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涨幅快赶上楼市,结个婚穷三代!,。 婚庆鞭炮的硝烟慢慢散去,张湖夫妇回到屋里没有一丝睡意。儿子娶了媳妇,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但这个甘肃大山里的家庭,因儿子的婚姻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
老张家境一般,15万元光利息就要花掉他打工年收入的一半。年前他曾经和亲家商量,彩礼能否分期付款。女方家长从嘴里挤出一句话:“你以为买房呢。”无奈之下,张湖只得借钱给女方凑足彩礼。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说,这几年,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
一个“买”字透出了“张湖们”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十五万,对于整天靠种地种菜为生的农村父母,这样的数字绝对是一个天价。没有钱,孩子的婚就可以不结了吗?大多数父母,都是非常善良老实的,为了儿子的终身幸福,即使舍了老命也得给为儿子把这个婚事办下来。靠微博的收入,难以支撑儿子的婚礼。身在农村的父母,只能挨家挨户的去借。七大姑八大姨,街坊邻居能开口的和不能开口的,为了儿子的婚事,农村父母真的是老脸都舍下来了。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将结婚钱准备下来,要是遇见要求高的儿媳妇临时加价,老两口的心情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一场婚礼下来,一对新人高高兴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身为男方父母,却要面临债台高筑的日子。原本就不宽裕的日子,更加的难以为继。我们都说爱情是美好,婚姻是让人向往的。如果身为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爱情和婚姻都要建在父母痛苦的基础上。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是不是值得呢?当然,作为女方父母,想给女儿争取最好的条件嫁人,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实际情况呢?看着男方的父母为了儿子结婚四处奔波,债台高筑。作为未来的亲家,恐怕也是于心不忍。
对于,农村彩礼居高不下的情况,在这里只想说应该将彩礼恢复到正常情况了。农村彩礼屡屡爆出天价,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我们彩礼价格情况,是不是应该结合当地的情况而定呢?身为农村人,本来收入就很微博。每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都剩不下多少了。还要给儿子攒钱娶媳妇,所以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女和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农村彩礼漫天要价的情况,是应该及时收一收了!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赵庄镇某村准新郎小海,疑因彩礼过重,在婚礼前20天喝药自杀,准新娘则因网帖传“骗婚”说,经受不住舆论压力而失联。
自杀准新郎小海所在的江苏丰县,彩礼的平均水准是10万元左右,除了彩礼,还有“三金”、衣服等礼物,还要盖两层楼,男方为了娶媳妇,一般要花费30万元左右。小海父母花了十四五万元为他盖了两层楼,给女方过礼8.8万元,加上买手机、衣服、箱子、“三金”、车钱、茶钱、节日送现金等,共花费近13万元。
▲“天价彩礼”到底有多贵?
眼下,在全国农村,男女青年订婚时,天价彩礼已经非常普遍:甘肃平凉,彩礼钱从5到20万不等;河南淅川,部分农村订婚起步价30万;山东菏泽,彩礼钱普遍要几十万,个别的达上百万……许多地方还有“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之说。动,指的是小汽车;不动,指的是楼房;万紫,指的是一万张五元的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百元钞票;一片绿,是要外加若干张五十元的钞票。这么一算,没个几十万是下不来的。
在河北,一些地区流行“新三金”——三斤百元人民币,约14万元;在河南项城,除了9万9礼金外,还有“离娘费”,男方还得凑一堆吃的用的:
6只鸡、6条鱼、6条烟、6箱酒……在甘肃平凉,彩礼一路飙升到十七八万,而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小赵,今年26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对象,虽然还没订婚,但家里已经盖好了新房,“已经准备了20万了,一点点攒的”。
订个婚就要花几十万,虽然男方不情愿,但也没办法。按王营村前书记王大叔的说法,不管男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彩礼钱,有得给,没有,想办法也得给。
22岁的小梁,结婚刚20多天,彩礼钱花了30多万,“车20多万,房子三十多万,彩礼钱二三十万,加起来100多万吧。”
虽然小梁的父母一直在外做生意,有些积蓄,面对上百万的花费,家里还是有点捉襟见肘。
郓城县王营村村民老王,儿子今年30岁,之前也托人介绍过对象,后来几十万的彩礼给了女方,没成想没几天人家就带着钱跑了。如今家底空了,一屁股债还没还完,找儿媳妇只能再等等了。
郓城县婚姻登记处马主任分析彩礼越来越高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跟风,二是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竞争就再所难免,在女方市场之下,女方家长往往持观望态度,男方只能被迫在彩礼上不断加码,三是在外打工的挣了钱,也有显摆的成分。
每逢春节,农村都要忙着订婚、结婚。原本是喜庆欢乐的好事,可彩礼却成了不可言说之痛、不能承受之重。据了解,目前在部分农村婚嫁成本费起步价平均达30万元,而由“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让人痛心疾首。
天价彩礼对家风、村风、民风的破坏远超想象!
