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家里也要动迁，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忙，我也不想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呀！”居委会干事吴阿姨一边擦着脸上的油汗，一边瞪大眼睛，冲着我嚷嚷。
“好说好说...”我摆手示意她不要冲动，“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得想法解决，否则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来要求验伤我也觉得麻烦呀！”
吴阿姨的身后立着一个皮肤黑黑的小男孩，穿着褪色的T恤和肮脏的短裤，神情惶恐地盯着我正在准备的抽血工具，局促地缩着两只穿在过大的旧塑料拖鞋里的光脚，一会儿立在一只脚跟上，一会儿又换到另一只。
隔壁等候室里传来不知疲倦的争吵。一个本地口音的尖利女声歇斯底里地大叫：“你打人！你是凶手！你这野蛮的乡下人！”一个男人起劲地帮她的腔。另一个稍低沉的女声用浓重的安徽口音辩驳：“谁打你了？我没有打你！你整天欺负人！”突然一个清脆有力的男声吼道：“安静！这里是法医研究所！吵什么吵？再吵，让你们全部蹲看守所去！”
吵闹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不甘心的哼哼。
我暗笑：“梁凉这家伙！真会看准机会滥用刑警的公权啊！”
不过我得感谢他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我想到要给男孩抽血就犯怵。他只有5岁，血管相当细，抽血时必需要全神贯注，力求一针见血，否则就得等着听他扯着嗓子没命地哭叫。不过，象他这样在尘土中跌打滚爬长大的孩子是不是会比人家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耐痛一点呢？不管怎样，不能冒险，应该尽量稳妥行事。
我俯下身，托起男孩的小胳膊，扎上止血带，用酒精棉球在肘窝的地方擦了几圈。棉球变黑了，酒精擦过的地方翻起一片皮垢。吴阿姨从背后顶住他的肩膀，嘴里说：“阿毛不要怕，不痛的啊！”也许他听到过太多谎言，在闪着寒光的针头面前漠然地瑟缩着，扁着嘴唇不做声。我用食指按了按凸起的静脉，对阿毛说：“如果你配合，我们快点结束，你就不太痛。否则会很痛很痛。知道吗？”男孩还没来得及点头，我已经把针扎进了他的静脉。他皱了一下眉，没哭出来。我拉动针芯，殷红的血无声地充满了针管。
阿毛和父母、奶奶、叔叔婶婶和堂姐一起住在大田路112弄3支弄25号乙室后楼梯的三楼上。那是间有老虎窗的顶楼房间，室内用木板搭出一层阁楼，给奶奶、堂姐和阿毛睡。阁楼下的空间分成两部分，较大的部分是叔叔婶婶住，较小的部分白天放上桌椅吃饭起居，晚上搭上地铺给阿毛父母睡。阿毛的父亲30多年前支内去了新疆，近几年才带着阿毛娘和尚在襁褓中的阿毛回到上海，在路口摆摊修自行车谋生，阿毛娘则在附近饮食店里烧锅洗碗。
生计虽然艰难，但人总得顺着生活的轨迹走下去，直到那天阿毛的父亲突然一头栽倒在街沿，几个小时后在医院里过世，死亡诊断是脑溢血。戏剧性的是，就在第二天，街道里贴出了拆迁通知。整个大田路上所有的老旧里弄房子连同部分居民赖以为生的小店铺将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体现现代化城市面貌的高楼和绿地。阿毛家的房子是私房，产权属于奶奶，按照动迁条例，可以分到26万动迁费。奶奶现在因为肺炎住在地段医院里，病情危重，神志昏迷，来日无多。为了这26万动迁费的继承问题，阿毛叔叔婶婶和阿毛娘已经争吵过许多次，甚至动起了手。在我们的登记册上就有两次这家人的验伤记录。阿毛母子现在只能睡在已经被拆了一半、无水无电的饮食店里。
按照继承法由阿毛父亲和阿毛叔叔平分奶奶的遗产。虽然阿毛父亲先于奶奶过世，但阿毛娘和阿毛可以继承父亲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不过阿毛的叔婶底气非常足：阿毛娘和阿毛的父亲没有领结婚证，因此没有继承权。而阿毛出生在外地，既没有出生证，也没有在上海报上户口。换句话说，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阿毛父亲的亲生儿子，阿毛叔婶就可以得到全部26万元动迁费。对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值得拼死去争的巨款。
我拔出针头，拿一个棉球压在伤口上，曲起阿毛的手臂，让他自己用大拇指压住。小孩在吴阿姨的带领下不声不响地拖着过大的拖鞋踢里踏啦地往外走。
我把标本注入试管的时候，梁凉打开房门大步走到空调下敞开制服的衣领对着出风口猛吹，嘴里不停地说：“热死了！热死了！”
“他们已经走了吧？”我问。
“是呀。烦死了！吵死了！”
我说：“你声音才是最响的呢。我在这里听得清清楚楚。小心人家投诉你。”
