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说吧，”我讨厌把时间花在这种人身上，“你到底有什么事。”
      “道歉。”他突然异常认真地望着我，“我要为自己那天的无礼向您说声对不起，那是个误会，现在搞清楚了，我……弄错了一些事。”
      “哦，主啊，”我不客气地大笑起来，“太好了，上尉先生，您真是太慈悲了。那我可不可以请您立刻开张通行证，我要去看望我的母亲。”
      “抱歉，您哪儿也不能去。”
      早就知道了——我从牙缝里哼了一声：“你果然是个虚伪的家伙！”
      身后的多利奥小姐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波特曼上尉却轻轻地笑了。
      “跟您说实话吧，伯爵先生，其实就是我关照过他们，千万不要让您有机会去远一点儿的地方。”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让自己的拳头打到他脸上。
      “为什么？我又不是你的战俘！”
      “您的确不是，可您是个危险分子！我想提醒您，在这里最好乖乖的，不要再犯错，如果您的人道主义精神过于泛滥，那对于您和您的亲人都是很危险的。”
      “你威胁我？”
      “我的法语很标准，这是‘提醒’。”
      “你到底想怎么样？要钱？还是根本看我不顺眼？直说吧！”
      “哦，您的脾气真的不太好，伯爵先生。”他微微皱起了眉头，“我记得音乐家都是很有涵养的呀。”
      我必须立刻结束这种谈话！
      “上尉先生，”我黑着脸嚯地站起来，“如果没有什么事，请您回去吧，我得练琴了。”
      客厅里再也不能伪装出和平的气氛，可怜的利奥小姐已经紧张得快要昏过去了。
      波特曼上尉用高深莫测的眼神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挑高了眉毛，端正地戴上帽子，慢慢走出了客厅。只是在拉开玻璃门的那一刹那用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眼睛里浮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得意和兴奋。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每个人都得继续生活。
      我没办法摆脱随时跟在身后的“尾巴”，只好减少出门的次数。好在他们除了监视意外，也没干其他的。我叫玛瑞莎尽量少和我接触，因为怕他们对她产生更多的怀疑；不过西蒙和拉丰倒是经常来看我，我在琴房里为他们弹一些轻松的东西，同时打听外面的情况。
      “一切正在恢复。”西蒙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到，“不管怎么样，社会还是需要警察、消防队员、医生、工人、银行家、律师……还有其他各行各业，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这些工作都得听德国人的。”
      我在手指在键盘上划过，《鳟鱼》的调子一贯都是如此适中甚至带着一点很悠闲的味道，连带着我的表情看起来也似乎不那么烦恼：“征服者需要粉饰太平，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包括我们。”西蒙自嘲地笑了笑，“毕竟我们还是在枪口下过日子。”
      拉丰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感触，倒是对我的近况的一直很担心，“最近怎么样，夏尔特？他们还没走？”
      “在这附近生根了。”我一点也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只要我没动，他们就可以蹲在那儿像几棵大树桩。不过玛瑞莎说她附近的暗探都已经减少了，有时甚至会一整天都没有动静。”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
      “但愿如此。”我可没他那样乐观，谁知道尊敬的波特曼上尉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你打算怎么办，夏尔特？”西蒙认真地看着我。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了停顿中，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等待什么呢？等他放过我，等一切恢复，还是等战争结束？
      “我想先保持这个样子；当然了，我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的话。不过我还是要把银行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现在商店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照德国人的‘购买’方式，可能不久之后巴黎的日常供应就要开始短缺了……还有就是把玛瑞莎接过来住，听说她家附近那个犹太人的大房子被德国人占了，我担心那里不安全。”
