从火葬场回来，不出文胖所料，已经到了午饭时间。老太太成了一捧细细的粉末，徐真人说人一辈子，一只超市小型塑料袋足够，诚然不假。他日我若成灰，撒了肥田，为国家限塑作贡献。
我们和“八音”们一桌，当日午餐是与苍蝇争食。此处苍蝇不按“只”计算，是按“蓬”，凉拌黄瓜上落一蓬，红烧鳝鱼上落一蓬，筷子上落一蓬，碗里落一蓬，人头上落一蓬，你要是稍微吃得慢点儿，一会儿连渣都不给你留。此番胜景，连老吴也多年未见。
核儿说：“桃儿你想到什么?我想到躲不开、避不过的暴雨梨花针，如果世上真有那种暗器，想必灵感就是从此而来?
老吴骂道：“废话怎么这么多呢?赶快吃!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城市造的孽，整个农村都成了它的垃圾填埋场，成了它的牺牲品，城市是个恶魔，是个嗜血的屠夫，是个袒胸露怀的荡妇。”
徐真人说：“吴老师，你太深邃了。”
老吴说：“徐中驰，你也不差。”
核儿招呼我和阿朱说：“赶快吃，别搭理他们，这俩是病友。”
“八音”挺敬业，每上一个菜就要吹几句。他们果真是八个人，有吹喇叭的，有吹唢呐的，有敲锣的，有敲鼓的，有拉胡琴的，还有两个专门负责唱丧曲。其中那女的真是艺术家，四十来岁，宽背水桶腰，调门奇高，《青藏高原》《天路》之类的歌曲一首接一首，比电视上唱得来劲多了。
整个下午都是他们的演唱会，唱完了歌唱戏，唱完了戏再唱歌。中国人都是哲学家，葬礼是一场哀戚的狂欢，我们这个偏僻的是乡野，八宝山那种上万人告别的仪式也是。
三万块钱已经全部花光了，我甚至还欠着厨师明天的菜金。我问老吴怎么办，老吴说别急，等人。到了傍晚的时候，果然来了个人，老吴笑逐颜开地迎了上去。
核儿躲在后面说：“怎么这货也来了?”
那个人叫白舒，是核儿的授业恩师，也是我见过的最有艺术气质的人，即使他衣衫褴褛蹲在村口喝玉米碴子，旁人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艺术家。他最近剃了个光头，可光得如此飘逸，如此俊秀，文胖的光头和他比起来就像是生了锈的秤砣。
白舒说：“老吴，我送钱来了。”
老吴感激涕零地说：“谢谢你，哥们。”
白舒说：“你活该吧，好端端的离什么婚?”
他转身看见了我，惊讶地说：“咦!你不是那个谁吗?怎么也在这儿?”
我说我给老吴当儿子呢，白舒说好，弄不好老吴一辈子也没儿子。他对老吴说：“本寺欢迎你。”
我说：“您又出家了?这都几次了?”
白舒于是显得很烦恼地说：“我一入山门吧，就思念红尘;一入红尘，又觉得腻烦想入山门。”
核儿在远处做手势，意思是速度闪开，此人会核爆，纵然不核爆，也会以朱耷、石涛等自况而恶心人。白舒显然对我仁慈了，扔了两万块钱就要走，我们拦着说晚上山路行车太危险，他说寺里有规定。
白舒走后，我与核儿自问：“美院有正常人不?”
核儿说：“我可能不算，但桃儿你勉强算一个。”
我很感动，但我真不是，核儿，好在我不会承认，我就是这样的硬汉子，不妥协，不还价，纵然到了飞天的那一刻，我也不承认。
到了晚上就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身心俱疲，文胖挨个儿鼓励我们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还剩最后一天了。我们问文胖缘何如此坚强，他说是苦难的生活锤炼了他。我看他的腰围很难体现出苦难，文胖说你们这些雏儿懂个屁。
早上五点刚过，我又被文胖拉起来，说是和老吴一起陪同，“八仙”去打坟坑。我恼火极了让他去找阿朱或者核儿，文胖说不行，“八仙”挖坑是要收小费的，等坑挖好了，还得扔点儿钱进去暖坑，所以非管钱的去不可。
这都是谁定的破规矩?埋个死人都不让人省心。总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坟地里睡着了还睡得挺香，那帮牲口挖完了坑就跑了，我醒来不认识路，在山上盘旋了一上午。
山头遍布坟包，而且植满了松柏，茅草长得齐人腰高，山风一吹，漫山草木哗哗作响，如泣如诉。青松如盖，大地为床，老太太能长眠此地也是一件幸事。正在抒情的时刻，听到“八仙”的扩音喇叭响，那个女高音在唱：“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接着老吴喊：“桃儿——!把钱拿来——!”