1、因婚返贫
在合水县吉岘乡,一名30岁男子的话引人深思:“前几年,彩礼低的时候没有趁早结婚,本来打算到外面打工挣钱结婚,结果一年出去拼死拼活挣了两万元,回来发现彩礼也跟着涨了两万元,弄啥哩吗?打工一年算是白弄了……”
2、诱发“闪离”
来自正宁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准确数据,2013年,登记结婚2422对,办理离婚195对;2014年登记结婚2175对,办理离婚237对。“因为赶着在腊月结婚,男女双方相互之间根本不了解,‘闪婚’之后的‘闪离’问题日益突出。”正宁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说。
3、索回彩礼案件上升
记者了解到,和最近几年彩礼高涨的曲线相同的是,农村离婚案件的数量也在一路高涨。来自正宁县法院的数据显示,2011年离婚案件291起,2012年高达523起,这些案件中,因男方讨回彩礼不成而产生的纠纷不在少数。
4、让人震惊的血案
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地区因为高价彩礼而闹出的命案也屡见不鲜,今年1月19日深夜,庆阳市合水县发生一起灭门惨案,一家4人被杀害。2013年12月19日,酒泉男子王某某因协议离婚时就彩礼退还问题未达成协议,到武威凉州区的岳父家索要9.8万元彩礼时双方发生争执,王某某持刀杀死岳父。
要看到“天价彩礼”多发生在农村,去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甘肃庆阳、平凉农村,娶媳妇彩礼动辄十万多元,个别的二三十万元。数据显示,2012年平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210元。这意味着一个当地青年农民,不吃不喝需要23年才能够攒够昂贵的彩礼钱。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嫁女儿养老的念头在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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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的圣诞节,陆元盛都玩得很“疯狂”。在这个34岁的北京白领看来,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春节日益临近。
单身未婚的“标签”让陆元盛在自己的家乡成为“有名”的大龄男。在陆元盛位于黄河北部的家乡,“大龄男”的身份让他的父母抬不起头,因为“大龄男”甚至会被指责为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在和记者交谈过程中,陆元盛又接到家里的电话,父母在电话中下“命令”——春节回家必须相亲。“他们已经订好了4场,其中有个离异的女人,大我3岁。”放下电话,陆元盛有些无奈地摸了摸头。
彩礼涨幅快赶上楼市
“没钱就没机会。”在陆元盛看来,这就是他至今单身的症结所在。
三年前的春节,亲戚曾给陆元盛介绍过一个他很满意的女孩,在他印象中,“女孩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不过,在不超过二十次的见面约会中,陆元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部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有好几套至今连名字都叫不全但一件上衣就要好几千元的服装。
“后来,我去提亲,却被拒绝了,理由是我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陆元盛摇了摇头,有些迷惘地问记者,“我还得多大方”?