      西蒙和拉丰对此也表示同意，可是对我的消极态度却不赞成：“如果他们始终这个样子呢，你难道一直呆在屋子里吗？”
      “对，应该做得更正常一点，或许就像从前一样。”拉丰笑着想了想，“去玛索林荫道上的那家咖啡馆怎么样？我听说勒内先生已经重新开业了，而且摆上了红、白、蓝三色花。”
      “还有下午的小提琴表演，索非亚总是拉〈马塞曲〉。”
      “好姑娘！”我忍不住也笑了。
      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切都是温馨的。
      我坐在“船长”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品着一杯南山，西蒙和拉丰则点了同样的法式牛奶咖啡。这里临街，可以看到笔直的大道和茂盛的梧桐树从我们身后一直延伸到街角，阳光从雨蓬上透下来，变得柔和可爱，淡淡的光辉笼罩在每张桌子中心的红、白、蓝三色蝴蝶花上，让它们隐隐约约也显得那么圣洁。
      勒内先生的大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雪白的衬衫、黑色的领结和苏格兰格子花的围裙是他永远不变的礼仪，当他为我添咖啡的时候总是微笑着低下头，问上一句：“味道怎么样，伯爵先生。”
      “好极了，只有您才能煮出这样的咖啡。”
      在我照例回答之后，他漂亮的大胡子翘了翘，裂开嘴笑了，不过随后就皱着眉头：“可能您不久之后会很难喝到这样咖啡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该死的配给卡。”
      他带着隐藏的愤怒回到了柜台前。
      西蒙和拉丰告诉我这位倔强的老头最近恨死了在这条街上巡逻的德国兵，他们一来他就把留声机里的唱片换成《英雄交响曲》，并且倒掉正在酒精灯上煮着的咖啡。
      “德国人没找他的麻烦吗？”我很担心，“他们的脾气可不好。”
      “至少现在还没有，”西蒙耸耸肩，“看得出他们想在法国粉饰太平，对这种小小的抵抗行为仅仅是嗤之以鼻。”
      看上去是这样，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两个扛着步枪的德国士兵正望着我们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不可否认，与最初的那段时光相比，他们已经变得彬彬有礼，就像常来拜访的邻居，连很多法国人也逐渐放了心。
      “他们看上去挺老实，对不对？”拉丰用讥讽的口气说，“或者只是摆出一副最能体现占领者优越感的架势！”
      “您说得真是太正确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毫无预警地从旁边插了进来，我们大吃一惊，转过头便看见一个戴着棕色礼帽的男人坐在邻桌冲我们微笑着。
      我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而西蒙却惊喜地叫了出来：“戴斯先生，天哪，您怎么在这儿！”
      他走过去亲热地握住那个人的手，客气地寒暄着，然后拉着他走了过来：“夏尔特，拉丰，你们一定还没认出雷蒙德·戴斯先生吧？夏尔特，别告诉我你忘了四年前是谁出版了你的《雏菊》。”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这个中等个子，留着胡须的男人是法国最有名的音乐出版商，我第一部歌剧的大力提携者。
      “您好。”我有些窘迫地微微低下头——他发福了，而且留了胡子，我是一点儿也没认出来！
      “真高兴见到您，伯爵先生。”他毫不介意我的“忘恩负义”，“我一直在想跟您谈谈关于那部《华伦沙夫人》的事情。”
      我很委婉地告诉他在目前形式下一切都不可能了。
      “难道您也认为战争结束了？和其他人一样，您也认为是德国人赢得了最终胜利吗？”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火焰的颜色！
      “不！当然不！”拉丰冲动地叫起来，“这是卖国贼的想法！我们可不是赖戈尔！”
      这个富态的商人露出了高兴的表情，却压低声音：“请你们相信我，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说话的，我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总有一天我们会转败为胜……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单枪匹马……因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我们三个人的脸色一下子都变得刷白——是的，这段话我们听过，不，应该是说每个有骨气的法国人都听过：六月十八日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讲，地下抵抗运动的宣言！
      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把眼角的余光扫向对面的敌人；他们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戴斯先生一定也参加了抵抗运动，而且正在为此奔走！我第一次钦佩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现在决非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而是勇敢的战士了！