再接着女高音唱：“你快回来……”
我顺着声音跑进村，老吴说：“赶紧的，厨师要结账呢!”
我说：“你把我忘山上了吧?”
老吴闪烁其词，催促说赶紧的，赶紧的。三位麻友正埋头吃饭，见了我核儿就骂：“你躲到哪儿偷懒去了，真没出息!”我懒得理他，拿碗吃饭。
阿朱早上大概干了不少体力活，正打着赤膊，背上晒得通红徐真人还是规规矩矩地戴着孙子孝，白衣白帽，突然长叹一声：“唉，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相识一场，终须一别。”
我和核儿跳起来用筷子抽他道：“你还挺怀念是吧?成天屁事儿不做在灵堂躺着，昨天怎么没把你一起烧了?”
徐真人不闪不避道：“怎么?你们连繁华落尽的伤感都没有吗?”
阿朱大笑起来，笑得整个胸腔都在震动，说：“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可惜我开学就大四了，以后估计很少有时间再和你们聚在一起，想到这个，我确实挺伤感。”
“大四很忙吧?”核儿问。
阿朱点点头道：“考试、论文、实习、找工作，现在的大学生不值钱，出去就失业也说不定，说实在的，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仨拍着他的肩膀，十分幸灾乐祸，这种担心失业的烦恼就不会出现在我们身上，因为美术系的向来无法顺利就业，诸位前辈不是沿街卖画，便是躲在偏僻的角落中避世，这个浮华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艺术了。
下午我们埋葬了老太太，众人散去，剩下几位村中的老妇打扫垃圾遍地的战场。孩子们追着车，一直将我们送出村口，我把背包里的画笔、颜料、速写本全扔给了他们。
离开时已经四五点，阳光依然炽烈，缺水的山林显现出焦干的状态，老吴疲惫地歪在后座，闭目着喃喃祈求：“来场好雨吧……”
我们没回学校，半途转去了“观我居”，然后大睡了一天。“观我居”还是数天前我们离开的模样，西面的山墙只刷了半边，颜色灼人老吴说：“你们走吧。”
核儿问：“我们不继续干活儿了?”
老吴说：“在旁人眼里，我失去了妻子，又失去了母亲，已经是孤家寡人，再也没有亲人分享，还弄这么一个房子干什么?可是在我眼里，往后我吴观就如一阵清风倏忽来去，无牵无挂，天地自由啊!就让这房子也维持这样吧，何必计较?何必规整呢?”
我们无言以对，老吴微微一笑说：“都走吧，我想作画了。”
老吴送我们回了学校，他的豁达态度深深刺激了我，往后几天我都很颓然，从早到晚都躺在床上，要么埋头睡觉，要么翻看几本不知所谓的小说。我又想到自己尴尬的情感，老吴当年爱上邵丽明时，必定没有想到今日的分离，而我要比他聪明许多。
后来我在学校里看见了白舒，他说回来拿点儿东西。这厮每年收入上百万却没有家，成天霸占着教师宿舍不放。
白舒说：“你怎么老是满脸迷茫?迷茫那是有脑子的人才干的事儿，你何苦凑这个热闹?”
可我确实有极大的烦恼。
白舒说：“看到你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要不你来我庙里待几天?”
于是我就被他拐走了。他的庙叫作灵犀寺，属于大乘佛教，离我们学校不足二十公里，位于一个风景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当然我们学校本身也处于蛮荒之地。庙里有僧众五人，修行的居士七八人，白舒这个级别属于居士，往上是沙弥，如果铁了心要受戒那就是真和尚了。
白舒带我来，灵犀寺里几位上了年纪的居士都很高兴，尤其是食堂的那位老太太，连说年轻人一心向佛是好事儿，这年头人心坏了，都是不信佛、不信善的缘故。
白舒说：“桃儿，别聊了去把脚洗干净，要开始坐禅了。”
灵犀寺相当小，基本没有游客，香客也有限，是如今为数不多的清静之地，每日规定要坐五支香，每支香半小时，另外还有早课、晚课、学习课(这是他们自个儿加的，主要学点儿社科人文知识)，每天早上我们四点半起床念经，六点吃早饭，吃完了坐禅、学习;中午十二点吃午饭，午饭后私人时间一小时，接着又坐禅，然后下地劳动;晚上六点晚饭，吃完了再坐禅;晚上九点熄灯睡觉。周而复始，规律得就像墙上的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