在总结这段恋情失败的原因时,陆元盛想起一个细节,他和女孩曾聊过怎么办婚礼,“我当时说,我父母都是务农的,身体也不好,我不想再花他们的养老钱,我自己筹彩礼和婚礼钱。说完以后,我就感觉两人开始渐渐有些冷淡”。
那个时候,也就是2013年,陆元盛家乡的彩礼已经涨到了16万元左右,还有附带的车子、房子要求。“一旦男方年龄偏大或者有其他劣势,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这种提高彩礼会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陆元盛说,家乡还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后来,陆元盛在北京又认识了了一名女孩。这次,陆元盛学“聪明”了,不谈关于婚礼彩礼的事情,只是勾画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不过,左绕右绕,彩礼终究是回避不了的话题,“还好,这回不算‘狮子大开口’,女孩家要10万元,没要求在北京买房”。
“当时,我月薪6000元,再加上租房的开销,一年也就是一两万元的积蓄,如果完全由我自己出10万元,还真是困难。”陆元盛回忆说,“当时,朋友还给我出过很多损招,比如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当时我就回绝了。不过,朋友说,不少人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借钱,叫作“小利贷款”。
“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陆元盛说,后来算了算,“利息太高,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就在左算右算中,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女友给陆元盛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工作调整,我去深圳,后会无期’。”陆元盛说,当时他就蒙了,“难道又是‘彩礼惹的祸’”。
不过,陆元盛说,自己还算幸运的,起码还看得见曙光。
他告诉记者,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大概是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我有朋友甚至调侃,那边彩礼的增长速度和北京楼市有一拼”。
父母借钱父母还债
陆元盛的父母并非不想出彩礼钱,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通过电话,记者和陆元盛的父亲陆大力取得了联系。
“巨大开支”,这是陆大力对儿子结婚彩礼花费的评价。“我们这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为了给儿子订媒、结婚,一般要花十几年时间攒钱。”在陆大力看来,彩礼金额的直线上涨导致男方家庭负债累累,给儿子订媒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攒钱,婚后的债务更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不仅对于幸福生活无益,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他们的养老生活。
“我们一年收入也没有几万元,前年我和老伴接连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家里不能说家徒四壁,但也所剩无几。”电话里的陆大力总是在叹气,“孩子一结婚,老人的负担就重了。结婚前得盖房,盖房就得赊账,没办法。”
在陆大力的叙述中,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彩礼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这笔钱需要他们积攒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支付,这包括新房的布置、订媒时的费用。有些家庭为了给儿子结婚,负债累累,有的甚至结婚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还清。而且,儿子并不承担还款责任,不管是房子还是彩礼钱、结婚时的花费,全部都由父辈借、父辈还。
在记者走访中,持相同观点的父母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父母为儿子订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而产生的花费也应该由父母来承担,由此欠下的债务也应该由父母来偿还。
对于父母的“还款”,在北京工作的胡小凤是这样表述的:“我大哥结婚时,家里还凑合得起,房子是我爸找人盖的,订媒时的大礼也不多。等到二哥结婚的时候,我爸七拼八凑才把房子盖起来,还要给他订媒。家里没钱,没办法,我爸就去我二姑那借了1万元。”
面对“钱是谁还的、什么时候还清”的问题,胡小凤也用了“当然”二字,“我爸还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也得花钱。幸亏是向我二姑借的钱,我爸说慢慢还吧。那时候,我爸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在工地做小工,天天累得不行。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两年吧”。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杨英则更加辛苦,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了15万元的外债。
即便不容易,但在记者走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把为子女置办婚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子女未能如期订媒结婚,父母则会自认为是他们的“问题”,是父辈的“不称职”或“不误正业”造成了子女的婚姻困境。
“不仅我们自己这么觉得,周围人也这么觉得,这让我们的心理负担太大了。”陆大力说,他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10万元左右的彩礼,至少还要再借7万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对于彩礼,陆元盛还想过一个办法——分期付款。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女方家长顶了回来——“你以为买房呢”。
现在,陆元盛决定过完春节就换个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因为“没钱就更没机会了”。
“天价彩礼”怎么算
“天价彩礼”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记者得到的回答可谓是“惊人”。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被访者说——“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
地域是一些家庭评判彩礼钱的一个标准,很多家长会要求女儿不要找外省的对象。这其中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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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对彩礼形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讨论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许正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
家族长辈说:“按规矩,‘红单’签下去,彩礼的钱就必须一次性付清。”于是,在“红单”起草完,长辈尚未签字之前,女方家长给男方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