“不这样怎么让他们住嘴呢？”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他身材精瘦，头发剪得短短，任何土气的警服只要合身地贴在他身上，便象被注入了鲜活奔放的生命，显得光彩耀人起来。他的脸长得过分秀气，有一双柔软丰润的嘴唇，在警校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被嘲笑象女孩子。不过要是据此以为他是个性格象女子般温柔的可人儿，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办事非常干脆利落，不带“个人色彩”，既能赤手空拳打趴下三个小流氓，也能在关键的时候大吼一声震住全局。
“我看见那两个女人就讨厌！”他掀着衣领继续享受空调，“唧唧喳喳吵个不停，有什么可吵的？不就是钱吗？还是那个男孩子不声不响地，比较讨人喜欢。”
我笑道：“有哪个女人你不讨厌的？”
他摇摇头说：“反正这个是讨厌到极点了！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不要再见到他们了。现在拆迁户纠纷是社会治安的重点，否则我才不会去管这个事情呢。我宁可去蹲点抓毒犯。”
我说：“等我拿到那老太太的标本，鉴定亲缘关系，下了结论，你也差不多可以解放了。”
他在实验室的水龙头下冲了一把，转过头来问我：“有没有毛巾？”
水珠凝在他微黑的皮肤上，润湿了他的双唇，在室内的灯光下，唇纹细密柔和，如凝露般闪着淡淡的诱人的光彩。
“你他妈的傻愣什么呢！”他的胳膊越过我的肩膀，从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在脸上匆匆抹了几把，拍拍我的肩膀说：“那，我先走了啊。”
我回过神来，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我也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少些“个人色彩”。我怎么就老是做不到呢？还是他的唇太诱人？
第二天我到地段医院去取阿毛奶奶的血样标本。我这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阿毛叔婶的狡黠：阿毛奶奶在前天便过世了。阿毛叔婶可能暗中串通熟人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殡仪馆把她火化了。昨天他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依旧和阿毛娘吵吵嚷嚷，然而就在我抽阿毛的血的时候，关键的可供比对的另一份DNA正在化为灰烬。
这是一件民事纠纷，不是刑事案件，尚未进入正式民事案件处理程序，阿毛的叔叔没有义务提供DNA样本。即使居委会的吴阿姨愿意代替不识字的阿毛娘委托律师起诉，在通过正常途径拿到阿毛叔叔的DNA样本前，大田路的房子早就被拆平，拆迁费也早就到了他口袋里，要从他手里弄出钱来给阿毛母子，将是一个更加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那该怎么办？”梁凉几乎是冲着我的鼻子在吼。
这次我没有被他的唇迷惑得失去理智，立即指出他的出路：“你可以以负责治安的刑警的身份，配合居委会干部再次调解他们的纠纷，多多少少让那家人出一点钱给母子两，这样在母亲找到工作以前有钱租间房子住，两家不再吵闹，去除治安隐患，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那么这个孩子应得的就这样被别人侵占了？”
我两手一摊：“你觉得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会松手漏出一半钱来吗？”
他右拳击着左掌，在屋里来回走动：“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那个孩子和他妈妈，这么热的天连澡也洗不上。”
“只要他们不要生出刑事案件来，就没你的事情了。”
“这对那男孩来说太不公平了。”他走回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说，“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比对么？头发？”
“老太太睡过的床早就清理过了。”
“那小孩的叔叔？”
“他现在很警惕，更何况你偷到的头发如果不能证明是从他身上来的话，即使进入民事审理程序也不能用作证据。”
“啊！麻烦呐！”他继续在我面前来来回回地走动，“怎样才能最快地弄到一个能证明是来自他们家人的可以作DNA比较的标本呢？即使不是真的靠它上法庭，至少要弄到这样一个标本，我们代表阿毛和他们谈判的时候手里才有牌可打。”
他来来回回地走，我的目光不知不觉地又聚在他那迷人的唇上。他突然逼近我，那双丰润的唇急速接近我的脸，把我吓了一跳，在他开口前我失声叫道：“啊！嘴唇...”