      我和拉丰他们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微笑。
      “您需要合作吗，戴斯先生？”我掏出纸和笔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欢迎到我家里来详细谈谈。”
      西蒙和拉丰也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出版商的脸上浮现出红润的光泽，他小心地把这几张纸收进口袋里，并且在外面拍了两下：“太感谢了，先生们，你们都是真正的法国人。哦，伯爵大人，请相信我，您的作品很快就能出版了，这次我们的合作会像上次一样愉快。”
      我相信许多人都不会拒绝他，他的语气反到让我们感到很局促。
      “哦，对了，先生们，在下个星期，玛内夫人要举行一个舞会——就在美丽的莫里斯·巴雷斯大街的大公馆里，对，就是看得到布洛倪林园的那幢房子——伯爵大人，您是巴黎音乐界有名的人物，还有吕谢尔先生和麦伯韦西先生，你们是重要的剧团经理人，一定会受到邀请，希望我在那时能再见到各位，我们可以安全地聊一聊。”
      “玛内夫人？”我一向和这个附庸风雅的交际花没什么交情，“这个时候她竟然要开舞会？”
      “是为她的新情人，听说是德国参谋总部的一个将军，所有的亲德分子都会去，还有法国文化圈里的名人——我猜是为了试探咱们的反映，那里比外边的盖世太保少多了。”
      原来是这样！
      我想了想，决定暂时在表面上缓和一下自己和占领者的矛盾，这样或许能为我和玛瑞莎争取一个宽松的环境：“好吧，戴斯先生，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邀请，那一定会去的。”
      巴黎的日常供应正明显地陷入了困境，食用商品少得可怜，油脂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土豆、猪肉正在从我的餐桌上减少；多利奥小姐常常为了一点晚餐拿着配给卡排几个小时的队。
      为了筹到更多的现金度过这个艰难的岁月，玛瑞莎的父母卖掉了房子，带着约瑟住到了巴黎远郊，而把女儿放心地交给了我。
      “您会好好照顾她的，是吗，伯爵先生？”这个戴着眼睛的斯文的老教师信任地看着我，“我们认为在您这里她可能更好些，当然了，这样说可能很失礼。”
      “一点也不会，吉埃德先生。”我其实很高兴，“我是玛瑞莎的未婚夫啊，这也是我的责任。”
      “我们很盼望你们尽快完婚，可是现在的情形很难说。如果有可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回阿曼德庄园，就在巴黎举行婚礼。”
      “我想现在也许只能这样，但是我必须接母亲上来。”我觉得再拖下去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好，这个时候也应该下定决心了。
      他放心的点了点头，又和我聊了几句就起身告辞。
      于是玛瑞莎便住到了我身边，带着她异常简单的行李。
      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之所以要离开巴黎市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约瑟会惹事，他最近和同学们老是找德国兵的茬儿，向他们作鬼脸，扔石块儿什么的。
      “这样下去准会出事的！”她皱着眉头说。
      我想起了那天这个男孩儿和一帮小伙子向德国人挑衅的情景；其实侵略者在进驻这里的几个月中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在小巷中被捅上一刀，被砸开脑袋，在色情场所里被勒断脖子……我相信约瑟也干过同样的事。
      吉埃德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毕竟只有17岁，可是德国人一旦发现，可不会管这些。
      “别担心，在乡下他会冷静一点儿。”
      我的话安抚了玛瑞莎，她平静地住了下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惊讶地发现，原本文静的她竟非常勇敢地承担起了一个主妇的职责，把我这所房子里的日常家务料理地井井有条，甚至用少得可怜的材料做出一顿顿美味的午餐和晚餐，让多利奥小姐也赞不绝口。这或许就是一个平民姑娘和一个千金小姐的区别，她们即使有着相同的美貌，可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前者便显示出巨大的勇气和才干。我再次庆幸自己没有被财富和血统蒙蔽了眼睛，而母亲显然也是个非常明智的人。
      这天早上，我呆在琴房里弹奏美妙的《月光》，玛瑞莎静静地把头枕在琴盖上聆听。这是她最喜欢的钢琴曲，也是我最熟练的；是为了她而特别练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