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迄今的两三千前中，发源于河套地区以种植小米开始进入农耕社会的汉族，是一个从西北向东向南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携带O3-M122的汉族，人口大量增长，从北向南向着整个中国大陆蔓延开来，与南方种水稻的O1-M119交融。
而这个过程中，两千多年间，又经历过几次因战争和饥荒带来的人口大迁徙，大规模的有三次：即发生在晋时的“永嘉之乱”，那次的迁徙，到了南朝刘宋初年时，南渡人口已达到90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1/6；第二次，是发生在唐末的“安史之乱”，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第三次，是北宋的“靖康之变”，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人们判断，当时南迁的中原汉人，男性多于女性。这个民族迁徙与融合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汉族男性娶了土著的南方女性为妻。用李辉的简洁说法：在南方混合进南方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两个地区是浙江和广西。浙江汉人混入本土越人的成分大约1/4-1/3。广西某些汉族群体则更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南方的若干著名的汉族人群，如客家人、潮汕人。
2003年，李辉、潘悟云等人曾对客家人做过基因上的测试，写成《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指出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基因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13%，类侗族结构6.8%。人们一直在说，客家人是从北方中原移居过来的，这从基因上得到了证实。当然，这个迁徙不是一次完成，中间又渗进了不少当时地处湖南湖北的苗瑶语族人的血液。
那么潮汕人呢？最近也有研究论文出来。由许丽娜、冯国英等人写的《常染色体STR的证据支持潮汕人的中原汉族起源》一文就是讲这件事的。文章说，潮汕人与闽南人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而今天福建的汉族，“在父系方面几乎完全来自北方，母系方面明确来自南方的成分也很少（大部分是不明确来源）。广府人父系方面80%以上来自北方，母系中也不低。所以全国汉族的遗传一致性是相当明显的。”李辉说。而更早在福建居住的百越族群，在今人的基因中完全看不到了，这恐怕是汉代的强制移民的结果。这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民族融合的另一面。
这里多谈一点南方汉族的语言。人们都觉得福建汉族的方言最难懂，广东人的粤语对许多人来说也如同一门外语。而李辉说：福建的方言来自于太行山两侧的上古汉语方言，又在福建孤立发展了这两千年。广东话主要来自中原西部的中古汉语，可能更接近长安音。“这些都是汉语内部的流变。语言的分化和遗传的分化是不同的过程。”
（我的点评：够颠覆，福建话和广东话也是北方话。想想去年春晚里遭调戏的福建话，还有这几天网上很火的南普“蓝瘦”和“香菇”。）
为了更好参与“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团队成员每人都测试了自己的基因。李士林是纯粹的北方汉人，携带O3-M122，不过，他母亲是满族人，祖籍浙江的金力发现自己带了古越人的M119，而原以为是土生土长上海人的李辉，带的是一个很罕见的类型，M164，属于侗傣语族，只在老挝发现过。
今天走在上海的街头，熙熙攘攘中你可以听到各地的口音，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一点不错。只不过，有谁会从李辉脸上那两条弯下的眉穹中，看出他遥远的与云南傣族同源的血缘？
（我的补充：李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我的Y染色体上看到，我的Y染色体是O1型，它的根是在北部湾沿岸，海南以西那一部分。O1的发现能追溯到两万多年前，大概是到了一万多年前的时候，就扩散到了广东、台湾、福建这些地方。到了8000年的时候开始到了浙江、上海。我的O1型的Y染色体大约是七、八千年前到达上海的这一批人的类型，使上海原住民的类型。所以我的历史是在一万多年前在广东，到了八千年前到了浙江、上海。）
宁夏人谭婧泽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虽然她的普通话中还略略带一点西北口音。当年潮汕人迁居到南方时，要克服相当大的不适应，“北方来的中原汉族人群在迁到南方定居以后，在人群基因库对于环境的巨大差异的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代谢的不协调。在潮汕地区某些疾病的高发可能就是这种不协调的结果……”许丽娜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不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谭婧泽适应得很快，“我现在也不太吃很辣的东西了。要听懂上海话，半年时间就够，当然现在讲上海话还不行。不过，在复旦，大家通常也都不讲上海话，都讲普通话”。
实际上，在今天的上海，川菜、湘菜相当流行，上海人也不热衷吃“本帮菜”，倒开始吃辣的了呢。
我们从哪里来？这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在搅动着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我们往哪里去，似乎已经看得清楚。用金力的话说：“再过二百年，我们肯定都混合得都一样了。”