“嘴唇什么？”梁凉不解地问。
我自知失言，憋红了脸，磨磨蹭蹭地说：“嘴唇...嘴唇印子，那个，上面有脱落的上皮细胞，里面有DNA。”
他转了转眼珠，一本正经地说：“你不会是叫我去拿个猪蹄给那老头啃，然后把猪蹄拿回来找嘴唇印子吧？”
我差点笑出来：“对！可以找人拍下老头啃猪蹄的样子，再拍下这只猪蹄，那么就可以证明唇印是这老头的...你觉得这能成功吗？”
他皱了一下眉，嘴角一撇说：“那样的话－－－找到猪的DNA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找到他的DNA吧？”
我点头：“明白就好。”
梁凉又竖起一支手指说：“我突然又想到了另一个人！他的女儿，那个男孩子的堂姐！”
我嘲讽道：“对！你可以走在路上，突然抱住她吻一下，然后立即用塑料薄膜在自己嘴上按一下，取到唇痕，就象我们取指纹一样。”
他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嘲讽意味，兴奋地打了个响指：“对！还可以找人把这个过程拍下来！”
我加上一句：“还有她赏你一个耳光的镜头作为结尾。”
“呵呵，”他朗声笑道，“我会跑得象只兔子一样快，她根本打不着。不过你说的这个塑料薄膜怎么用呢？会不会印不出来？”
我心里突然一动，装作犹豫的样子说：“我也不知道呀。要不先试一试？”
他果然中着，毫无防备地问：“你这里有吗？”
“当然有呀！”我弯腰从第二个抽屉里取出一卷薄膜，剪了一片，拿在手里给他看。他端详了片刻，把嘴唇贴近了薄膜。他呼出的热气在开着空调的实验室里迅速冷却，在薄膜上结成细细一片烟霭，随着他呼气和吸气的节奏，白色的烟霭的范围扩大，缩小，然后又扩大。
我按奈住犯罪的悸动，假装认真试验的样子，顺手握住他拿着薄膜的手腕，心跳着，拨开他的手，轻轻地在他的唇上触了一下，然后把他的手腕往他脸上靠去，让薄膜贴住他的嘴唇。在透明的薄膜下，他那柔软的嘴唇被压平，细细的唇纹密集在一起，在我放松手的时候又展开。我观赏着他的嘴唇的柔软，弥补刚才匆匆忙忙的那一下所不能尽赏的内容，满足地缓缓吐出一口气。
梁凉对着光线观看唇纹的形状，回过头问我说：“就这样？”
我尽量放松声音说：“对，就这样。”
“很容易呀！”他朗声笑着说。
我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呢！”
“哎，你帮我帮到底，替我拍下这个过程吧！”
我立即说：“不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还是另外找人吧。我们实验室的小李怎么样？他挺喜欢拍照的，而且会用DV。”
“好呀。他人呢？”
“在办公室。”
“那我去找他了。谢谢！”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虽然我知道他的唇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那个女孩，可是要我看着他吻别人，即使知道只是为了得到一个DNA样本，也会使我心里不适。我另剪了一张薄膜，放在样本袋里给他。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怅然地抚着自己地嘴唇，目送他一阵风般远去。这时我注意到他遗落在实验桌上的印有我和他共同的唇痕的薄膜。我见四下无人，用镊子把它夹起来，嗫手嗫脚地贴上一张透明胶纸把它固定住，然后偷偷夹进笔记本。
“猎唇行动”可以说完全无用也可以说大获全胜。虽然在实验室里谋划、练习过，梁凉追到了那走在路上的少女面前却没有勇气去吻，让手持DV等在路边的李斌干着急了一阵。但是阿毛的姐姐通过这件事情感觉到了警方维护公正的决心，幡然悔悟，主动提出提供DNA样本，并且私下表示相信阿毛确实是大伯亲生的儿子。于是阿毛叔叔婶婶家的防线逐步崩溃。通过几次艰难的谈判，事情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动迁组改动迁费为两套面积相等地段相仿的动迁安置住房，两家各自分得一套。这件事情的完满解决，作为警民联合办实事、消除当前社会环境下代表性刑事案件隐患的典型，得到了上级的表彰。
不过私下里，为了“猎唇行动”，梁凉被副局长狠批了一通，连带着我和李斌也跟着一起挨批。
“DNA？证据？你们当这是什么？DISCOVERY节目？”他不满地说，“证据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当然不能！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群众，细致地观察，做足思想工作。”他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吐出烟圈说，“明白吗？”
“明白！”我们一齐大声回答。
副局长抽了几口烟，突然转向梁凉问：“你小子，为什么准备好了又打退堂鼓呢？”
梁凉双手放在背后，两眼平视，大声回答：“报告，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缺乏心理准备！”
副局长低头皱眉抽着烟，重复了一句：“第一次？”，提高音调又说：“第一次？”终于忍不住地笑了出来：“你小子！别装工业酒精－－甲醇（假纯）啦！你从来没有过吗？那你可得努力了！”
梁凉无奈地再次大声回答：“是！”
我们走出副局长房间的时候，李斌悄悄问：“咦，你怎么会是第一次呢？你不是练习过吗？”
梁凉咕哝说：“那是朱夜呀！只是练习呀！”
李斌吃吃笑着说：“那么你的第一次实际上是朱夜喽？呵呵呵...”
梁凉着恼地说：“什么呀！那是为了学会用薄膜呀！你呀！你笑什么呢！给我站住！”
看到他们追逐着冲出走廊，我满足地抚摸着口袋里的笔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